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文专著《被忽视的中华民国》（作者中文译名韦唐仕 ）用史实证明，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是毛泽东趁日本侵华之机，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靠暴力、宣传加共特颠覆的。《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 （一九零五－一九七二）可与《震撼世界的十天》的作者里德（ 一八八七－一九二零）相提并论。里德是共产国际收买和利用的红色笔杆子，他罔顾事实地宣传不仁不义的列宁和“十月革命”与理想无关，是私欲的作用。
张威在专文《一九三六：斯诺赴红区采访的台前幕后》中则证实经济诱因是斯诺冒险去苏区的一个原因，这之前斯诺早已是共产国际间谍的亲密战友。但一直到美国的麦卡锡时代，斯诺才被公认为“共产党的走狗”、“卖国贼”、“左翼记者中最成功的一个”，他的报道“美化共产主义的罪恶”。毛泽东则说：“斯诺是为建立统一战线所需的友好关系扫清道路的第一个人，我们绝不会忘记这一点。”正是斯诺违背记者的职业道德伪造了毛泽东的光辉形象，硬是把一个史无前例的大灾星包装成了大救星。
里德在苏联死后，是三个受到苏共厚葬的美国共产党徒之一。斯诺则与史沫特莱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八八五－一九七零）一起成为中共发行邮票纪念的三个美国红色笔杆子。
斯诺还象里德一样也为苏共作过宣传，于一九四七年发表过《斯大林需要和平》。张戎夫妇的研究成果《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则透露，在莫斯科禁止毛泽东再接待斯诺后，毛泽东于一九四七年，派斯特朗周游列国，为他宣传。斯特朗遵命写作文章《毛泽东思想》和书《中国的黎明》，宣称毛泽东“用马克思、列宁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方式解决每一个具体问题”，“整个亚洲可以从中国学到比苏联更多的东西”，还断言毛的著作“完全可能影响了欧洲有些政府战后的模式”。
正是因为有这些洋奴才的存在，被正人君子视为赤匪的共产党才得以颠覆以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为宗旨，以宪政为目标的中华民国。介绍洋奴才的所作所为，是希望读者明白共产党的宣传多么狡猾，多么害人。
共产党的根源
《共产党宣言》于一八四八年出版。主要作者德国人马克思对世界充满仇恨。“我剩下的只有仇恨”之类的独白在其作品中屡见不鲜。与他一起在伦敦搞过第一国际的俄国同类巴枯宁（Bakunin）表示：“马克思是极度自大的，自大到肮脏和疯狂。”《共产党宣言》不是马克思的自由创作，而是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共产主义同盟交给他的任务。马克思靠恩格斯的协助才得以完成这一欺世大谎。《共产党宣言》蔑视天理人伦，把有产阶层视为敌人，号召用暴力剥夺私有财产，砸烂社会秩序，推翻现有制度。《共产党宣言》以“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游荡开始，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结束，对心怀不满的青年极具煽动性、诱惑力！《共产党宣言》蔑视人权，宣传暴力，美其名曰“革命”，自然会被正人君子视为祸害而遭到抵制。所以，马克思在伦敦死时，还是个不受欢迎的文痞。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共产党宣言》获得各国痞子的共鸣，导致共产暴力到处蔓延。一九一七年，以列宁为首的共产暴徒终于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篡夺俄国政权。一九一九年，列宁在莫斯科成立受苏共掌握的第三共产国际，企图颠覆别国政府，赤化世界。
中共聽命於莫斯科
列寧在莫斯科成立第三国际也即共產國際后，开始在各国秘密组建分部，妄图夺取各国政权。里德在同年成立第一个美国共产党。在中国，反传统反道德的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开始宣传外来邪说。一直到共產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后，荷兰共产党徒马林被派到中国，才于一九二一年召开了只有十五个中外共产党徒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三国际给中共提供经费不说，还给中共培训职业干部比如王明和康生。中国共产党也象美国共产党一样，从一开始就听命于共產國際。
在共產國際的领导下，各国共产党都在本国搞恐怖活动。比如，保加利亚共产党于一九二五年企图暗杀保加利亚皇室，造成一百多人死亡，然而保加利亚皇帝及其部长却得以幸免于难，诸如此类。德国纳粹、日本法西斯等的兴起与共产党搞无视私有财产、民族文化和国家利益的国际恐怖活动密切相关。
共产国际于一九三七年曾组织三千人的红色纵队前去西班牙支持西共的暴政。白求恩等外国共产党徒则在西共失败后到中国支持中共。
鉴于共产党在美国的违宪活动，里德被起诉后逃亡苏联。遗憾的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麦卡锡为代表的政要才得以逐步促使美国政府调查和清除红色势力。一九四七，杜鲁门总统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发表了对外政策咨文，声明：世界已分成两个敌对营垒，苏联的极权主义“危害着美国的安全”；美国要承担责任，通过经济和财政援助的途径，“支持各国的自由人民”，“采取果断的行动”来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浪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一九四九年宣布，美国共产党是“教唆人们以暴力推翻政府的阴谋组织”。美共转入地下，直到一九六六年，美共才在改头换面后，重新获得合法地位。美共从成立起一直接受苏共的经费，在一九八七年达到三百万美元。一九八九年，美共批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后，才失去苏共的经援。
在美国秘密加入共产党的也有华人比如冀朝鼎。这些红色华人都算共特，都暗中为共产党颠覆中华民国而出力。冀朝鼎于一九四一年被派回中国，成为中华民国财经界的要员，他利用其职务和地位，“为中共中央提供了许多重要经济情报，为解放区购买医药器械，掩护许多地下党员工作。”冀朝鼎一边领取国民政府的俸禄，一边破坏中华民国的经济，堪称民族败类。他的弟弟冀朝铸一九五零年回到大陆，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可悲的是冀朝铸也只能在美国才能出版英文回忆录《毛的得力助手》。这本书因不够客观，且无深度， 替自己说话而被平宽译室的主持人中断翻译。一九七零年，斯诺到中国为毛共的国庆捧场，在天安门上与毛匪亮相时为他们翻译的就是冀朝铸。一九七二年，尼克松到北京，周恩来身后的翻译也是冀朝铸，然而在中共发表的所有照片中，周恩来身后的冀朝铸却被抹杀了。这位毛助手九十年代还出任过联合国副秘书长。
一九四三年，斯大林为了与美国和英国联合抵制德国纳粹才宣布解散共產国际－这个违背各国宪法的国际恐怖组织。
共產恐怖組織没能颠覆美国和英国，但却趁日本侵略中国之机颠覆了中华民国。以三民主义为纲领的国民党及其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被以毛泽东为首的共匪赶到了台湾。共党霸占中国后，血腥整人运动不断，至少八千万大陆人死于非命。当台湾人可以象各国人一样在公园炼法轮功的时候，大陆人却会因为信仰法轮功而惨遭迫害，甚至被活摘器官以牟取暴利！
共產国际的各国成员对中共夺取政权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在中共当局对外国共产党员的态度上也可得到印证。比如，中共在一九八五年特别发行了一套邮票以“中国人民之友”纪念对中共贡献最大的史沫特莱、斯特朗和斯诺 。这三个红色笔杆子都为了共產国际在中国篡夺政权，颠倒黑白，抹黑民国政府，美化苏区共匪。与他们相关的扭曲真相的红色宣传品无数，其中以斯诺名下的《红星照耀中国》造成的效应最大。中共媒体宣称，它“一个月之内，五次再版，美国国务院把这本书列为是美国官员了解中国的二十本必读书之一”，凤凰卫视网站上还有文称“美国总统罗斯福因《红星照耀中国》 调整了对华政策”。
斯諾與讓他一見鍾情的海倫
一九二八年， 二十三岁的斯诺靠混船票跑到繁华的上海寻找出路。他很快成为听命于斯大林的共产国际间谍网罗的笔杆子。斯诺在上海的红色英文周刊《密勒氏评论》（一九一七－一九五三）上发表了不少报道，影响了不少读者，其中之一叫海伦（一九零七－一九九七）。
一九三一年八月，海伦到上海美国总领事馆工作，特意带着剪辑的一大本斯诺报道约见作者。对海伦的一见钟情让在上海的美国人中感到孤立的斯诺打消了离开中国的念头。海伦拒绝了斯诺的二十一次求婚，直到斯诺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书稿《远东前线》后，他俩才于一九三二年圣诞节结婚。
在民國為共產國際顛倒黑白
凤凰卫视的斯诺宣传片采访过的武际良在海伦百岁冥诞时发表纪念长文《绵绵不绝中国情》，其中表示，“海伦称：她和斯诺的婚姻在其存在的时期，是一个‘二人工作队’，一个‘工合’式的成就，而且为不少人和历史事件提供过动力”。“工合”全名为“美国工业合作委员会”，是在海伦的建议下由另一个国际共运成员路易·艾黎出面于一九三八年在中华民国成立的红色经济组织，打着迷人的旗号，暗中支持共党。海伦为此写作宣传品《中国为建立民主而奠基：工合运动纪实》。
一九三三年春，斯诺夫妇迁居北平。 不懂中文的斯诺从一九三四年初春至第二年深秋，应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梁士纯邀请，任燕大新闻系客座讲师，以教师身份搞红色宣传。而燕京大学本来是美国基督教传教团体依靠他们的财力和人力在司徒雷登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教会大学。就是说在与共产主义对立的教会大学，红色鼹鼠也能出任教职，宣传违背基督的邪说，可想而知红色势力如何无孔不入了。
共產国际为了阻止民国政府消除共产共妻的红色恐怖主义，一再挑动幼稚的爱国学生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将共产国际与民国政府的矛盾转嫁为中日两国的矛盾，混淆视听，欺骗民众。斯诺夫妇把中共地下党员撰写的《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译成英文，打印数十份，分送给驻北平的外国记者，通过他们制造国际舆论和压力。 在斯诺的家还密谋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具体步骤。海伦写了造成一百多人受伤的“一二·九”的系列报道，连续发表在红色周刊《密勒氏评论》上达半年之久。
参与“一二·九”的燕大学生黄华和龚普生、龚澎姐妹等都曾出入斯诺的家，都受到红色宣传的迷惑。黄华和龚澎于一九三六年，龚普生于一九三八年分别加入共产党。斯诺夫妇协助发起的所谓“一二·九”抗日救亡学生运动，导致一大批爱国青年象黄、龚一样误入歧途，成为马列子孙。对此武际良写道，“由于海伦当时表现得十分活跃，北平学界不支持学生运动的北大学者胡适曾在一次教职工会上诬称：‘这次运动是由斯诺夫人发起的，不是拿了莫斯科的钱，就是得了罗斯福总统的资助。’”
如果说鲁迅是宣传苏共的头号中文笔杆子的话，那么，斯诺就是宣传中共的头号英文笔杆子。也因此最迟从一九三三年二月起，斯诺就开始着手配合共产国际宣传鲁迅，准备翻译出版英译本鲁迅小说选集。鲁迅日记在二十一日记载：“晚晤施乐君。”
从一九三五年一月起， 斯诺就可能通过赛珍珠在她第二任丈夫主编的英文月刊《亚洲》上发表评论和译作，吹捧鲁迅。一九三六年五月，为了把鲁迅等文痞当作“现代中国文学运动”推向世界，斯诺在翻译姚克的陪同下采访鲁迅。同年由斯诺夫妇在杨刚等红色文人的协助下编译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一书，就在共产国际的老根据地伦敦出版。此书推介了以鲁迅为首的“左联”成员，包括杨刚的自传性小说《日记拾遗》。此前海伦就在杨刚的帮助下，以“现代中国文学运动”为名发表论文，推荐接受中共领导的红色笔杆子， 这篇论文作为附录编入《活的中国》。然而在红色中国，杨刚于一九五七年就被迫自杀身亡。
对《活的中国》斯诺在他的自传《我在旧中国十三年》中承认：“作为艺术，这本小书可能没有什么意义”。（《外国友人忆鲁迅》，第四十六页）然而当时鲁迅们“听将令”写出的宣传品让斯诺夫妇深受误导，海伦在回忆编译《活的中国》的体会时写道：“一个人只有亲身领教了这种严酷、落后、充满迷信与残暴制度，才能识别共产党人努力从基层改变中国的了不起的进步性。” 因此，武际良断定，“两个斯诺通过编译《活的中国》，为他们后来，为什么一定要冒险访问陕北，探索中国革命的真相，写作《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的思想背景作了铺垫。”
斯诺不仅积极配合红色势力颠倒黑白，吹捧鲁迅，还歪曲事实，宣传“共匪”，欺骗世人。
一九三六年六月，宋庆龄按毛泽东的指示，安排斯诺和马海德在假牧师董健吾带领下，通过张学良身边的共产党员刘鼎，违背国民政府的禁令，秘密潜入共产国际在中国割据的苏区。斯诺是第一个采访毛泽东的外国记者，马海德则是苏区的第一个外国医生，从此分别成为中共的洋鼓手和洋帮手。
海伦随后想到延安，但只抵达西安，于是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三日采访张学良后，在《密勒氏评论》等红色媒体上发表《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这之后又在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喉舌《中国呼声》上发表《东北军想打回老家去！》的宣传报道。对此武际良称，“这两篇文章的发表，最早向国内外公众透露出要求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呼声”。就是说，海伦不仅协助斯诺包装毛泽东及其共党，而且还参与共党为发动“西安事变”而搞的红色宣传。
一九三七年，海伦通过黄敬（俞启威）获知延安五月要举行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于是与去开会的黄敬于四月赶到延安。海伦象斯诺一样在苏区受到四个月的款待，采访了斯诺没能见到的朱德等共匪头目，补充了斯诺名下的《红星照耀中国》中的相关内容和照片。海伦在延安期间，又名“七·七事变”的“卢沟桥事变”发生。
海伦协助中共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迷惑世人，她还把毛泽东对她撒的谎以《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为题，先在北平出版的红色杂志上发表，后被巴黎出版的红色《救国时报》转载，为毛泽东误导国内外民众。海伦宣称，“显而易见，毛泽东是一位民族英雄，是中国的缩影。”
斯諾夫婦為毛澤東竊國撒謊騙人
毛泽东借斯诺夫妇传播了无数的谎言，眾所週知的有被张戎夫妇证伪的“飞夺泸定桥”和“红军长征北上抗日”。
毛泽东還此地无银三百两，居然表示，共產国际不是行政组织，除起顾问作用外无任何政治权力。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共產国际的一员，但决不能说苏维埃中国是受莫斯科或共產国际统治。除此之外，毛泽东还以被通缉之身大言不惭地宣称，“我们几万万的人民，一旦获得真正的解放，把他们巨大的潜在的生产力用在各方面创造性的活动上，能帮助改善全世界经济和提高世界文化水准。一个独立自由的中国，对全世界将有伟大的贡献。”
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四日起，斯诺的相关宣传比如《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会见》和由他拍摄的毛泽东头戴有红五角星的八角帽的照片等便在多家媒体发表。斯诺竭尽美化毛泽东，宣传共产党之能事。在中外地下共产党员比如曾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的邵力子的协助下，恶棍与匪区被漂白， 斯诺们以不同方式美化毛泽东和苏区，其中包括于一九三七年初，在北平出版发行《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和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自传》。
一九三七年十月，《红星照耀中国》也在伦敦出版。一九三八年二月就由地下共产党员胡愈之等翻译后在上海发行中译本。为了吸引读者，迷惑世人，改名为《西行漫记》。
斯诺的宣传在“西安事变”后，通过尾崎秀实在日本的半月刊《时事画报》上以《五千英里的大进军—中国工农红军北上记录》和《毛泽东自传》为题发表。
对此，张戎夫妇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写道，“斯诺写的一切都经毛细细过目，改了又改”。可是斯诺却称毛“绝没有审改任何我的东西”。“《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本在一九三七和第二年之交出版，影响了整个西方对毛和中共的看法”。不仅如此，“斯诺的书在中国激进青年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吸引了千千万万热血青年参加中共，其中有西藏共产党最早的成员。”
海伦撰写的《红色中国内幕》（又名《续西行漫记》）先被地下党员译成中文加以传播， 后于一九三九年在国外发行。为了混淆视听，海伦还用了匿名：尼姆·威尔斯。斯诺夫妇的红色宣传迷惑深远。外国人能被迷惑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中国人、中华文化充满好感，但缺乏了解，让洋鼓手能借机偷梁换柱获取他们对中共的认可。
这些借洋奴之手炮制的红色宣传品误导了中外无数的热血青年，让他们把“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王实味语）的共军占领区误作自由圣地而投奔 。斯诺们为中共迷惑世人，颠倒黑白，诋毁领导国军保卫中华民国的蒋中正起了难以估计的作用。
一九三九年秋，斯诺再次到延安采访毛泽东，并在报道中表示：“我再一次注意到他那不寻常的安详，好像什么事情也不会使他烦恼。他宽宏大量，同蒋介石的‘暴躁’是截然不同的。” 其时蒋中正在领导国军英勇抗日，毛泽东则躲在后方为非作歹，扩张势力！ 斯诺为了吹捧毛泽东，而诋毁蒋中正，但司徒雷登却在他的回忆录中引用自己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在北京《民主》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来表达他对蒋中正的评价：
“但是对他的尊敬主要是基于精神和道德。 由于中国人受到留心注意他们的统治者道德水平的训练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多，也没有在这方面发生更为精于此道的幻灭，所以这个现象更能说明问题。上个十月末是蒋介石五十岁生辰，在全中国自发了她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庆祝。更使人信服的是在他被扣留在西安的时候，几乎普遍都在焦虑，以及当他被释放的消息来到的时候，强烈洋溢着的放心和欢乐。”
与此同时， 共产国际一直在成立各种组织，包括上面提到的“工合”，支持中共，渗透民国，欺骗民众。
一九四一年，毛泽东借国军之手清除党内异己项英后，斯诺在其报道中，继续混淆是非，掩盖真相，终于被国民政府取缔外国记者特权，被迫回到美国，与海伦一起继续宣传中共。女共党成员龚普生也于同年被周恩来派往美国，秘密搞红色渗透。罗斯福、赛珍珠等都是她的渗透对象。她后来的丈夫章汉夫则于一九二七年在美国留学时就加入美国共产党。“文革”时，龚普生夫妇等红色卧底都遭到共产党的迫害。长期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章汉夫于一九六八年被打成“叛徒”投进秦城监狱，近四年后死时，身上衣衫已经破烂不堪。
当斯诺等赤色分子在美国继续滥用言论自由，大力宣传共产党，抹黑国民党之时，因相信他们而投奔苏区的无数爱国青年已在一九四二年就失去了言论自由。《思痛录》的作者，“一二·九”的参与者韦君宜就是受害者之一。十八岁的韦君宜被骗入共党，于一九三九年放弃赴美留学而排除万难投奔斯诺们赞颂的匪区。 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发动了消灭个人意志，树立独裁专制的“延安整风”。韦君宜的丈夫杨述被打成了国民党特务， 虽然他是因从事违法活动被国民政府抓捕过的共产党人！韦君宜迫不得已劝说杨述，违背事实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并编造谎言来向党组织坦白交代。韦君宜们为了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被骗上了共产党的贼船，把他们的聪明才智全部贡献给了共产党的窃国事业。韦君宜们被迫牺牲“自己的良心”，变成毛泽东的应声虫，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了他们的思想枷锁，他们再也没有思想和言论自由。连《思痛录》也是韦君宜偷偷写下来，遭审查删节后才得以出版。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五日，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由美国纽约兰登出版社出版。二战后担任过国共矛盾调停人，并任美国国务卿的乔治·马歇尔和胡适分别为该书作序。次日，台湾的《大华晚报》即开始翻译连载，并于同年十二月一日出版了中译本。可是，这本回忆录完整译本至今也被禁止在牆國出版。国民政府和共产极权谁是谁非，谁怕真相，一目了然！已是耄耋之人的翻译周惠民为了让读者认识“一位对中国，对中国文化，对中国未来终生抱以拳拳之心的司徒雷登，一位自认为虽是一个美国人，但更是一个中国人的司徒雷登”，只好把自己的译作于二零一零年六月在互联网上发表。
司徒雷登在前言中说，“我在中国的建树使我有名声；在那些建树显然被摧毁的时刻，我出任了我国的驻华大使；这深深地使我感到哭笑不得。但是我的挫折、失望和焦虑还都是心灵上的。我知道许多陷在（大多数是自愿留下的）中国的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被粗暴地对待着，有些遭到侮辱，有些被投入监狱，有些在心灵上和肉体上受到折磨，有些不准接触自己的中国和其他朋友，几乎所有的人都失去了自己所有的财产。有少数在这种对待下死去了。千百万中国人受到的对待更为悲惨。许多被处死，许多因饥饿而死去。最近听说不少于四千万人被强制劳动。许多人宁愿背井离乡，在流亡中受苦受难。许多其他的则盼望能够流亡在外，但是却无法逃脱出来。”
胡适在序言中表示，马歇尔作为调停人“使用的武器不是军事压力，不是军事干预，而是撤消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但是，这个武器只能限制、挫败中国的政府，而对中国共产党则毫无作用。共产党的军队已经从陆上和海上迅速开入满洲（东北），在那里，他们可以从苏联占领军和苏联取得无限的援助（苏联和满洲毗邻，也是中国共产党最强大的革命基地）。因此，在马歇尔使命的全部时间里，中国共产党的使团不断地、而且成功地对马歇尔施加压力，要美国停止或延缓援助中国。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强烈的抗议，马歇尔将军和美国政府的确多次停止了和延缓了美国对中国所有的援助”。胡适认识到了美国政府的错误，也为美国政府指出了挽回错误的作法：不承认中共暴政！他继续写到：“由于美国在雅尔答对中国的背叛，由于在关键时刻，美国停止了对中国有效的援助，更重要的是，由于美国的巨大威力并且有勿庸置疑的世界领导地位，美国对于中国的陷落，并不是‘这血，罪不在我’。我同意司徒博士所说，美国如继续拒绝承认共产党的政府，并且继续反对中国的那个政府取代联合国中国的位置，这样，美国至少可以为自己挽回一些。这至少和由亨利·司提姆森（Henry L. Stimson），胡佛（Herbert Hoover）所坚持的，并由罗斯福总统和邱吉尔首相写入大西洋宪章中的历史伟大、传统的不承认主义，是相一致的”。
斯诺為毛共欺騙世界至死方休
在“红星照耀的中国”，毛泽东独掌大权的二十七年里，斯诺三次被毛“照耀”。第一次是在毛泽东搞“大跃进”导致四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中。中共一边将西方媒体对大陆发生饥荒的报道斥为“恶毒攻击”、“造谣诬蔑”，一边把斯诺之流招到大陆。斯诺一九六零年到淪陷區后，一如既往地为中共欺骗世人。他在采访记中写道：“为了庆祝我们的会面，他（毛）和我对饮了少许贵州出产的烈酒‘茅台’。他还拿出中国红酒奉客，这种红酒在华北的酒庄有售，售价为人民币一元，数量不限。”斯诺们的文章又被新华社翻译过来，“出口转内销”，在《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上发表，作为中共抵挡民意的思想大棒。
斯诺在馬列中国公款旅游了五个月后，于一九六二年，发表了《大河彼岸》。他专门针对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西方媒体对红色中国存在着饥荒的报道表示，“据我所知，没有一位非共产主义者在访问中国期间提供出经证实的有关饥饿的例证”并断言“我在中国没有看到饥饿的人”。斯诺闭着眼睛讴歌暴君和暴政下的惨状。斯诺认为，毛泽东对西方文学的知识比任何其他西方统治者对中国文学的知识要多得多，斯诺声称，“在整个国家中，我看到每个农民的家庭都起码具备以下各种家庭设备，而且超过一件以上：壁钟、收音机、暖水壶、各种家什、电灯、充足的被褥、多余的衣服、甚至书籍等……”！
鉴于在西方，红色中国是专制国家、独裁国家、警察国家和搞个人崇拜的国家的同义语，斯诺就胡诌什么因为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历史的基因，不可能让它一下子消除。
总之，斯诺很讨毛共欢心，得以于一九六四年一月到十月，再次访问已害死了几千万国民的共产暴政。这次毛共不仅发了毛泽东与斯诺会见的消息，还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了毛泽东同斯诺会见的大幅照片。把斯诺称为“《西行漫记》的美国作者”。
这之后，斯诺分别于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九年提出到馬列中国访问，遭到拒绝。但一九七零年早春，周恩来却要毛共驻法国大使黄镇尽快促成斯诺到紅色中国访问。斯诺既是“文革”前被允许到淪陷區的最后一名外国人，又是“文革”中被毛泽东亲自邀请到淪陷區的外国人。
按照窦应泰发表的《黄镇与美记者斯诺等三位著名友人的访华内幕》所说，邀请斯诺，是因为“主席有许多重大的见解要通过一定的途径传达到西方，传递到世界去。经过我们反复考虑，最后才认定斯诺先生是最为合适的信使”。
一九七零年八月十四日夜，斯诺夫妇抵达中国。开始了中共需要的第三次红色之旅。
这次斯诺与第二任妻子路易丝·维勒·斯诺被邀请参加共产党的国庆， 象毛一样在天安门城楼上听喇叭里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见入选的群众高呼毛泽东自己拟定的口号：“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斯诺夫妇在城楼上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毛还于十二月十八日与斯诺长谈，借以向外界传递信息。毛的身边人吴旭君名下的文章《毛泽东的五步高棋—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始末》中透露，毛向吴表示：“我在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红娘啊。” 斯诺是毛需要的红娘。毛告诉吴，“ 让外国人进行宣传，这种做法，它的说服力有时比我们自己在那里吹作用还大呢。”
斯诺还被毛泽东用作他搞中共内斗的道具。 毛在与斯诺谈话中，针对林彪因想讨毛欢心而提出的“四个伟大”，说：“什么‘四个伟大’（即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
毛的这一讲话以《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发给中共全党学习。
我研读过这个谈话纪要，但作为“文革”同龄人，我只能得出这不是两个正常人在对话，而是两个非正常人在自说自话。
我只好请教“文革”史专家王友琴。她回答：“我看到过这些话所引起的后果或所指代的现实，感觉很不一样。
比如，毛说拿老师‘开刀’，我在《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中引用过。真的杀老师。
比如，毛说‘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当时就取缔小型农贸市场，农民就不能卖自己的产品，成为彻底的‘奴隶’。
比如，毛说‘真正信教的很少’，他就敢愚弄煽动群众‘革命’。
比如，毛说，‘什么宣传部、组织部、省委，统统打烂了’，当时真的就是把一大批共产党干部都‘打倒’和‘斗争’，手段很残忍。”
就是说，生活在瑞士的斯诺可能也象我一样根本不知毛在说啥，不过这个纪要泄露，他确实不是什么外國记者，而是共产奴才。请看，他对暴君的表白：“有一个问题我还不大清楚，即主席对我讲这些，是供公开发表用，还是作为介绍背景材料，还是朋友之间的交谈，还是三者兼而有之”。一个称职的记者就是要竭尽全力从公众人物口中获知信息并公诸于众。只有奴才会只按主子的意思行事写作。
而毛泽东则在会谈结束时表示，“总而言之，我跟你反复讲的一句话就是，三十五年前到现在，我们两个人的基本关系没有变。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的”。确实，毛泽东从一九三六年起就对斯诺撒谎，而斯诺则一直忠实地传播毛的谎言，沦为共产党的奴才，毛泽东的话筒，到死方休。
十二月二十五日，毛的七十七岁生日前一天， 也是西方的圣诞节第一天，《人民日报》在头版以《毛泽东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的通栏大标题，发表毛泽东在国庆节同斯诺夫妇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幅照片。新华社的报道说：“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最近会见了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先生，并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斯诺又一次帮助中共欺骗了国民！此时旅居匪區的外国共产党员比如爱泼斯坦已被毛共投入大牢，中共称之为“美国友好人士”的斯诺则是被美国联邦调查局视为危险的共产党徒。斯诺象史沫特莱一样因其红色劣迹在美国受到追查，史沫特莱死在英国，斯诺则死在瑞士。
一九七一年春天，斯诺将他在北京与毛泽东的长谈，整理成文，以《我们同毛泽东谈了话》为题发表，代毛泽东向自由世界表示他欢迎尼克松以任何名义访华，再次为中共欺骗世人，获得承认制造舆论。这是斯诺的最后一篇“独家内幕新闻”。一九七二年，在尼克松抵达北京的前一个星期，中国的大年初一斯诺死于癌症。随尼克松访华的有七十二位记者，但中共却不敢让他们谁采访毛泽东。可是，这不影响他们中的索尔兹伯里以斯诺为榜样，在中共的另一个美国朋友谢伟思的协助下，于一九八五年写出《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表明他历来亲共，无论是苏共、越共，还是中共。
两任妻子两种选择
海伦于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回到美国，一直从事红色宣传，促使美国没能执行既定国策，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浪潮”，导致共产国际颠覆中华民国。一九四九年，红色中国成立在即，“两人工作队”也完成了使命。离婚后，海伦独自留在夫妇俩靠出卖良知买来的房子里，继续“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虽然一九五零年，美国第八十一届国会就通过了反共的《麦卡锡法》，但一九五二年，海伦还是以《红尘》为名，在美国发表她在延安采访时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的红色幻象。在红色势力的影响下，一九七一年，美国政府不再阻止中共暴政强占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海伦曾专程前去欢迎中共驻联合国的第一任大使黄华到纽约赴任并撰文加以祝贺。
第二年，《红尘》再版时，书名改为《中国共产党人》。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中共邀请海伦以《续西行漫记》作者的身份到淪陷區访问。这次访问后，海伦写了美化红色暴政的《重返中国》和《毛泽东的故乡》。一九七八年，海伦再次到牆国，她沿着四十多年前她与斯诺在中国走过的红色路线，拍摄了一部电视片并撰写出《七十年代西行漫记》一书。
一九七九年初，禁止共产党猿入境的美国，正式接待第一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访问。在这八天里，邓小平专门会见了海伦。这一年，《红色中国内幕》一书也在美国再版，继续迷惑世人。
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后，西方各国都抨击和制裁中共暴政。海伦却写信给老布什总统，不同意美国制裁中共。针对西方国家对中共的制裁政策，海伦于一九八九年七月，发起成立“支援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委员会美国分会”，并同一些红色美国人联名写信给老布什总统，呼吁通过这一组织，给共产党独裁的馬列中国贷款。
因此，中共以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华文学基金会名义，于一九九一年专门授予海伦所谓的“理解与国际友谊奖”；一九九六年，又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名义授予海伦“人民友好使者”的荣誉称号。 海伦一九九七年死于美国后，龚普生等中共官员出席她的葬礼。海伦的红色宣传品在美国缺乏市场，但还继续由中共按需所用。她的亲友还是中共的统战对象。
海伦比斯诺左，但影响不如斯诺。在斯诺病重时，毛泽东甚至派了马海德带着医疗组去瑞士给他治疗。马海德当年与斯诺一起在宋庆龄的安排下到苏区为中共效劳， 后娶了个投奔延安的女演员，终身在大陆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而奋斗，直到“文革”中妻子被抓，家被抄，他自己被剃了光头，依然至死不悟。
斯诺死后，根据其遗愿，中共当局将他的一半骨灰葬在他曾执教过的燕京大学的未名湖畔。中共夺取政权后，燕京大学于五十年代被撤消，校园被北京大学鸠占鵲巢。对此司徒雷登（一八七六－一九六二）在回忆录的前言中写到：“在共产党掌权之前，在中国，有许多是好的，也有许多是坏的。自从他们接管了之后，前一种就少了下来，后一种却多了起来。我一生和我的教会和教育同工们的努力，是奉献给使好的变得更好，使坏的变得不那么不好。可以眼见的那些努力中相当一部分的证据，已经瓦解幻灭了：有些工厂、设备、教堂、学校、建筑物和医院被破坏了，更多的一些被共产党为他们的目的而占用了。”
虽然司徒雷登想葬身燕园的愿望至今未能实现，不过斯诺的灵魂在未名湖畔肯定不得安宁，因为仅“文革”，北大就有六十三人死于非命，他们的冤魂肯定会找毛泽东的洋鼓手讨说法。
斯诺离婚后与小他十五岁的美国女演员路易丝·维勒结婚。维勒告诉曾拜访过他的一名大陆学者，“周恩来参加骨灰安放仪式时，她感谢中共派出医疗队，周的回答是，这个不值一提，我们为斯诺先生所做的，比起斯诺先生为我们所做的，相差甚远呢”。
确实如此，斯诺为共产党颠覆中华民国起了难以估计的巨大作用。在斯诺率先投入红色宣传，讴歌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苏区和红军前，共产党给人的印象就是由“文匪”领导的一群“流寇”。即使通过斯诺等洋奴的宣传，中共在国际社会塑造了美好的形象，但它在中华民国还是无足轻重。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有近两亿五千万中国人参加历史上的第一次选举。他们投票选举国大代表，凡获得五百个签名的人，都可被选为国大代表。有百分之七十的选民参加选举，只有中共占领区或曰苏区的居民无法参加选举。对此美国的《时代》杂志十二月一日报道说：“二十一岁以上的男女，不论识字与否都可参加选举，只要他们没有因为叛国，政治腐败或吸毒坐过牢。 但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选举，而在中共的占领区没有举行选举，所以参选的人数较少。（……）这件事的关键在于，如果共产党打赢了，就不会再有选举了。”通过这次史无前例的普选选出了二千九百六十一名国大代表，比选举法少八十四名的原因是中共的干扰。
共产党打败了以实现宪政为目标的国民党， 靠的不是民心，而是宣传。共产党靠大大小小的斯诺和鲁迅，颠倒黑白，欺骗世人。被红色宣传诬蔑成独裁者的蒋中正，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九日召开的国大代表大会上，以二千四百三十票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就是说，得人心的是蒋中正，而非毛泽东。连“为人民服务”都是蒋中正先在中华民国提出来，后在红色中国被收入毛语录的。
好在斯诺的遗孀维勒后来因“六四”屠杀与中共决裂。她同情“六四”受难者及其家属，曾拒绝中共的邀请像斯诺一樣到馬列中國公費旅遊，充當中共的棋子。二零零零清明，她以旅游签证去北京给斯诺扫墓，想顺便去探望失去爱子的丁子霖并面交人道捐款。行前她通过媒体发表声明称 “是一个母亲和她的儿子，对另一位失去了儿子的母亲所能表达的同情和安慰，这也是向所有在十年前的天安门屠杀中失去亲人、又在后来的岁月里被剥夺了正常生活和自由的母亲和难属们，表达我们母子和他们的团结之心。”可是她与儿子遭到中共警匪的无理阻拦。她在结束这次私人之旅时，发表声明说：“我不能继续对基本人权受侵犯之事保持沉默，我知道我的丈夫一定会支持我的行动。”她还决定在馬列中国的政治状况没有改善之前，再也不去觀光。从此，斯诺遗孀也被打成“反华势力”。 因此，有大陆80后撰文表示维勒是《一朵鲜花插在了斯诺上》。
事實证明，共产党在中國大陆建立的是至今奴役人民，践踏人权的红色暴政。斯诺的同类不少，也不乏后继者，揭露斯诺的目的，一是告诫中共的洋鼓手，红色劣迹会被历史记录下来，二是希望有助读者识破洋鼓手。
註：此文是專著《無恥的洋人》第三章〈毛泽东的洋鼓手斯诺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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