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中午，吃过午饭，喂过猪。
母亲说：“昨天晚上的雨，落到别的地方去了。今天太阳有点萎、有点闷，我们上山把那块石谷子地整理出来。”叫我把碗筷泡在木桶里，就出发。
母亲穿着做临工时的劳保服，背着背篼，里面装的是：两根长錾子和一把大鎯头，不锈钢筒筒；左右肩膀上分别扛了一把大锄头和洋镐。
我拿了一把中号铁锹，来到那块地里，不到下午一点钟。
这是一块斜坡石谷子地，坡度不到20度，里面还嵌着两块大石头，是泡砂石。东折西拐的面积不到40平方米，里面没长草，只有奄奄一息的南瓜腾。
母亲指着西边那块地说：“当时那块地还是有很多石头，下面是泥巴。我把它整理出来，有人眼红去告了，被生产队没收了。”
母亲越说越气愤，“有那么多的地，你们啷个不去没收他们的地呢？队长说我是挖了社会主义的墙角。”
母亲很气恼，“我是从石堆堆里挖出来的，根本就没挖到墙角，石头下面是泥巴，哪来的墙角？*****的队长混帐得很，说我没得文化、胡扯。”
母亲的声音比昨天涩鼓鼓的声音清晰了些：“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就去找到他们的大队书记。书记说我是劳动人民出生，叫我在这里挖。如果生产队再来没收，叫我去找他，还是书记好。”
母亲伤心起来，“黑子读书得行，本想他读了书，长大好做官，现在学校停课闹革命，看来不行了——唉！”
我指着眼前的南瓜藤藤：“叶子都黄了。”
“这是堆石头的地方。人家书记好，才给我。你想，哪个能把土给我种？我又不是他们生产队的。”母亲指着边沿一圈垒砌的石头，“这些都是我用里面的石头垒的，怕被别人占，就栽了几根南瓜苗苗在里面。今天下午把它挖出来，下雨就栽红苕。”母亲还说，“苕苗栽早了，就长腾腾，红苕就不怎么好。现在是六月了，再也不能耽误了。种庄稼要跟上季节：误一时就误一年。”
母亲左手拿着錾子，用尖尖对准搬不动的石头；右手拿鎯头，对准錾子的头部，有力量、有节奏地打击：“叮当、叮叮当当”的声音飞向远方。太阳时而斜露出半边脸来，窥视她满身的汗水；时而隐去，送来一点风，为她揩拭满身。
我用铁锹，把那些小石头锹到边沿上，加固这块地。终于，没有“叮叮当当”的声音了。
“石头打完了，歇下梢。”母亲活动了手腕，坐在石头上，叫我去把背篼里的不锈钢筒筒拿给她。
太阳西斜，它的脸上好像涂了点胭脂粉。我提着上次给她送饭时的不锈钢筒筒过来。
“里面是稀饭。”母亲叫我先喝，她居然没了昨天涩鼓鼓的音质，恢复到本来的清晰——尽管打石头这么累！
我揭开盖子，满满一筒，抱住它就“咕咚、咕咚”地喝，还有泡豇豆味：好香、好解渴。
“下面是干的，拿瓢瓢舀。”
“没得。”
母亲叫我把筒筒给她。
她“咕咚、咕咚”喝起来：“这，瓢瓢出来了。”
我接过勺子，一勺又一勺吃玉米坨坨，又喝了些清汤汤，就把筒筒递给母亲。
“胀了。”我拍打着肚子，舒服极了。
母亲吃光了筒筒里的所有，又忙开了：
她先把大点的石头搬出去；然后，用铁锹把小石头刨成一堆一堆的，才去挖土。
我就锹堆堆的石头到边沿。母亲一会儿用锄头挖，一会儿用洋镐撬。一块石谷子地，像模像样地嵌在东边不起眼的角落。
母亲穿的是——做临时工打石头时发的工作服：透着盐巴的汗渍，一圈又一圈分布在劳动色工作服的背部、胸部、腋下，像朵朵白云；蓄着齐耳的“妈妈头”，一绺一绺地纠结在一起，还有赭色的泥土点缀在上面。
在暮色苍茫，闷闷的蛙鸣声中，我俩回到了家。桌子上的食物，是我和母亲的。屋外有好多的娃儿哦！
父亲心痛地说：“天不黑，你们是不会回来的。先洗手、吃了再去洗澡。”
“我带了稀饭上去的。不然，啷个挨得到现在。”母亲很满意，“那块土，总算挖出来了：是块生地，是石谷子地，最肯长红苕——以前，我当细娃儿的时候，就种过这种地。”
我和母亲“呼啦、呼啦”喝饱了。
“老张，倒杯酒来。”母亲说她周身痛，忘了喝酒。
父亲正在收拾灶房：“刚吃了饭，喝酒不好。”
“良心才不好。”母亲走到灶房，拿起酒瓶，拧开瓶盖，就汩汩地喝了几口，“不喝五加皮，明天起不了床。”
她惬意极了，“老张，猪喂没有？”
“都喂了。”
母亲不放心，去了猪圈。
我把热水从头到脚一冲，澡就洗好了——当时是剪的小平头；因为头上长了虱子，母亲还用汽油在我头上闷过它。
我们都守候在这里——因为昨天的约定。
父亲终于出场了，他依旧倚在凉椅上。
“张叔叔，我们都等了好久。”武菊说。
“好嘛。今天讲什么呢？”
小双弟弟说：“你昨天说的：刘得胜。”
“对头，是柳德胜。”父亲一本正经，“是柳树的柳，品德的德，胜利的胜。”
我说：“你把它写下来。”
父亲顺手从裤兜里拿出纸和笔，边写边说：“一说别个都晓得。你偏要写出来，才晓得：真是太笨了。”
“还有：图案假，也写起。”
我接过父亲写的：柳德胜、图案假，“哦”了一声。
乐叔叔说：“你们看，付碧多用功。”
“她脑壳反应慢。”父亲摇晃着大蒲扇，慢条斯理地讲起来。
“柳德胜出生不到两个月，他父亲得痨病死了。他母亲经人介绍，带着他去附近的一大户人家当奶妈。那家的少爷刚好一周岁，就开始吃他母亲的奶水，而柳德胜只能吃米羹羹。”
“为什么呢？”我问。
“因为她是吃的别人的东西，才有的奶水，当然只能喂少爷哟。”乐天平说。
“你看，你的同学就晓得，你不晓得！别打岔，听不懂去问天平。”
“当奶妈的，都吃得好，还耍得好，心情又好。他母亲的奶水好，少爷吃了，还给柳德胜吃一点。少爷和他长得白白胖胖的，并且都很聪明，耍得拢。少爷快两周岁时，他母亲就不做奶妈，回到了娘家。”
“为什么不做奶妈呢？吃得这么好。”我问。
“少爷长大了，那家不要奶妈了。”
“哦！”
“少爷不干：哭着、闹着要奶妈和柳德胜。后来，那家把他母子接过去——他母亲在那里干粗活。柳德胜做少爷的陪读。好景不长，柳德胜六岁那年，少爷家犯事被抄家。他母子只好又回到了娘家。”
这个故事父亲断断续续讲了好久：
从他六岁与母亲相依为命务农，到十二岁离家当学徒——经商——发财——破产——邂逅少爷——中举——十多年后回家，母亲双目失明奄奄一息——阴阳两隔——帮助穷人。
故事跌宕曲折，引人入胜。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柳德胜的故事讲完后，再也没有时间和机会听父亲讲这么好听的故事了。
第二天午饭不久，一场雷阵雨后，母亲独自上山去栽红苕。
我留在家，是因为父亲白班后今晚要转班——上夜班：
他下午不到5点回家，晚上12点又要上夜班，到明早8点下班。
再下周就是上中班：从下午4点到晚上12点，一周后又是上白班——这就是三班倒：白班、夜班、中班，轮流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