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深冬，喂猪的居民基本上都备有干猪草和红苕，不出去打猪草，而去经营自家开垦的地：蔬菜——自家人吃或喂猪。
这段时间：我在艾红这里学绣花和做针线活，家务活主要是母亲做。
傍晚的时候，母亲正在灶房忙。
宣伯伯过来：“明天去赶场不？”
“不去。红苕还有，猪够吃了。”
宣伯伯到别处去了。
次日午饭后，宣伯伯背了一对白毛猪儿回来，还有两个农民抬了一头黑毛猪儿，放在他家的坝子上。我们过去看稀奇。
“三十二块零五分。”宣伯伯从布袋子里面掏出钱来，数好后递给其中一人，叫他数钱。
那人数了又数：有五块的、两块的、一块的，两角的、五分的、一张十块的。
“对头。”那人把钱往身上揣了又揣，按了又按才放心。
另一人拿着抬猪用的楠竹棒棒和一根粗绳子，看了又看同伴，点点头，大步走了。
“老头子，快去吃饭。”宣妈从屋里出来，“在桌子上，快吃。不然冷了。”
宣伯伯顺手将布袋子递给她。
宣妈愣住了：“怎么就瘪了？花了多少钱？”
宣伯伯不作声，进屋端起碗就吃起花儿开。
宣妈把猪儿打量了又掂量，扯起喉咙问：“小猪儿好多钱？”
“十一块两毛钱。”
“大的呢？”
“二十块八角五分。”
“这死猪，送给我都不要，还要二十多块？！”宣妈气得直跺脚，冲进屋就骂，“你这个死老头，鬼把你找到了哇！上次深更半夜把猪杀了，这次深更半夜去买死猪！腊月腊时的，就你去赶场！你看，周围团转的，哪个去赶了场？！人牵起不走，鬼牵起乌啦乌啦地走！”
宣伯伯只顾刨饭——是白米干饭。
宣妈越骂越响亮：“你还有脸吃饭，你把钱甩给别人了，你去吃西北风！”
宣伯伯突然拍桌起身，直奔灶房，搬出一口大铁锅，“啪”的一下摔在地上，铁锅烂了。他径直下坡——没回头，没吭声。
大家都吓懵了。
艾红急忙从里屋出来收拾。
母亲急忙出来把宣妈拉到我屋里。
郭妈急忙去追宣伯伯。
母亲说：“我在后门坝子上和煤炭，捏煤球来烧，过年用。我想你们吵吵就算了，平时你们就这样。没想到宣师傅脾气这么大，头一次看到。”
“我也没想到宣老头会阴倒来！”宣妈委屈地说开了，“那么小个猪儿就杀了。”她“呜呜呜”地哭起来。
“宣师傅是为媳妇补补身体，艾红到了部队要体面些。”
宣妈气打不一处来，反而不哭了：
“补什么身体？肥肉都没得，都是些瘦筋筋的肉！你不晓得吔，张妈，得罪人啊！”
她很委屈，“说起杀了一头猪，背个名。最后一秤称，四十斤肉都还差称！就看到一个猪脑壳，四根猪脚杆。送了这个没送那个，人也得罪了。”
她“唉”地长叹一声，“你想嘛，亲家是要送的，少了得行哟？杀猪匠是不能少得的，正宝肋肉，三根肋巴；说给他钱，他只要肉。”
“现在猪儿买回来了，明年重新杀头大肥猪过年，你还要抱孙子哟！”
宣妈的脸沉下来，“你去看，他花那么多的钱，买头要死不活的回来。”
她气得嗝啦嗝的，“那个死老头，一点都不忌讳，看到要过新年，就说要杀猪。我给他说得清清楚楚的不能杀；后来他也没说要杀，结果......”
她摇摇头，“唉！还把锅给砸了！”
“这个篾条墙壁，你们说话我们都能听到，确实没听到你们说要杀猪。那天他敲门来喊我，才晓得的。早知你不同意，我也会劝他不要杀猪。”
宣妈神秘兮兮地说：“我们是在里头屋说的，声音很小，怕猪儿听到。猪儿听到要杀它，它会生病。”
我“哈哈”大笑：“猪啷个听得到呢？！”
“谁说听不到？以前我在乡下，老人说的。”
母亲也说“听得到！”还呵斥我，“细娃儿戛戛的，懂个屁！去捏煤球！”
郭妈多远就在甩起喊：“宣妈，我没追到宣师傅！”
宣妈出去嘿起吼：“不管他，让他死在外头！”
我和母亲去捏煤球。
傍晚的时候，宣伯伯顶着个大铁锅，腰上绑了个烂口袋回来了。
宣妈没说一句话，气鼓鼓地进里屋倒床就睡，还蒙上了被子，连衣裤都没脱掉。
艾红放下手上的针线活，去生火做饭。
宣伯伯拿着烂口袋到我家灶房：“张妈，你的灶有空的时候，帮忙熬熬猪药。”
母亲接过口袋往里一阵翻：“这是苦香丁、狼毒、鹤虱、假绿豆、大粬子......这些都是打蛔虫、打钩虫、化积开胃的。”
宣伯伯点头：“还配了凉寒感冒药在里头。拜托你了。”便回去，清洗刚买的新铁锅。
晚饭后，天都黑了，宣妈才起床。艾红把热好的饭菜端到桌子上：“娘娘，快来吃。”
宣妈吃了一点饭，洗漱后，又去睡觉——无论艾红怎样讨好她，也无济于事。
宣伯伯拿桐油把新锅制好（锅烧烫，倒进少量桐油，用泡砂石在锅里磨，直到把锅表面磨亮为止），洗净，放在灶上，待用。
然后，他在自家外屋里的窗子下面，铺了个临时猪窝（最下层是柴灰，中间层是干杂草，最上层是干谷草）。
“宣师傅，药熬好了。”母亲在外屋喊。
“我在猪圈里，等会来。”
“张妈，我来。”艾红到我家外屋，端起锑锅就朝猪圈走，到了猪圈门口，她叫母亲去帮忙。
母亲到了猪圈里面，我在门口看。
手电筒弱弱的光笼罩在猪圈里：黑猪闭着眼睛，背上缠有烂棉絮，躺在厚厚的干草上，仿佛在冬眠。宣伯伯和母亲负责掰开猪的嘴巴，艾红负责灌药。好不容易把药灌进猪的嘴巴里，却从嘴角两边流了出来。
宣伯伯急出一脸的汗：“你们先回去，我出去一趟。”一溜烟就不见他的踪影。
我和母亲回家烤火。艾红仍在猪圈里。大概一个时辰，宣伯伯手拿一根软管子在门外喊：“张妈，快来帮忙！”
母亲又去猪圈。电石灯的火苗，让猪圈充满光明，其周围有刚熄火的柴灰散发的温度，好像是魂魄附在猪的躯干上，半睁半闭的猪眼窥视着眼前的竹子栅栏。
宣伯伯把软管子递给艾红：叫她往猪嘴里噻。他和母亲像刚才那样掰嘴巴。不知是猪的求生欲在作怪，还是猪实在没有力气挣扎？反正药汤顺利地从管子流进了它的肚子里。
“还是有文化的好啊！”母亲羡慕地说，“你看，艾红把猪圈弄得好热花，猪儿比先前好多了；喂了药，把虫打出来，把寒气逼出来，就好了。”
“宣师傅：你从哪里弄来的管子？”
“车间。”宣伯伯说它是氧气管，还要还回去。他摸了猪的嘴巴、耳朵、肚皮，说把它抬回去。
他们把猪挪至栅栏上；然后，他们抬着猪，我拿着电石灯把着亮，回到宣妈家里，将灯火熄灭放好，自个儿回家。
大寒的第一天，艾红收到宣老二发来的电报：“速、部、婚。”
她拿着户口本和电报到有关部门，十三天就办好了手续，随后订购了机票，腊月十八即明天就要出发。
晌午后，大家都涌到宣妈家门口说这说那：
军婚真好：证件、证明，这些手续这么快就办好了；否则，一年半载能够办下来就算不错了；当军官好好，全家都光荣。
艾红喜气洋洋，出来招呼：
“张妈、郭妈、乐妈、钱妈、武妈，请到屋里坐，外面冷。”
她们一窝蜂进了屋子里坐下，我们这些小娃儿挤在缝隙处看艾红：
她蓄着梭梭头，额头前刚好有一排刘海在眉毛处，勾勒出细长的单眼皮，显出她好有智慧。
“新媳妇啦！后天几点的飞机？”郭妈问。
“早上6点。”
乐妈说：“你们看，从头到脚都是新！头上的两根辫子，也没啦！”
母亲说：“今天理的这个头发好好看，完全变了样。”
艾红喃喃地说：“这、这是剃头匠剪的，差点把我剪成光头啦，还说好看！”她的囧样子，惹得大家哈哈大笑。她不好意思，去里屋了。
乐妈说：“以前我在乡下，新娘都是穿的结婚红，现在兴穿灰不溜秋的。”
钱妈说：“现在是新社会，不一样了。”
武妈说：“那是吃人的旧社会，靠剥削的地主富农迷信，粘红就喜，现在他们喜啥子？”
钱妈说：“对头。现在是劳动人民的本色。劳动人民的天下。”
郭妈说：“人家是军官，是军婚。‘破四旧立新风’。”
“来、来、来！”宣妈满面春风，“请吃糖，一人两个。”她拎着个纸包，向在场的人发糖。
艾红端着一大盅盅葵花籽出来,倒在饭桌上：“来，剥剥瓜子。这是从部队托人带回来的。”
她抓一把瓜子拿给坐在屋门口的武妈：“来！手伸长点，吃完了自己去抓。”她叫大家别客气，自己动手。
“瞧：你的新衣服、新裤子、新鞋子别弄脏了哦！”乐妈有些调侃的口气，“新郎官见了会不依不饶哦！”
“哈、哈、哈！”惹来一阵大笑：都说艾红的对襟黑底翠花棉袄配的黑色裤子，很好看，用衣服的面料做的棉鞋，也很得体。
“她自己做的。”宣妈说她这段时间就做针线活。
艾红说她猪也没管。
母亲说：“宣师傅就在夸你，说这头黑猪全靠你帮忙。”
艾红直摇头。
“确实少不了你。”母亲一脸的诚实，“当时全靠你给猪熬药，喂药，把猪肚子里的虫打出来：还活鲜鲜的，一绞一绞的，吓得你来喊我。”
母亲蹙起眉头，“我还是头次看到猪身上有这么多的蛔虫；还有一线一线的，估计是钩虫，也是头次看到。”
郭妈说：“当时看到那头猪，确实觉得划不来。现在长得油光水滑的，宣师傅确实有眼力。宣妈，你家有过年猪杀了哦！”
宣妈咧着嘴笑。
“你这么早就下班了？”武妈眼尖，大声招呼正在坝子上的宣伯伯，“她们正在说你也！”
“我跟小组里的人说：明天儿媳妇要走，去旅馆住一夜，后天早上的飞机，我要去送她。他们就催我回去忙。”他拿着根粗绳子进屋，大家让开路。
“坐下、坐下，不要紧。”宣伯伯摆弄手上的绳子。
“你这个人不盯兆头。”宣妈有点生气，“他们喊你回去就回去，喊你吃屎就吃屎嗦！”
宣伯伯往里面屋走，艾红也跟进去。
母亲起身：“我有事了。”
大家都说该回家忙晚饭——尽管宣妈说还早着呢！
隆冬时节，黑得早，晚饭也吃得早，休息得也早。
伸手不见五指：有的围坐在自家炉子前烤火，有的串门烤火吹牛——吹的都是些家长里短的事情。
宣妈挨家按户送喜糖：
“这是你家的。”宣妈递给母亲一个红纸包，“按人头包的，每人两个糖。每家两根香烟。”
母亲接过糖：“不容易啊！我家就是十二颗糖，这排房子算下来就要发五十二个糖，十个糖就是一两，天啦！”
“不止，媒婆不算嗦。”宣妈掰开手指头，“郭妈家是一斤糖，一斤白酒，还有两盒香烟；上次杀的猪，肉给了点点，是猪太小了。”
母亲吞吞口水：“当媒婆是好。”然后抠抠脑壳，“国家供应的一个人只有二两糖。你哪来这么多的糖票？”
“从别人手中买的黑市糖票。还东问西求，东拼西凑，才弄到这些。”
“娶个媳妇到家不容易。你家条件好，想得也周到。”
“唉！张妈快别说了。”宣妈直摇头，迈着步往门外走，说她是“帮别人喂的儿啰！”
她的背影消失在深冬的黑夜里，迎来“咚、咚、咚”乐妈门前的敲门声。
父母都把自己的糖给了我们，多甜的一个夜晚啊！
次日中午，我家正准备吃午饭时，突然听到隔壁宣妈的悲恸声，我跑过去看。
宣老三躬着身，宣妈抱着他的头失声痛哭。宣伯伯手上捏着扁担和粗绳呆在旁边不知所措。很快，宣妈家就挤满了人。
母亲取下宣伯伯手中的扁担和粗绳，放置一边：“我刚端到碗，还没刨一口，听到声音就把碗撂下，过来。”
乐妈说：“人回来了就是好事！怎么会是这样呢？”
“就是嘛！”母亲不理解，“你看，宣师傅都神了，送了艾红拿回来的绳子和扁担都不晓得搁，是我帮他搁的。”
郭妈也觉得奇怪：“宣妈：你白天、黑了都在想的老三，现在回来了。啷个还哭得这么凶呢？还以为出什么事情了！”
宣妈松开老三，用手抹泪，突然又笑了起来。大家都跟着她笑。宣妈红着眼睛只顾摇头。
宣伯伯指着板凳：“请坐、请坐、挤到起坐！”
宣老三也说：“请坐：张妈、郭妈......”
大家挤到起坐好。
“瘦了、黑了。”钱妈说，“你在外面啷个过的哟！”
武妈说：“头发蓄得好长哦。”
母亲说：“看，你的军鞋，脚趾拇都钻出来站岗放哨了。”
大家都抢着说话，宣老三插不上一句话，与宣妈站在一起。忽然，宣妈又大哭起来，还啜泣。
“张妈：你们回家吃饭吧，以后有空再来家里坐。”老三叫宣妈别哭了，说他饿了。
宣妈揩着泪，往灶房走去。
宣伯伯招呼大家：“慢慢走！”
后来得知：宣伯伯挑着两个大藤箱子到了机场货检，严重超载不说，还有些违禁物品，不能上飞机。
于是，他只好挑着箱子去乘客车，到两路口的火车站，去办火车托运。艾红挎了个军用包，乘机而去。
1967年底，持续了近一年的“革命大串联”基本结束了。
宣老三早该回家了，可是鬼使神差，被本校的一位青年教师撞见了，他作为头目，宣老三理所当然地成了“保皇派革命组织”的骨干分子。
宣老三还拉了同乡蒋老二，刘老二入伍；蒋老二又拉了贾大哥入伍；贾大哥又拉了他的工友入伍。
宣老三特别有人来疯，组织上给了他一个小官当，叫他到武汉去，领导重庆的“保皇派”。用九死一生来概括他在武汉的革命劲头，一点都不过分。
这次，宣老三带领“保皇派”回重庆过年，出了火车站门口，大家道别后，他就朝客车站的方向走去。
他没走多远，老远就看见一条汉子的背影，挑着与身体不怎么匹配的大藤箱子，朝货运的方向快步而去。
也许是他太牵挂父母了，还是上天的有意安排？宣老三本能地追上去，顿时傻了眼！
宣伯伯说：“这次全靠有三儿子帮忙，托运很快就办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