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连载】围着理想前进【十四】

天蒙蒙亮，母亲叫醒我们。我睁开眼睛。母亲长舒一口气：“好些了，眼睛好些了！”

母亲拿来干净衣裤：“昨晚洗的，干得差不多了，将就穿。弟妹陪你去。”

我仨换上干净的穿在身上，好舒服。我们吃过昨晚剩的稀饭，里面掺和了一点干饭，出发了。

 

我们乘上了第一班客车。由于我们个子矮，只有父亲在售票员处，买了一张车票：一毛二分钱。

票面上印有站名：石井坡——童家桥——烈士墓——杨公桥——沙坪坝。其中：童家桥到烈士墓，烈士墓到杨公桥均为两分钱，其余每站，四分钱。

客车每到一个车站就要停下来，车站下面有人喊：某某车站到了，要下车的，请拿上自己的车票，排队下车。同时，还有几个人撕票（包括售票员），他们把住两个车门口，下车的人捏住车票的一头，露出一截让撕票的人撕。

如果下车时不挤，撕票的人就会一张一张的打开验票，如有与该站名不相符，或者票面有缺损，此人就被拉置一边，受罚。如果下车的人一哄而下逃跑，那些负责撕票的人就倒了大霉，乘客手中的票就完好无缺，下次还可以乘车——这种好事情经常发生。

 

下了车，由于父亲识字，很快就到了工人医院。挂号窗口有几个人排在那里。

父亲没说一句话，撇下我们径直朝窗口走去，排在队伍的最后面，直到他后面有人时，才过来，带我们去厕所。

从厕所出来，到了院坝，父亲叫我们在这里等他。他转身跨着大步进了医院大门。

天已经敞亮，我们身披霞光，兴奋得东张张，西望望。父亲突然降至我眼前，抱起我就跑，到了排队的地方：“请让让！”他换了姿势，双手兜着我对他们说，“就是给她看。”

 

人堆堆里，露出缝隙，父亲像老鼠逃命那样，窜过去。

我跪在挂号窗口窄窄的木质平台上，双手紧紧抓住挂号窗口上面的小圆铁棒，等待挂号。

“下一个。”

“这里，就是她。该挂啥子号？”

医生站起来，看看我：“要挂两个科：眼科和外科。”她坐下，“一毛钱。”

父亲给了钱。

医生把东西从窗口递了出来，又喊：“下一个。”

 

父亲抱起我出来：牵着我，找到了外科诊室，医生还没来，有人在排队。他叫我站在这里排队，就走了。

父亲牵着弟妹来了：他叫妹妹跟着我，他牵着弟弟走了。

父亲又来了，叫我先看眼科。到了二楼眼科诊室，父亲指着门上面的字：“看不看得到？”

“207眼科诊室。”

父亲舒了一口长气：“看完了，去吃馆子。”

我高兴得跳脚。

 

上班的时候到了，白大褂医生来了——是男的，还戴了眼镜，好羡慕他啊！当时戴眼镜的人很少很少，表明很有文化。

 

我一到他跟前，他紧锁眉头：“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什么时候打的？”

“黑子。昨天下午。”

“什么黑子？是哪个打的你？”

“就是黑子。”

父亲说：“是一个亲戚，不晓得啷个闹毛了，唉！”

医生把我的眼皮翻了又翻，又拿了一样东西对准我的眼睛照了又照，还叫我眼珠子上下左右转了又转。

“算你命大，就差那么一丁点儿。”医生叹叹气，摸了我脑壳，“我可以断定，当时你处于半昏迷状态。做家长的，要看好自己的娃儿。”他问我多大了？

“十岁。”

“十岁？这么矮！”

“什么亲戚把她打成这个样子？满脑壳都是包！”

父亲“唉唉”直摇头。

“就是比我大三岁的黑子，是男的。”

“是你的哥哥？”

“嗯”

“我想，外人不可能这样干。”医生对父亲说，“回去要好好教育大的，不能这样对待小的。她的眼睛不能再碰哦！否则，会瞎的。”

“有什么特效药？”

“没有。让她自己恢复。只要不再碰她，小娃儿恢复力强，多喝些清热解毒的水，比如：菊花、金银花、苦丁茶等等，带苦的都可以。”

“额头上的怎么办？”

“擦点张老酒，白酒都可以。当时就擦效果要好些。”

“有没得必要看外科？”

“意义不大。又检查不到脑壳里面。看她样子颅内问题不大，瘀血要靠自己吸收。记住一条，不能再碰她，自然就会好。否则，麻烦就大了。”

父亲“嗯嗯”点头。

 

我们走出眼科诊室，门口病人有几个；下楼路过一楼外科诊室：哎喲——好多人：有大人、有娃儿。

娃儿特别多，差不多都是男娃儿：有的吊着胳膊，有的头上包着纱布。

父亲将外科号卖给挂号的人——五分钱。

我们是第一次出来，与父亲走在马路上，穿过大街，走过小巷，跳跳蹦蹦在这陌生的地方，别提有多高兴啊！

父亲特别来了精神：“我们先去馆子里吃东西，再走——到杨公桥坐车回去。”

“不回去最好。”

“你啷个说出这种话来呢？晚点回去就是了，下午我还要去上班。”

 

我们到了馆子里，人不多。父亲把我们安顿好。他来来回回跑，很快，桌子上就是一大堆碗：四碗绿豆汤、三碗豆花、三碗小面。我们三个呼啦啦吃起花儿开。

父亲只喝了一碗绿豆汤，就去喂弟弟。我很快就刨完了。

“还要不要？”

“还要。和刚才的一样。”

“我也要。”妹妹说。

父亲又去买来，我把它胀完了，一口汤都没剩。妹妹剩了一些，父亲把它收来吃了。

 

我们又上路。

我问：“豆花、绿豆汤、小面好多钱一碗？”

“豆花五分、绿豆汤四分、小面八分。今天一共花了多少钱？”

“八毛九分钱。”

“对头。”父亲很高兴。

一路上，稀稀拉拉的树子，遮不住太阳。幸好今天的太阳像没吃饭一样，没得精神。

有墙壁的地方都贴上了大字报，有人在看；还有三五成群的红卫兵在巡逻，他们身穿军色服装，左手胳膊戴有红袖章笼笼：上面印有金黄色的“红卫兵”三个字，格外醒目。我仨顾不上这些，只管跟着父亲走路。

“这些树子：有的直撑撑的，有的歪歪扭扭的，有的要死不活的，都长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不一样呢？”我很好奇。

“你看你的手指头，为什么有长有短呢？”

一路上，我问的问题，父亲都是反问我；我又说不出理由来，不知不觉就到了家门口。

 

母亲坐在桌子边发呆，眼前有半碗稀饭——其它碗用筲箕盖住。我们到了她跟前，吓得她站了起来：“老张，医生啷个说？”

“问题不大，不能再受伤，就能恢复；否则，会瞎。”

“命大、命大啊！”

“医生也这么说‘命大’。这段时间把她看紧点，千万不能有半点差错。黑子就由着他，不能打骂他。”

“要得。捱到学校开学就好了。”母亲揭开筲箕，“哇！”香喷喷的鸡蛋炒饭就在眼前。

是猪油炒的，好香好香哦！我口不离碗，只顾刨饭，只顾吞饭，不说一句话；尽管母亲问这说那，都由父亲回答——我们吃了什么什么啦，看到什么什么啦，啷个坐的车啦，等等。

 

宣妈进来：“我从隔壁听到你们回来了。医生啷个说？”

父亲把刚才说的重复了一遍。

“那就放心了。”宣妈指着我，“看她吃的样子哟！”

 

母亲说她看到昨晚剩下的干饭，就到钟家院子，用5毛钱买了3个鸡蛋，做的蛋炒饭。”

“你在哪家买的蛋？”

“杀猪匠家。”

“还有没得？”

“应该还有。”母亲很有把握，“因为他们根本不敢拿到市场上去卖。我打猪草时看到他们生产队库房的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第一排写的字最大，还打了红叉叉的，我认不得字。我想：那红叉叉就是不准卖鸡、卖蛋、卖肉之类的；要不然，为啥子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呢？”

“对头，红叉叉应该是这么回事。我喊老宣去杀猪匠家买点，等老二回来吃。”宣妈走了。

 

“你看到老大没有？”父亲问。

“没有。”母亲说。

“他回来吃东西没有？”

“吃了。我出去他就回来吃了，宣妈看到他，还说了他。”母亲说她早晨舀了两勺干饭在稀饭里，老大把蒸笼里的干饭吃了一半，剩下的，就是你们吃的蛋炒饭。

父亲“唉”了一声：“开学就好了。他是读书的料。”他匆匆吃过蛋炒饭，离家——这周父亲上白班，他的徒弟帮他顶着，他去接替徒弟。

 

母亲收拾碗筷：叫我去耍，不要弄到眼睛。甭提我有多高兴。我与弟妹在屋外坝子上“做家家”。很快，郭三、郭妹、双双姐弟、钱二妹、钱幺妹都来了，临近的同学尹小美也加盟了。我兴奋得直嚷：卖菜卖菜要来买就快来买......我仿佛又回到了校园。

 

天黑后，忙碌了一天的人们，与往常一样，在自家坝子搭上凉板什么的来纳凉。

郭三、钱二妹他们早就在我家坝子上等候——父亲讲故事。

 

“讲到哪里了？”父亲终于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平躺在凉板上：“柳德胜和他妈妈回到了娘家。”

 

“他们等了你好久。我先罗嗦几句，你再讲。”乐叔叔说，“我下班在大河沟商店门口看到了黑子：他正想躲我，我把他喊住，说了他，叫他回家，你们不会打他；我向他保了证的。还好，付碧总算没事。我说完了，你讲吧。”

“谢谢你。”父亲坐在凉椅上，摇着蒲扇，讲开了：

“柳德胜他妈很精灵，在少爷家干活时总是捡重活干，肯帮忙，人缘好。别人给他妈透了风声：说少爷家明天要被炒家，正在转移贵重的东西。他妈立刻放下厨房的活，跑到书房去，帮倒搬书，趁人不备，他妈捞起一大摞书就往娘家跑。”

父亲张开手臂：“这么多。”

“哇！偷了好多的书！”我好羡慕。

“不是偷书。是帮到藏书。如果不藏的话，朝廷来了，一下子就没收了，今后少爷就没得书看，就考不起状元。她把书藏到她娘家，是为了柳德胜有书看。”父亲故意停顿。

大家都催：“张叔叔，快讲哦”！

“柳德胜的妈，根本就不晓得抄完了家后，他俩要回娘家住。他妈只认准一个理：儿娃子嘛，就是读书考状元；做官，光宗耀祖。”

大家“哦”了一声。父亲一边讲，一边给我们作解释，生怕我们误解。

宣伯伯上中班回来了：“张师傅，你干劲还大吔！都12点多了，你明天不上班吗？”

父亲沉浸在故事里：“他母亲牵着牛在前面走，走的是田间小路。”他用双手展示路的窄和弯。

“柳德胜骑在牛背上看书，看到精彩的时候，还念给他母亲听。”

 宣伯伯过来拍了一下肩膀，吓得父亲打抖抖。

“明天你不上班吗？”

“要上班。不晓得今天咋回事情，讲起瘾了，你都下班回家了。”

“付碧没事吧？”

“没事。”

“那就好了。黑子呢？”宣伯伯问。

“在我家坝子椅子上睡起的。”郭妈说，“这大夜了，我过来喊郭三、郭妹回去睡觉；看到他们听得津津有味，就跟着听。我也听起瘾了。”

“还没睡嗦！你们叽里哇啦把我整醒了。”母亲哈欠连天，“明天再讲嘛。老张，黑子吃过饭了，后门我关好了。抓紧睡觉，明天还要上班。”

“郭三、郭妹，回去睡觉。”郭妈叫钱二妹、武菊明天来听。

大家散去。

 

从这以后，父母怕我在家被黑子打：母亲外出干活，我跟着她去，或者我跟着邻居去，反正不让我单独在家。

最远处是：到青草坡的松林坡，用竹耙子捞刮地上的松毛（松树落下的松针）；还有赶场，来回三十多华里的路程——买红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