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温哥华的老朋友小严来我家取我的新书《润后余生》。
上一次见小严还是疫情前的2016-2017年左右。一晃也有近十年没见了。
小严的父亲是中国科技大学数学教授，在数学界和陈景润几乎齐名。小严自幼随家岁科技大学迁居合肥，在合肥长大，但北京户口一直未迁出，所以后来又回北京读了高中，又考入北师大数学系。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玉泉路中学任数学老师，但当时教师待遇低下，被社会歧视，所以只干了一个月就跳槽到了外企。1998年结婚，1999年育有一子，2009年移民温哥华。
初始小严，还是在温哥华市区西端我家附近的一格公共市场，小严是菜市场收银员。朴实无华、待人厚道，乍一看就是理工女的形象，果不其然，原来是数学大家之女、北师大数学才女。当时做着两份工作，周日还去教会，信主十分虔诚。
她对回国不很热衷。去年终于回了一趟北京，感慨万千。国内已经没有一个亲人了，因此也就少了牵挂。时过境迁、今非昔比——过去的同学当年在中学当老师，如今退休金都有12000人民币了，而当年跳到外企的那些同学，90年代的薪水是别人的十几倍，如今退休金才6000多元。
和人聊起往事，总有人会提起：看着那沉甸甸的12000人民币退休金，那些跳槽到外企的，现在后悔了吗？那些移民了的，现在后悔了吗？
我想，没什么可后悔的。就为了那12000人民币后悔不迭，岂不是太没出息了吗？人生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你看到了退休后的12000，你没看到中青年时期的煎熬。有人看到你在菜市场收银，却没看到你现在住进了1400平尺的大公寓，有了一个出息的儿子。她儿子要说一下——
跟她来温哥华的时候，她儿子才九岁，英文几乎是零，为了在温哥华本地入学，还要跟她学上几句。
今年儿子26岁，现在英语成了母语，中文可以说，但是已经不会读了，要是写汉字就更不行了。所以儿子跟她发短信时候总用英文，她就不高兴了，道：“你是中国人，跟你妈发短信能不能不用英文？” 她儿子解释道，他汉语拼音也不怎么灵光了，而且敲出汉语拼音有时候也不知该选哪一个汉字。如果紧急情况下，她儿子还是发英文短信更快捷自如。
她儿子来往的朋友也都是加拿大长大的华人、日本韩国人。问为什么没有中国同龄朋友，他说，他们说不到一块儿。观念、思维、价值取向都不一样，说起话来，鸡同鸭讲。小时候儿子回国还很兴奋，现在居然对回国不感冒了。
儿子最出息的是，从18岁开始，没有花过她一分钱。
高中毕业要上大学那一年，小严心想，干脆就上温哥华的UBC，学校也好，离家也近，但是儿子非要离家上大学。小严说，那不妨申请到美国？道：“你妈虽然没钱，但还是可以咬咬牙供你去美国上大学。” 儿子道：“妈，美国大学学费太贵，没必要，就在加拿大上吧。”
于是儿子去了安大略省的麦克马斯特大学，也是一所名校，入读土木工程系。大学五年，学费、生活费，一分钱没有问小严要，全是这个孩子自己打工挣的！整五年啊！现在工作了，每个月还给她800。
小严道，很多人问儿子这么优秀，是不是小严教子有方，而她坚决否认，说这可不是她教出来的，有可能是她在儿子小时候带她去教会的缘故。
我一听哈哈大笑，道：“拉倒吧！教会，尤其华人教会，我可领教过了，大多是藏污纳垢之地，我敢打包票跟教会无关（这还不是我说的，是我校一老外牧师长说的，她说正因为那些人有人格问题，社会接纳不了，才投奔教会）。我认为这是加拿大整个社会大环境使然，因为这边主流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就是推崇少年自立、自强。你看看那些中国来的留学生，他们中就没有这种观念，而以花父母钱理所应当，且互相攀比、爱慕虚荣。”
小严连连称是。所以说，看着北京老同学退休金12000人民币，心里略有酸楚，但是加拿大社会给你培养了这么一格出息的儿子，如果时光倒流，你选择留在北京，你儿子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吗？不好说。
小严来温哥华时候41岁，她儿子当时九岁，所以儿子融入了主流社会，而她骨子里还很中国。比如，她对儿子说：“你找女朋友一定要给我找中国人，别给我别找洋人啊，否则的话我没法跟她交流。”
我说，你管呢？还没找你就先琢磨婆媳相处的问题了？
她儿子思维则已经去中国化了，且有时候争执起来会对她说“你们中国人”如何如何。我不觉得这是孩子数典忘祖，而是他们成长在家庭和社会两种文化中，倾向于更为文明、进步的价值取向。人往高处走，我们移民，不可能移到比中国更不文明的国度。举例说，她儿子大学五年学费、生活费完全自理，没花她一分钱，在加拿大主流社会中是很受推崇、敬佩的，但是在她中国的那些亲友口中，却指责她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指责她不让儿子踏踏实实读书，却浪费大好时光在打工上。她听了自然很生气。不过还好，我们已经逃离了那个社会，不用在乎别人的看法。
回首往事，没有遗憾。如有来生，还愿生活在温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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