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过多久，母亲就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从此：妹妹照看弟弟。我就烧火做饭——应有尽有的家务活。
今天，母亲慌慌张张吃完午饭，叫我跟她去，看看她有多辛苦——说我在家煮点饭还啰嗦，经常不准时，老是想到耍。
我当然是吃了午饭的，一路小跑才跟得上母亲的步伐。
原来母亲做临时工的地点，是我上学时路经这条铁路的终点：在三十二中学的上面，铁路终点的12车间里面的最北端的半山岙上，开山打石头。
从家至这里有一小时左右的路程。
母亲把我安排在山脚下的工棚里。
她指着台阶上的凉席说：“想睡觉，就在上面睡。你在外面时，要注意安全，不要被石头砸到了，下班我们一起回家。”
母亲戴上新草帽，拿起两双手套就往外走；我跟在后面，快要爬坡时，我就站住了，一直盯着她：母亲爬上半山岙，在一工友前，隐隐约约看见她双手握住钢钎，那工友离开。随后，模模糊糊看见母亲的手在原地一上一下的。
我放眼东张西望：好多、好多的钢钎都是一上一下的动，周围都是松松的、新新的乱石头，还有新泥巴。在烈日炎炎下，我疲倦了，回到工棚躺在凉席上睡着了。
一阵嘈杂声，还有“铛、铛、铛”的敲锣声，把我惊醒。
“这是你的姑娘吗？”
母亲坐在我身边回答：“对头。”
工友（2）说：“啷个把娃儿喊到这个地方来？放炮万一砸到了不得了哇！”
“不会的，放炮站远点。”
工友（1）说：“在这里又不安全，不如让她在家里做点事情还好些。”
母亲说：“就是不愿意做事情才把她喊来看看的。”
工友们说开了：
“现在不上学了，我家的娃儿每个都要做点事情。”
“大的多做点，小的少做点。”
“轰隆隆......”炸开了。一阵后，“铛、铛、铛”又敲响了，她们都戴上草帽，拿着手套，出去了，又往那里爬。
母亲走在队伍的最后面：“还要放一炮，放完就下班。如果顺利的话，就可以早点下班。你说，哪个辛苦？”
我目送母亲的背影：她手里仍然拿着两双帆布手套，不过比先前脏了些、烂了点；直到她再搬弄手中的钢钎时，我才往回走，打量眼前的工棚：
是由乱石头砌成的，很厚实，顶部是石棉瓦；还有一处是一模一样的男工棚，其面积是她们的四倍还要多一点。
男女工棚相距约有十米远，各自在背面的一角处，有一米多高乱石砌成的露天换洗处，掩映在绿树丛中。
太阳西移，耷拉的树叶有了一丝的纹动，身上感觉凉快了一些。
“放炮啰！铛铛铛！......放炮啰！铛铛铛！”一男工友左手膀子上戴着“安全值日”的红袖笼，一边敲锣一边喊。
人们纷纷撤离现场：他们有的手上有东西，下山的样子看起来沉重。
他们回到工棚就各自忙开了:有的在冲凉，有的在洗衣，有的在看放炮。
不到半小时，“轰隆”一声炸开了花；浓烟滚滚，巨石向下翻滚，如山洪爆发般，小石子四面八方乱射。
我又惊又喜狂吼、还鼓掌，惊动了旁边的叔叔：“这是哪家的娃儿哟，跑到这里来。”
“不晓得，可能是女的那边的吧。学校没开学，到这里来，想得出来，让她在家做点家务，既安全，又减轻负担多好。”
有人在数：“一、二......二十六炮！”
“成功啦！只有4个闷炮！”戴“安全值日”的工友边敲锣边喊，“下班啰！铛、噹、铛！......下班啰！铛、噹、铛！”
母亲麻利地做完了一切，把帆布工作服挂在树桠上。
我问：“万一下雨怎么办？”
“不会的，这几天不会有雨，小时候你外婆教我看天，说这种天气不会有雨。”
母亲穿着平时补丁又补丁的夏装，背着个大背兜，一路拣着柴火回家。
原来，只要是晴天，母亲每天傍晚背着柴火回家是这样到处拾积的。
没过几天，就是父亲的三班倒轮休。我执意要给母亲送饭去，并约定好在中午12点以前到达。否则，母亲将沿途回家，怕我迷路。
母亲每天上午7；30—11；30分上班，打石头，计件制；下午2点上班，放炮。
母亲说过：打石头要老火些，放炮要松活些。她们没有休息日。雨天不上班，就没有工资，她们都怕雨天。
有父亲打主力做饭：我主要负责炉子生火烧煤，不时地扇炉子下面的通风口，火旺，饭和菜很快就做好了。
父亲用不锈钢做的饭桶（不到3升），用它来装饭菜：
下面是玉米坨坨稀饭，上面是少量老南瓜和空心菜，盖好。
父亲一边对我反复交代，一边将饭桶浸在冷水中，感觉差不多了，将饭桶提起交给我：“快去快回，10点多了。”
铁路的尽头就是12车间，有四条铁轨直通车间内部。
车间内部铁轨的不远处，就能望见对面正在开山劈石头——尽管看不清楚人。
由于是耐火毛坯车间，门卫值班的都是老头子；再加上地处偏僻，如果没有工作关系或在附近居家或万不得已的事情，一般不会有人来这里的。
母亲穿着早上去上班时穿的补丁又补丁的夏装，正在工棚外纳凉。
“妈，我来了！”
“怎么这么快？那些去吃饭的都还没回来，你就来了！”
母亲迎上来接过饭桶放在石板上，端起瓷盅：叫我喝水，她用帕子揩我的头。
我“咕咚、咕咚”把水喝干了，将大瓷盅放在石板上：“我是边走边跑，怕晚了。”
母亲揭开饭桶盖子将勺子往里一插：“都把干的给我了，你们吃什么？”
她舀了勺玉米坨坨放在大瓷盅里，叫我吃。
“水都喝饱了。爸爸叫我把饭给了你，就回去吃，好一块儿收拾；他昨晚上的夜班，下午要睡觉。”
“你走吧，路上要注意安全。”
“嗯。”
由于是空手，我一路小跑回到家。只有父亲还在吃，其他的各自玩去了。
我吃完午饭，与父亲一起，把一切收拾妥贴。
父亲把闹钟锁定：“我睡到四点钟（下午）。你就回来煮晚饭，我要看点书。”
从我记事起，我家就有钟，不知是什么时候我学会认时钟的，并且还能锁定铃声。
但，老听父母说我笨得很，教认了很久的时钟，才学会。
教老大二、三次就学会了。
父亲是行车工，但他喜欢看专业书。他不仅懂得行车的修理，还懂电器维修。
在我上学前，父亲就买了台收音机，是这排房子最先买收音机的人家。
每当下午六点钟，邻居家的小孩们都要拥到我家来听电台的《小喇叭节目》。
父亲还喜欢看报，经常与隔壁乐叔叔聊国家大事。
父亲长得很帅，鼻子长得像洋人的鼻子，中等个子，匀称，皮肤白皙。
母亲逊色多了，她双眼皮，弥补了父亲的单眼皮，脸上有麻子——她经常说起，是当时出麻子时弄破了疱疹遗留下来的。
母亲五官端正，力量型身躯；比父亲略为矮一点，但看起来比父亲高。
我心头装着“小喇叭”节目，不到下午四点就回家煮晚饭，煮了一大锅稀饭和一大盆凉拌空心菜。
18点到了：
收音机里传来欢快的“嘟嘟哒滴滴答”的乐声并和着女童音：“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我和弟妹还有几个邻居小朋友，把家里的空间塞得满满的，围着收音机听：
“小朋友，今天我给你们讲的故事是——挖煤的，没有煤炭烧。”
故事讲的是：
在美国，一小朋友的父亲给资本家干又苦又脏的体力活——在煤窑里挖煤。一天到晚干活下来还是吃不饱、穿不暖；并且冬天还没得煤炭烧火取暖。我们今天的小朋友生长在新社会，吃得饱穿得暖，过着比蜜还甜的幸福生活。
“怎么这么多的娃儿在屋子里？！”母亲气喘吁吁，“屋子这么窄，你一个大人家，啷个不管？！”
父亲在灶房的门口处搭了个凳子看书。
“你们快走，她妈回来了。”他手里拿着书，进里屋来，把收音机关了。大家就散了。
自从父亲买了这台收音机后，母亲只要听到收音机一响，她总要骂一骂：“听得饱吗？！能当饭吃吗？！钱多了吗？！裤子上的*****儿都遮不住，还花钱去买它！”。
如果母亲骂个不停，我们就要关上它。否则，母亲就要动手：“磅磅磅”打收音机（外壳是木质做的哦）。
这台收音机的质量可真好，不知它被“磅、磅、磅”打了多少次，都没被打烂，只是有一点点杂音而已。
母亲背了大半背篼柴火提前回来了，平时都是19点过才回家。她在院坝放下背篼，又汗又脏进了家门。
原来昨天瓶子里的酒喝光了，她忘了吩咐我去买。她把两毛钱递给我：“快去给我打一斤‘五加皮酒’，瓶子要装满，要关门了。”
我一看钟：“哇，快18：20分了，还有10分钟就要关门。”
我拿起酒瓶子跑步到了大河沟商店，全靠一路是下坡，我买了酒，门就关上了。
上坡回家近10分钟的距离。我把满满的一瓶酒递给母亲，还有，剩的二分钱。
母亲接过酒，拧开瓶盖就是一口。“唉......”的一声长叹，惬意极了：“我每天下来都是全身痛，喝了它第二天就不痛了，才动得。”我接过她递过来的酒瓶，放在桌子上。
吃晚饭时，母亲正朝自己碗里倒酒。我伸过碗去要了一点，颜色红红的，有果香味。我一口就喝干了，好甜好香：“好好喝哦，再给我多倒点。”
除父亲外，他们也伸过碗去要，母亲都给了点：“小娃儿：这个尝点就是了，喝多了不好。这个瓶子装满就是一斤二两酒，我要喝一个礼拜。我是身上痛，才喝点，明天才好去打石头。”
我说：“下次爸爸轮休时，我又给你送饭来。”
母亲突然想起：“哦，不用送了。今天你走没多久，与我同来上班的薛妈说：‘以后用不着娃儿送饭，那里面有个修炉班才修了个新炉子蒸饭，就是远了点，现在还没有多少人晓得，锅炉装满了，就蒸不到饭。’”
母亲很满意：“薛妈才去登了记，约好明天带我去。她还说：‘车间食堂有酸菜汤和绿豆汤，都不要钱，随便喝，就是绿豆汤去晚了就喝不到。’”
母亲指着不锈钢饭桶：“明天我早点去舀绿豆汤，把它装满，带回来给你们喝。”
今天，母亲不回家吃午饭，父亲上白班，中午也不回家吃。我就去耍，忘了到时做饭。
老大回家见饭还没做好：“饭都不煮，只晓得耍！”
“你呢，你比我大，为什么不煮呢？”
他拽起拳头就砸在我头上：“变了女人就得做事！”
我捂住脑壳哇哇大哭。拳头像雨点般落在我头上。
他边打边吼：“闭嘴...闭嘴！”
我拼命嚎啕大哭。
隔壁乐妈，还有邻居曾兴武叔叔先后赶过来拉开他，都说老大不对，应该一起做事，当哥哥的应该多做点才是。
事后，母亲就分派：饭后老大洗碗，自己穿的自己洗。其它的事就由我来做。
之后，老大不但不做事，反而打我打得更厉害，母亲只好不让老大做事了。从此，我每天按时烧火煮饭——父母在家，我就松活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