九月初的温哥华，小学、中学和大学几乎同时开学。家附近那所中学门口，每到上下学时，总会挤满学生：有人用英语交谈，也有人用中文、旁遮普语、韩语或阿拉伯语互相交流。
今年，来自中国的小留学生明显减少。经济放缓、签证政策收紧，加上国际关系的变化，使那股曾经汹涌的留学潮逐渐退去。即便如此，他们仍格外引人注目；在这些行色匆匆的身影中，总有一些孩子将会迷失在异国他乡。
每次路过那所中学，我的脑海里总会浮现几张熟悉的面孔：已经搬离的邻居Y，她的儿子，以及那位曾被Y收留的女孩G。
大约四五年前，因与Y的交往，我对中国小留学生及其父母的生活有了些许了解。
Y年逾四十，不通英文，带着十五岁的儿子从北京迁至温哥华，而丈夫则留在国内继续打理生意。她虽未受高等教育，却凭借勤劳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在她的朋友圈中，子女的未来始终是绕不开的话题。对于许多中产家庭来说，将孩子送出国读中学已成为一种常见选择：有人看重国外教育环境的宽松与多元，有人青睐宜人的空气与舒适的居住环境，也有人坦言，与其让孩子在国内为高考拼杀，不如尽早为他们开辟另一条发展路径。
Y的儿子学业表现平平。她与丈夫商量后认为，与其让孩子在国内竞争激烈的教育环境中勉强前行，不如尽早为他提供新的学习和发展机会。通过中介办妥各项手续后，Y便带着儿子前往温哥华。起初，他们暂住在民宿里，一方面适应新生活，一方面考察房屋市场。Y觉得温哥华的房租高得惊人，与其长期租房，不如购置一套房子，既能安顿生活，也可作为投资。不久，她便购买了一套二手房，正好在我家隔壁，于是我们逐渐熟识。
Y依旧秉持典型的中国家长思维，认为这套房产地段极佳，属于学区房：离她儿子的中学只有三条街的距离，隔着一条马路便是一所大学，周围商铺、餐馆、码头和公园应有尽有。在她眼中，儿子的理想未来似乎已初见雏形，可她几乎从未停下脚步去问儿子是否真的想读书。
与此同时，十五岁的女孩G也被卷入了这股留学潮。G的母亲与Y多年来关系甚笃，在得知Y母子已在温哥华安顿下来后，也通过中介将G送至温哥华，并安排她寄宿在一对白人夫妇家中。后来得知，G在北京就读中学期间，学习成绩很差。
起初，G在寄宿家庭的生活似乎一切顺利，但很快便接连出现问题。她打架、逃课、无故离开住所，并逐渐结识了一群同龄小留学生，经常不接电话、深夜才回家，甚至有几次整夜未归，最终迫使寄宿家庭报警处理。
学校多次致电寄宿家庭，由寄宿家庭转告中介，中介再将信息反馈至北京。每一次沟通的语气都愈发急切，但都未能有效制止G的行为。后来才得知，她在外偷偷抽烟、饮酒，混迹于一些不明场所，甚至经历了堕胎。最终，那对白人夫妇选择放弃监护。根据当地法律，未成年人不得独自生活；若父母无法接回，政府必须介入安置。
一天，G的母亲从北京给Y打来微信电话，请求Y暂时收留G，并表示费用问题可以协商。她还承诺，两三周后就能办好签证来接G。至于原因，她只说寄宿家庭的夫妇与G合不来，并未透露实情。直到很久以后，Y才了解到事情的真相。
听到G的母亲的求助，Y犹豫再三，但碍于情面，最终还是答应了，条件是“只是暂时，一个月为限”。她一再向丈夫和儿子强调这一点，仿佛要把责任限定在最小范围内。
G第一次踏入Y家时，身上散发着淡淡的香水味，身材略显丰腴，头发染成金黄色。Y一边通过微信视频向G的母亲展示房间，一边细心地介绍布置好的床铺：新铺的床单整洁光亮，毛巾、写字台和梳妆台。
最初几天，G表现得十分规矩。无论饭前还是饭后，她总是轻声说着“谢谢阿姨”，顺手收拾碗筷。她与Y的儿子交流不多，吃完饭便各自回房。Y望着这两个青春期的孩子自成一片小小世界，心中不由涌起几分怜惜与理解。
然而，这份表面的平静很快被打破。晚饭后，G常以去同学家为由外出，直到深夜才归来；Y多次打电话过去，却无人接听。疑虑如阴云般在她心中一再积聚。终于，Y的儿子忍不住向她透露，曾看到G与他人吸食大麻，还听说她与陌生成年人进出廉价旅馆。听到这些，Y慌乱地敲开我家门，手上还戴着清洁用的橡胶手套，语气急促而颤抖：“G在外面那样……我该怎么办？”
我劝她：“让她妈立刻来接人吧，你一个人管不住她。”
Y点了点头，却始终无法舒展眉头。之后，她几乎每天都给G的母亲发微信，汇报女孩的近况：又逃课了，换了最新款的苹果手机，衣服也换成了加拿大的潮牌。Y忍不住问这些钱从何而来，G的母亲只是轻描淡写地说给了些零花钱，却未说明具体数目。至于何时来温哥华，她总有新的理由：孩子姥姥生病了，婆家有事，签证还在办理……时间一遍遍被拖延。
三个月后，枫叶铺满大地的季节，G的母亲终于出现。母女相见，却没有丝毫温情，女孩冷冷地站在一旁，母亲忙着替她整理行李。Y在G学校附近租下了一间地库套房（basement suite），请朋友过来帮忙搬家。搬家车缓缓驶离，G坐在车内向外挥手：“谢谢阿姨。”她的表情平静得近乎陌生，仿佛过去三个月的逃课、叛逆与焦虑从未发生过。
搬家后的最初几天，Y仍与G的母亲保持每日微信联系，但随着时间推移，信息变得零散而稀少。几个月后，Y得知母女已返回北京，急忙发微信，却发现自己已被对方拉黑。她愣在原地，心头涌起阵阵酸楚与迷惘，仿佛所有的努力与关怀瞬间化为虚无。她低声自问：究竟，自己做错了什么？
G的麻烦暂时告一段落，但Y的疲惫丝毫未减。她为儿子的学业忧心忡忡——成绩总是不理想，每周还需要请老师补两次英语，甚至曾试探性地问我是否能辅导。我婉拒了，因为我已看出他心思不在读书上。在我眼中，他是个好孩子：礼貌、嘴甜，典型的宅男，不惹事，但不是读书的料。这大概也遗传自父母。
每次去Y家，总能看到她的儿子盯着电脑屏幕，手握游戏手柄，目光专注而执着，与全球玩家在线对战，嘴里时不时冒出一些英文游戏俚语，其中有些我听不懂。Y坦言，儿子在北京时就沉迷网络游戏，为此耽误了学业。如今虽有所收敛，但依旧对书本不上心。她常常无奈地说：“送他出来，是为了有更好的未来。”话语中满是焦虑与无力。
我能够理解她儿子的世界。在陌生的语言和环境中，他孤独地摸索前行的方向。课堂上，他总是跟不上进度；课后，他也不愿翻开书本。相比之下，屏幕上的光影与声音更令他心驰神往。虚拟世界成了他的唯一舒适区，它既是暂时逃避现实压力的避风港，也是一片短暂的自由天地。在那里，他可以掌控节奏，与虚拟人无障碍地交往，暂时忘却现实中的孤独与困惑。
转眼间，几年过去了，Y的儿子终于从中学毕业，但成绩不足以申请大学，只能勉强进入温哥华社区学院（Vancouver Community College），学习汽车专业。Y一再强调“汽车专业”，试图安慰自己和别人，但我看得出来，她很失望，那所学校从好的方面看算是大专，从差的方面看就是技校。所谓汽车专业，其实是学习汽车维修。我安慰Y：在加拿大，汽车维修是一份体面的职业，收入甚至可能超过普通白领。然而，她心里的落差显而易见，对儿子的未来充满担忧，因为这一学历对她和儿子原本寄予厚望的移民计划帮助有限。
大约一年前，她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告诉我打算带儿子去阿尔伯塔省（Alberta），说那里移民更容易。温哥华的房子先租了出去，是否出售，还得看日后情况。
Y和儿子的离开，让我不由得叹息。许多父母总以为，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就像为他们铺就一条通往美好未来的道路。然而，现实往往比想象复杂得多。金钱也许能换来优质的教育资源，却换不来孩子内心的安稳，也换不来他们真正的成长与领悟。去海外读书，并非每个孩子都能适应。语言陌生、文化差异、学业压力，这些只是表面的困难。可以说，绝大多数年纪尚小的孩子一旦离开熟悉的家和朋友，孤独与不安便会悄悄钻进心底。压力累积、挫败感生根，最终可能演变为叛逆、逃避，甚至更深层的心理困扰。
说句刺耳的真话：除了极少数人，绝大多数孩子根本不是读书的料。即便是在小学或中学阶段，这一点也大多如此。孩子的天性千差万别，有的人在书本里找到了光亮，有的人却只能在实践中闪现才华。可我们偏偏用成绩、考试、文凭去衡量所有孩子，把天赋各异的人套进同一个模子里，这才是对他们最大的误读。
（修改于2025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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