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连载】围着理想前进【十】

 

正月到了，母亲被辞退回家。春节就在眼前，每当此时小孩子们都爱唱：“紅萝卜，咪咪甜，看到看到要过年，娃儿要吃肉，大人没得钱。”我们都欢天喜地盼过年，可以吃饱白米干饭，还有肉吃。

 

当时：粮食、猪肉、菜油、棉布、副食品等等，都是按人头凭票供应。

平时月份，每人一斤肉，半斤菜油。

过年供应，比平时多一倍。

再穷的人家，到了过年，小孩子们身上都要粘点新的:或新衣服或新裤子或新鞋子或新袜子或新手帕，来相互比较。

 

可是，我们这次过年糟糕透了，饭桌上与平时差不多。

父亲说：“今年开始，每人布票比往年少一半；肉也是，只有半斤肉；菜油没少，还是半斤；现在是过年，每人一斤肉，半斤采油。”

母亲说：“这次过年肉没得多的吃。年过完后，我去买头猪来喂。到了明年，杀猪过年，让你们吃个够。”

春节后，由母亲打主力，父亲和我作帮手，在离我家门口约五米处，搭建了个猪圈棚。

不久，母亲赶场来回40多里路，买回一头小猪，不到20斤。邻居大人、小孩都来看这头白毛猪儿。我们这排房子有六户人家，后来，有五户人家喂养了猪。

 

母亲对这头猪儿，训练有方：每当晚上我们睡觉时，就把它放出猪圈，在外拉屎拉尿后，把它赶回家里的外屋门口边睡觉，以防被偷。母亲就睡在外屋的一张小床上（因它而买的旧床）。

深夜两点左右，母亲起床把它赶出去拉屎拉尿，然后又赶回来继续睡觉；天蒙蒙亮时，就把它赶回猪圈；母亲再回来，收拾门口边的猪窝窝，以便进出。

时间一长，猪就成了条件反射：每当半夜它要拉屎拉尿时，它就用嘴拱门。母亲就起床为它开门，它跑出去不会儿就会回来。

它偶尔不回来，母亲出门找到它，就用棍子狠狠打它，它就听话了。

 

春分后，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母亲买回十只鸡娃，还有十只鸭娃，毛茸茸的。

母亲说：“猪长得慢，要喂一年才能吃到肉。隔壁乐妈家，不喂猪，只喂鸡、鸭；我都喂，三个月的鸭，半年的鸡。”

我问：“三个月的鸭，半年的鸡是啥意思？”

“三个月，鸭子羽毛长齐，鸡要半年。”

“鸭子喂三个月就可以杀了吗？”

“那，你就要勤快点，把它们喂得好才行。”

“它们吃啥呢？”

母亲认真地说：“鸡，捉蚂蚱喂它长得快。鸭子，山螺丝、蚯蚓、蝌蚪，吃腥臭之类的最肯长。”

“我懂了”。

 

由于是鸡仔，就在家里放养，屋子窄，当天就被踩死两只。

母亲第二天又去买回两只鸡仔，用苇席在猪圈背后围了个小圈，将它们圈在里面喂养。

晚上，将鸡仔、鸭娃分装在萝兜里带回家，次日又放回圈里。

不知不觉，家家户户都喂养了家禽。大多数家庭养有：鸡、鸭、鹅、猪；少数家里还养了猫、狗、兔。

 

我们这代50后的人，父母辈基本上都是从农村出来，进入城市的。

母辈从农村出来随夫，基本上都是家庭主妇：大多数都是文盲，在家带孩子做家务活。

 

由于父母们受封建思想的影响：“重男轻女”。还有当时的政策，“生得越多越光荣，当光荣妈妈，戴大红花。”家家户户的娃儿都多，最多的10个或者更多；最少的也有两个，多数人家在4—5个之间。

 

由于停课闹革命，在家干活的是少数人；大多数的娃儿是聚集在一起耍，小吵大闹是常有的事：

男孩之间经常发生打架。

女孩之间主要是吵架，拉团伙，去孤立某一个。

主妇之间由于传小话，经常发生吵架，甚至打架。

居委会干部经常出面调解，调解不了的，弱的一方就要去找人家调换房子，另换一个地方居住。

 

由于是春天，我经常去水沟里捞蝌蚪，把它放在装满水的大盆子里，再把鸭仔放在里面看它们捉蝌蚪吃：

它们的头向水里一栽，两条小腿向上一蹬，蝌蚪很快就被它们抢光了。

它们煽动着毛茸茸的小翅膀——每当这个时候，我和弟妹兴奋得手舞足蹈。

白天一天比一天长，我一天比一天起得早。猪仔的体积长大了些，它的肋巴骨凸显，是营养不良。

 

今天一早，我与母亲同时起床，第一次拿着空空的喂猪铁盆，把外屋门一开，我先一步出门槛。

“猪儿啰啰啰......”我在前面边唤边朝圈的方向走，到了圈门口，它就拐弯一溜烟跑了。我追过去，见它的嘴不停地朝地面拱，不停地咀嚼。无论我怎样吆喝它、追赶它，它就是不回圈。

 

我回家舀了半盆昨天晚上准备好的猪食，端到它跟前：让它吃上几口，再端起走一段距离；再放下，让它再吃几口；如此反复，把它哄回圈里。将猪食倒进猪槽，它就狼吞虎咽起来。

我回家去舀了一盆来。它两前脚正跋在圈门上，露出脑袋，发出“拱......”的饥饿长鸣，眼睛随着头的转动而转动。

它见我端的盆子，前脚就着地，摇着尾巴慌慌张张到了猪槽边，发出“一乌一乌一乌”的声音。

由于我个头矮，无法从圈门上的顶端口倒进猪食，只好开门进去。

我勾着腰还没把盆里的猪食倒完，它就一头砸进槽里，张开大嘴“吧嗒吧嗒”地吞；满脑壳的猪食从它头上往下掉，它把头一甩，汤汤水水还有猪草溅到：我的脸、胸前、脚上。

 

我用铁盆黑起打它：它只是“哼叽哼叽”，脑壳仍然一上一下口不离槽，“吧嗒吧嗒”地吞食。

吃到第九盆，它才方休，安安稳稳地躺在石板上，舒舒服服进入梦香。                            

此后，一早起来，只要我拿着这铁盆，无论是有猪食，还是没有，它都要跟在我的后面：我跑，它就跑；我走，它就走。

 

我经常拿着这铁盆：从我家房子的这头，跑到那头；又从那头，跑到这头。

我跑在兴头上的时候，边敲铁盆边跑，猪儿紧追不舍，嘴里还发出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声音。

我再不用喊“猪儿啰啰啰...”，它看到这铁盆或听到敲铁盆的声音，就跟随我。那是我一天最快乐的时刻。

每当我跑得没完没了时，母亲就要吼我：“清早八晨找不到事情做，逗猪儿耍！快把它弄到圈里去，把它喂了！你看什么时间了。他们起来要吃饭，动作快点！”

 

一家人吃过早饭：

父亲这个星期上白班——走了。

老大把碗筷一丢，也出去了。

妹妹带着弟弟：东一下，西一下的。

 

母亲忙开了：洗碗、抹屋、扫地等等，还有一大堆脏衣裤等待她的伺候。

 

我就喂鸡、喂鸭：

鸭仔开始长羽毛，喂了些鸭食——用糠壳加少量烂菜叶煮的。

鸡仔还是绒毛，只是长大了点，看起老辣了点，喂了点点米，然后把它们都放了出去，自己找东西吃。

 

不到上午十点钟，我正在后门（灶房门）的坝子上，生煤炭炉子的火时：突然“我来！”母亲一把夺过我手中的扇子，叫我去看鸭子、鸡娃，不要它们跑远了。

她蹲着身子，向炉子的通风口摇着扇子，上面的火势旺盛。她身着打石头时的劳保服，汗渍一圈又一圈，肩膀上已经补丁了。

她喘着粗气：叫我快去快回。趁这几天天气好，她要到远的地方去打猪草，打多点来存起。怕万一下雨猪没得吃的。

 

我从前门（外屋的门，前门与后门是对着的）出来，看见满满的一背篼菜（能装40斤左右），在门口边，是母亲刚买回来的。

弟弟和妹妹，还有邻居小朋友们盯着蚂蚁在唱：“蝗斯蝗斯蚂蚂，请你嘎公（外公）嘎婆（外婆）来吃嘎嘎（肉）；坐的坐的轿轿，骑的骑的马马。”我喊上弟、妹，去找鸡和鸭。

 

鸡就在附近，绒毛还没脱完，它们正在觅食。鸭仔在坡底的阴沟里，扁扁的小嘴巴东撮撮、西撮撮。我就在附近捡了一根棍棍，在阴沟边上撬蚯蚓甩给它们吃。

它们的反应力都快，扇着羽毛的小翅膀，跑过来用扁嘴抢：

有的鸭仔刚抢到蚯蚓衔在嘴上，另一只鸭仔就来争夺：一边一头鸭仔，中间一根蚯蚓；你扯我，我扯你；可怜的蚯蚓被扯断，各自吞噬应有的部份。

有的鸭仔刚衔住蚯蚓就扑打着小翅膀，东歪西斜地逃跑，在一旁很警惕地吞。

有的左躲右闪，还是被别的鸭仔抢走。

有的穷追不舍地去抢。

妹妹也来撬。弟弟就去捉蚯蚓。有的蚯蚓刚撬出来，蹦得有点高，把弟弟吓得哈哈大笑，直嚷：“又来，又来一个！”

“付碧！”传来母亲遥远的声音。

“我在山下。”

“回来得了！”我牵着弟弟顺着小路往上走，母亲一见我俩，很着急，“他这么小，摔到了咋办？！你这么大了，还不懂事，只晓得耍！喊你看了鸭子就回来！你看：好久了，锑锅里的水都烧涨了，开水瓶都装满了！”她东张西望，“老三呢？”

“在那里撬蚯蚓喂鸭子。”

母亲也把她喊了回来。

 

在家外屋门口边：母亲把弟弟搂在怀里来理菜。我和妹妹剥胡豆角，比平时难剥，还黑乎乎的，剥出来的胡豆有点黄、有点干瘪。母亲说它下市了，要明年才能吃上新胡豆。母亲买它，是由于我们每个月的粮食吃不拢，让它来补充，总比饿肚子强。母亲长叹了口气，“去年春天，我在山上开的荒，种的一块地，多好的一块地，好大哟！被生产队没收了！”

她将剥好的莴笋放在筲箕里：“还好，有块小的没被没收，就是位置偏了点，土质不好，石头多，”母亲盯着我，“改天我们上去把石头拣出去。”

我指着藤藤菜的田：“那块会不会呢？”

“不会，家门口的不会被没收”

“山下那两块地会不会呢？”

“也不会，这一坡都是一0二钢厂的。这点点地，种来不够我们吃，还差得远呢。”

 

母亲叫我去煮饭：“中午只打一筒米（一斤），有这么多的胡豆掺和吃，够了。沥点干饭出来，给弟弟吃，他还小。”

母亲把弟弟放在自己的腿上，搂着他，继续理菜。她吩咐我：“稀饭煮清点，里面不煮玉米坨坨，用胡豆下稀饭吃。”

母亲一脸的惆怅：“不晓得是咋搞起的：过了年来，每个月都喊吃不拢，总要差个一两天。”她盯着我，“今天你打米时，就不抓一把米出去了。你要记住：煮饭时少打了米，就不抓米出去。你去看看炉子上的锑锅，水响了没有？”

 

我到了灶房：“水响了。”

“去打米煮稀饭，就一筒，不要抓出去，到时捞点干的起来，弟弟吃。”

“晓得了。”我很不耐烦。

我拿着瓷铁盆去里面屋子的尿罐（用罐来装大小便）旮旯打米做饭，正好撞见老大在舀米，我扯起嗓门大喊：“黑子在偷米！”老大从后门跑了。

 

母亲赶过来，见米坛坛周边到处是米：一边骂一边冲出后门，去追老大，母亲跑不赢他。

下午：

母亲不是上山打猪草或捞柴、种菜，就是大规模地煮猪草；天冷时，煮上一周的猪食；天热时，最多煮两天的，装在大缸子里；她稍微有点空，就是纳鞋底。

每月月末：母亲还要到沙坪坝一个远亲家里去挑潲水，来回30华里路。

远亲家有五兄弟，除父母外，还有婆婆，共八口人。

他们平时将淘米水装在一个大罐罐里，澄清后将面上的清水逼掉，剩下沉淀的就是喂猪的潲水。

母亲用两个大麻布口袋来装，挑着回家。她一路走，麻布口袋里的清水就不断地往外渗透，一路留下母亲的印记；但重量不断递减，潲水就酽了。

 

我下午：

一般是煮晚饭（包括明日早饭，晨起后，烧柴火热饭，下咸菜吃）。有时洗衣、洗猪草、宰猪草、零时煮点猪草。

有时与邻居一块去山上拣山螺丝来喂鸭。

尤其是在夏天偏东雨后：我上山拣山螺丝，顺便刨地上的地木耳，带回家洗净煮汤，起锅时勾点芡粉，很好吃；太阳稍微一晒，地木耳就化了；还与邻居宣伯伯一行人去青草坡（松林坡）捡野生菌：午饭后就去，下午五点左右回家。

宣伯伯每次都捡得最多，我最少。我们是左右隔壁，他的幺儿小宣比哥哥长一岁，两人经常在一起下象棋。我家有时拿着碗到他家去吃野生菌，吃个饱，然后又吐清口水——因为里面看不到油花花。

 

父亲的三班倒轮流了一圈，这个星期是上白班，他揣了米，中午在车间蒸饭，食堂打点菜和着吃。老大知道父亲从不打骂他——无论他怎样。

母亲喘着粗气，骂骂咧咧地回来，把米坛坛周边的米清理干净，还说：要打老大，小时偷针，大时偷金，这了得！她吃过午饭，把猪儿喂了，背起大背篼出门打猪草去了。

老大锁定母亲走得很远了，才回来吃午饭。他吃饱后，丢下碗筷径直到灶房，不吭声不吭气，对准我的脑壳就是打：“讨赏婆......讨赏婆!”

我除了声嘶力竭外，还是声嘶力竭大叫大哭！幸好当时曾兴武叔叔上夜班在家还没午睡，过来把老大拉开了。

 

黄昏后，母亲背着冒冒一大背篼猪草回来，放在门口外，到灶房看见我脸上的青包：又急、又气、又骂！

吃晚饭时，曾叔叔端着碗到我家门口，一边吞饭一边说：“张师傅吔，你家黑子够狠的了，幸好你家付碧是个女的哟！如果她也是个儿娃子的话，我看就要像和平后山那两兄弟一样，准要打死一个才算得了数的哦！我拉了他好久才把他拉开。”

他摇着脑壳，用筷子敲了几下碗：“我问付碧他为啥打你？说黑子偷了米，告了他。黑子一听到偷米，跳得八丈高，硬要蹦过去打她。我使了好大的劲才把他拉住。我叫她跑，她不跑，就蹲在那里不动，等他打，她太老实了。啷个得了哦！”他端着碗，刨着饭走了。

 

母亲气得咬牙切齿：“他回来我要打死他！偷了米还打人！怪不得每个月吃到后头，总是吃不拢。”母亲盯着我，“还怪你平时多打了米。”

父亲一直不吭声。

母亲怒火万丈：“就是你惯伺的！”

 

每当月底来临时，母亲都要抽时间看看米坛坛还有多少米，甚至拿平时打米的筒筒（容量一斤），一筒一筒地打出来，看还有多少斤，对应的还有多少天，每次少打多少（中午少打一把，晚上少打两把）米，这个月才吃得拢。

 

我第一次煮饭的时候，母亲就教过我：

如果全家都在，中午两筒米。

晚上两筒半米，包括次日早饭——将夹生饭捞出，少量米在汤里，再将玉米粉或者面粉和上少量水调成糊状，用勺子：一勺一勺舀在锅里，就成了坨坨，干稀分明，这是晚餐。再用蒸笼将夹生饭蒸熟放在一边，这是明早的早饭。

“分斤舍两。”母亲从打出来的米中抓了小半把米摊在手里叫我看：每次都要这样抓点出来，放到坛坛里面去。

母亲经常提醒我：“分斤舍两，抓点出去，今天父亲上班不在家吃午饭，少打半筒。”

 

我一直是按母亲的要求做的，但每月还是吃不拢。母亲老说我笨得出奇——就是差错在打半筒米上：一筒米的半筒，手把手地教了你百十遍，还是教不会！

母亲对我无可奈何：“还是耍的好，不用教就会。”她很是担心我，“以后长大啷个办哟！变了女人就得做事。”这些话，我耳朵听得起了——老茧。

 

快晚上9点了，父亲到处寻找老大，都见不着，这是第一次出现的情况。父亲很气愤，就骂母亲。双方对骂一阵后，就你一下，我一下，动起手来。

母亲急中生智，转身从灶房当头拿根扁担，从牙齿缝缝里挤出：“信不信，老子砍死你！”

父亲顺手拿起板凳，竭斯底里：“你砍！”

他们近距离地对峙着，咆哮着！

我拼命喊叫：“不要！不要！”并使出全身力气拖住扁担。

“放开！我给他拼了！这个挨炮眼的！”母亲不顾一切地倒腾着扁担，我就是不松手，随着扁担动而动。

后来，乐叔叔把父亲喊到他家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