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红个子不高，至多一米五；偏瘦、肤白、大众脸型，精明能干；梳着两根齐耳小辫，额头上没有刘海，发际线有点前缀；快言快语，很快就与邻居们打成一片，很有威信。
起先，艾红与母亲一块去打猪草，因为她不熟悉；后来她就放单线，自己上午一大背兜猪草，下午一大背篼猪草；再后来，她只下午去打猪草，还叫上我。
我俩沿路打猪草，不知不觉就到了很远的地方，却只有松松的半背兜猪草。眼看太阳就要落坡了，方圆好几里路都没有人烟，满坡种的都是莴笋。
“快点、下来。”她扒了一把老叶子给我看。
我背着背篼，从坎坎往下跳，跳到地里。
“就扯巴到地上的老叶子。”她满脸是汗，浑身脏兮兮，但脸上是干净的，白里透红，显然是劳累的红。
“只要没有烂，黄的都可以。”她叫我不要踩到莴笋。
我照着她的方法做：
先把背篼里的猪草倒出来，腾出空背兜——就拔地里面的老叶子放在背篼里：从一块地拔到另一块地，背篼即将装满，再把先前打的猪草放在最上面。
“必须是长熟了的莴笋，才能这样刮老叶子。把猪草放在最上面，才不会被人发现。”她反复叮嘱我，不要对别人讲。
她说她有两次被农民发现：头的一次跑脱了；第二的一次那农民死追不肯放过她，把她的背兜扯起一倒，倒出来的是老叶子，才放过了她，还警告了她。她就下午来打猪草。
她反复叮嘱我：一定要在成熟了的菜地里刮老叶子，即使被农民逮着了，自己态度要好点，好好赔不是，也不会有事情发生。
傍晚，我嘿咋、嘿咋背回家。母亲是第一次看到我打这么多的猪草回来，叫我明天带她去。
我把秘密说了，吓了母亲一跳：“怪不得她要放单线！还是有文化的好——哪像我大老粗一个，只晓得卖老实*****！”
腊月一十九，艾红到部队去结婚，是乘飞机去的。
在两个多月之前，艾红就不打猪草，做针线活——绣花。
蚊帐帘子上面绣的是：玉亭、小溪、斑竹；两双布鞋上面各绣了两只鸟；一对枕套上面除了两只鸟外，还绣有花啦、草啊什么的——绣得活灵活现的。邻居们都夸她精灵手巧。
“怎么一只鞋长，一只鞋短呢？”武菊问。
“还没做完。”艾红说是两双鞋。
“你们看，鞋子上面的喜雀和枕套上的一模一样。”我问，“为什么要一样呢？”
“这不是喜雀，是鸳鸯。”郭妈说。
我不理解：“鞋子和枕套各是各的雀雀不是更好看吗？”
母亲一脸的不高兴：“细娃儿戛戛的，不懂不要乱说话。”她一把拉住我的手就走，“今下午去把剩的一点红苕挖完。”
连续三天，我俩一直在坡上挖红苕，好不容易在这里看稀奇。我挣脱她，双脚暴跳：“黑子啷个不去挖呢？！”
“人长性长！变了女人就得做事！”母亲见我纹丝不动，就在我家门口折了根夹竹桃树丫，骂骂咧咧向我走来。
郭妈拦住她，叫我跟母亲去挖红苕，有个帮手。
艾红也过来：“你爸爸在家也忙，你在地头还松活些。等我有时间了，来教你绣花。”
我朝坡上走。
母亲背着小背篼，挑着空箩筐，筐里放有两把镰刀，一把大锄头，尾随在我身后。
来到地里一般是：割红苕藤藤，母亲挖出红苕，甩在一边；我就把红苕上面的泥巴扒掉，放在筐里。最后，上面放苕藤，冒冒一大挑，至少有一百斤，母亲挑着它回家。我就留在这里照看，怕别人来偷。
这次我俩把地里剩下的红苕藤藤全部割完，母亲只挖了几鋤头红苕，就拿着箩筐来装苕藤藤。
“手膀子太痛了，回去擦点张老酒。”母亲痛兮兮自言自语，说她再喝点五加皮酒再来挖，趁下雨前挖完。她忙手忙脚，挑上一担红苕藤藤，轻轻松松下坡去了。
太阳懒洋洋地撒在我身上，没有昨天那样精神。我拿着镰刀，在地里刨，没刨几下红苕就露出脸蛋儿，一个接一个出来；可是，就有一个刨不出来。
突然：“你让开，我来挖。”父亲抡起锄头就是一锄着地，脆生生的声音掠过耳畔。
我大叫：“不好，挖到红苕了！”
父亲翻过那一鋤土，睡在泥巴上的红苕渗出乳白色的浆液，还有部分没挖出来；他小心地落下第二鋤、第三鋤，才把其余部分挖出来。
我把它们拼凑在一起：“哎唷喂，好大哦！”
父亲过来捧着它：“估计有三斤重，没想到有这么大。以前我在乡下，种的是白皮红芯苕，种得最好的，一个也不到两斤重。这是红皮白芯苕，新品种，加上这是块生石谷子地，它才有这么大。”他把它放在箩筐里。
“哦！挖完这块地，有多少红苕呢？”
“这地面积有多大？”
我摇头。
“你说说，这块地的范围。”
“石头圈着的。”我从左到右，从这里到那里歪歪扭扭说了一遍。
“估计有三百平方米。”
“什么？三百平米！我以为至多二十呢！”
“从家里堆的苕和剩到地头的苕来看，估计有一千斤重，就是半吨重。”
“半吨重是啥意思？”
“唉，太笨了。一吨就是一千公斤，一千公斤就是两千斤。”
“哦！半吨就是一千公斤的一半，就是一千斤。”
“对头、对头。”父亲一边说一边回到原来的位置，继续挖。
“啊！”我惊讶万分，说他第一次挖就这么熟练！
“我小的时候在乡下就做这些。”父亲叫我不要说话，弄完早点回家，母亲手肿了。
我一鼓作气，配合父亲。他把苕挖完，我把苕上面的泥巴抹完，刚好装满箩筐。
父亲挑着担子试试：“差不多了。剩下的，我再走一趟。”他叫我：在这里等他——凡事不要蛮干，少挑一些，多走一趟。不要像你妈那样蛮干，不计后果。
我听不懂：什么蛮干、不计后果、是啥意思？想问问，又怕说我太笨，只好目送他的背影，往坡下挑去。
我正在发愣，母亲挑着箩筐来了：“赶快收拾，好回家。”我俩忙开了。
“昨天搞晚了，快到家门口时，脚滑了一下，这只手杵了一下，当时觉得没啥，早上起来有点痛，我擦了张老酒；刚才挖红苕，手好痛，赶紧回家包了点药。”母亲用左手，从她的右手腕开始，往上捏至腋下处，说她现在好多了。
“包的什么药？到医院了吗？”
“哪有钱到医院？这点小事情。”母亲说她打猪草时，扯了些夏枯草、苦蒿、猫抓刺、断骨草、车前草、陈艾......十多种草药晒干。这次就用夏枯草、猫抓刺，断骨草三种，把它们捣烂，和上五加皮酒，敷在手上面，包起就行了。这是她小的时候在乡下外婆教她的。
“哦！怪不得总有人找你要草，原来是药！”我羡慕地说，“你好有文化哦！”
母亲麻起脸：“我哪有文化？你外公被抓壮丁，只你外婆一个，吃饭都困难。我要读书，外婆说：‘女娃儿戛戛的，读啥子书哟，长大了是别个屋里的人。’”她伤心地说，“变了女人，就得做事。”
“晓得了。”看到母亲这么伤心，我好心痛，急急忙忙往箩筐里装红苕，叫母亲别动。可她还是闲不住，用左手拣那些苕根根，说这些可以拿来喂猪，比猪草要好些。
落日的余晖懒洋洋地洒给大地。父亲又来了——空着手。
“你来干什么？”
“我来挑。你的手要好好将息。”父亲挑着半筐红苕，母亲左肩扛锄头，我背着只装了镰刀的小背篼，一齐回家。
邻居们看见父亲从坡上挑红苕回家，都过来凑热闹：“哇！张师傅都出山了！”
“你家堆不下，堆到我家去！”
“你家猪儿催得肥了！”
“杀过年猪时，我来喝口刨猪汤哦！”
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要得、要得！到时请你们，要来哟！”
秋分后：武斗没那么凶了。
父亲说：“车间黄书记传达了中央精神：‘抓革命，促生产！每天必须保证八小时的工作量。’车间恢复了以前的生产秩序。”
从此，父亲按时上班，偶尔看看行车书；看不到他与乐叔叔有以前那种交流了。
农民开始收割了。
当时，农村是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作业，种植的农副产品是由国家统一计划的即计划经济，品种比较单一。
根据季节：比如，一个山坡要么都种红苕，要么都种萝卜，要么都种大白菜......
收割时，那些丢弃的部分：比如苕藤藤啦，萝卜茵茵啦，老叶子啦等等，按社员户头分堆堆，自己挑回去安排——喂猪什么的。
那些成品：
萝卜、大白菜等等，农民要挑到指定的国营菜店去。
红苕：农民要挑到国营粮店，作为粗粮，供给居民；一斤细粮（中米）可购五斤红苕。
城市居民就凭票（国家发的蔬菜票、粮票、布票、糖果糕点票等等，按人头发放），到相应的国营菜店或国营粮店或国营商店购买。
所有产品的价格，由国家统一制订。
每当农民在收割蔬菜的时候，地里可热闹了：
有的在收割。
有的在整理。
有的在往箩筐里面装蔬菜。
有的农民挑着满满的蔬菜担子，穿梭在山间羊肠小路上，向国营菜店输送蔬菜，保障居民蔬菜票的购买。
有的居民背着背篼在觊觎——那些不要的老叶子或一不小心散落的蔬菜：
萝卜茵茵最贱，农民一般都不要，我们就把它背回家，做干咸菜。
红苕藤藤最受欢迎，农民都要挑回家喂猪。有的家庭劳动力少，没及时挑走，很快就会被居民背走，甚至有些成品蔬菜也会被拿走。
后来，到地里的居民越来越多，生产队就派人照看正在收获的蔬菜：他们看到居民在地里就去追赶，跑得快的就跑掉了；没跑脱的，他们就缴对方的背篼或锄头。
附近农民都是菜农（种植蔬菜），红苕的种植面积少，由于农民本身挖苕挖得比较干净，加上居民欠红苕的人多，很难欠到红苕（欠红苕：就是在被农民挖过的红苕地里 ，居民又去翻挖农民没挖干净的红苕）。
这段时间农民收割忙。
居民喂了猪的也在忙——正是吹红苕猪儿的时候，都在为猪的过冬食物作储备，都想从农民的地里，多欠些红苕回家。母亲把地里的红苕挖完了，栽上了牛皮菜，就开始欠红苕。
正是个好天气。母亲装上干粮，带上我，一早就出发，到来回有三十多里路的新甸子——粮农种植地里欠红苕。
这里欠红苕的人少，没有农民追赶。地里的红苕多，都是些小个头的，很难欠到较大的苕。母亲的大背兜很快就装满了，我的小背篼只装了大半背篼。饿极了，母亲拿出煮熟的红苕，吃了就上路——背着红苕，坎坎坷坷回到家，已是下午四点多钟。
邻居看了都羡慕，母亲就带上他们一块去欠红苕，不再让我去——说我是个包袱。
正是红苕上市季节，为了贴补口粮的不足，我们去新甸子赶场，这里价格便宜些，买多点回来备好，贴补以后月份的口粮。
天空还是漆黑，我们就起床，大口大口吃过黢黑的早饭，就上路。宣伯伯和郭伯伯拿着自做的电石灯照明。（电石灯——用铁皮做的可以盛水的筒筒，筒筒的盖子上面插有一根约一米长的细铁管子，筒筒里面装入电石，再加入水，电石遇水产生气体，从盖子上面的铁管子口喷出，一着火就燃出长明火）。他俩走在一头一尾。我和母亲连同其他邻居走在中间，一路亮堂堂。
都说：人多，走起闹热。
天亮开不久，我们到了新甸子，就像打了鸡血一样的兴奋。
那时的人比较呆板，卖东西的人，不管好与孬，统统都是一个价格；所以，去得早就买得好。不到一个小时，大家都买好了，往回赶。
去的时候爬坡多，回的时候下坡多。
回家的路上，我们一行六人：挑的挑、背的背。到了平坡就跑；到了上坡就歇稍，等后边的人到来，一起嘿咗、嘿咗往上爬；到了下坡，稳住脚步慢慢走。
回到家吃晌午，大概十三点多钟。在忙碌中，我们度过了一天又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