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朝太祖早年旣有《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和《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等文章，雖然在上文中提到他曾認爲義和團是“籠統地排外”，但也是他爲義和團定性爲“運動”而非“暴動”，這是他與其他論者最大的區别，因爲“暴動”帶有貶義而“運動”則褒義明顯。由此聯想開去，對義和團的評價是不是與紅朝太祖有著不可劃分的關係，而並非是周恩來的自主行爲？這點懷疑也不能説是漫無邊際，周恩來一生對紅朝太祖可谓忠心耿耿，殫竭血忱、不避艱苦，曲逢赶超和紳、細密不下李林甫。若説關於義和團評價之事他能自己做主，恐怕信的人不會多，我亦不信。紅朝太祖在建政後的多次全民政治運動中都可明顯看出其所操手法取自太平天國、義和團及滿清政府的經驗和教訓，而其操弄的程度可謂爐火純青、不敢説是後無來者，最起碼地做到了前無古人，堪稱史上之集大成者。
上世紀八十年代後雖然喊著要解放思想，但幾乎所有的人在義和團的問題上都不敢翻越雷池，只有極個别的人試圖對義和團的研究進行新的探索。此階段更有吸引力的近代史研究主題是放在於對滿清的戊戌維新和日本的明治維新上，其目的是爲中共内部的改良派尋找理論支持，以證明資本主義性質的改良要優於義和團類的農民運動。這種研究方式其副作用反而使義和團的眞相爲更多人所知道，同時相比較在文革中親身經歷的社會情况也使更多的有識之士去反思：義和團類的所謂農民運動從來就不曾提出過一條改變封建制度的道路，它們堅持的反而是更加落後的生産力，從天平天國到義和團不但不觸及封建統治，反而實行了更加愚昧落後的方式。所以義和團根本就不是什麽革命運動，因爲革命運動是以新的生産方式去代替舊的生産方式，以進步的社會制度代替落後的社會制度的變革，而義和團事件與此正是背道而馳。這階段值得注意的是當研究走向正軌之前，因有人提出四個現代化“必須西學爲體、中學爲用”，被當局認爲是主張“全盤西化”，進而對義和團的研究所帶來的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在表面上看情况似乎變化不大，當時的義和團研究，如果稱爲是研究的話，大多仍然都是以立場去找史料，亦就是以論尋史，其大方向仍然是義和團運動帶有“反帝、反封建、愛國”的最基本性質，這個基本性質是從周恩來“雙十二講話”以來一直未有改變過的預定基調。但有一些研究者已經開始深度去思考歷史所展現的事實，把探討的範圍擴展開來、深挖下去，試圖還原義和團的眞相及探索相類似的如山洪迸發而奔突流瀉般的民衆暴動之基礎。不過這種現象並非是官家所願意見到的，因此此類研究者並未對學界和史界造成很大的影響，這也與他們當時正處於探索的初始階段有關吧，當時誰也不曾想到這些人的研究會走向何方。
二00六年剛一開年就發生了“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因刊出袁偉時的文章“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進而惹怒執政當局從而導致該周刊被迫暫時停刊的事件，進而主編李大同及副主編盧躍剛皆被撤職。這個事件表明了任何偏離“旣定方針”的“離經叛道”行爲都是不被華夏統治者所允許的，是要受到嚴厲懲處的。相隔兩個多月後，《冰點》復刊，發表了張海鵬的“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主題”的文章，全盤否定及批判袁偉時的觀點及研究成果，批駁他“是要否定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學術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中國近代史所取得的基本結論，對青少年產生嚴重的誤導”。與官家的聲討相比張海鵬所言並非過分，因爲中宣部曾指責袁偉時的文章“和帝國主義一個鼻孔出氣”、“矛頭直指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發言人則指袁文“傷害了中國人民感情”。由此開始又把華夏近代歷史研究整合到以“反帝反封建”的“正確”軌道上來，在此輿論的引導下剛剛形成的“讓知識的歸知識，歷史的歸歷史，政治的歸政治”的學界認知又回歸到了混合的不理智之形態。袁偉時和張海鵬的文章各位如有興趣可上网查看，與袁偉時僅有的“中國歷史學家，中山大學教授”兩個頭銜相比，張海鵬那洋洋灑灑二、三百字的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種榮銜是相當地燿眼，由此亦可知兩人在政治圈中地位從根本上就是不平等的。以石頭去砸鷄卵，後果都不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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