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连载）沉眠满洲国：第二十章（9-10）
第九节：
黄文刚的哥哥，民国十三年在彼得堡列宁格勒海军部造船厂做锻工时，加入了苏共。转年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前身为：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东方大学）”，和蒋经国为同期同学。蒋介石“四一二”清党后，黄文刚的哥哥奉命回国到上海，参与了上海的特科组建，代号“铁匠”。在“特科”属于有苏俄背景的老资格党徒，虽然已在中山大学“镀金”了二年，但文化程度仍然还是低了些。他是以自己极强的行动能力，屈居为三科科长顾顺章的得力干将。
顾顺章叛变后，铁匠直接参与了周恩来亲自组织和实施的对顾顺章灭门行动。其心狠手辣、行动利落，胆大无畏、做事缜密。民国二十年底，却在另一次刺杀行动中失手身亡。
早在民国十六年冬，特科为保护铁匠家人安全，便送其妻小，从上海搬到了天津，投奔在天津英租界电话局任工程师的黄文刚。
铁匠从老家静海县到在苏俄从工期间，寡母带着黄文刚一直在天津生活。铁匠供着弟弟黄文刚从北洋大学二等学堂（预科，中国最早的新式公立中学堂）毕业后，又进入了北洋大学头等学堂（大学本科）学习机械学。铁匠从苏俄培训回国，介绍黄文刚加入中共组织，并按照组织的命令，黄文刚经过三个月的辗转，于民国十七年初到达苏联，随即便进入苏维埃东方大学学习，化名：伊万。
在苏联黄文刚有幸接受了近三年的严酷间谍训练，如果波波洛萨夫来审视，严格说整个培训的过程，还是极为粗糙的，精力被集中在行动上，不过就是个低级的行动间谍。
可黄文刚较高的文化素养和理工科教育经历，将他造就成了头脑冷静、思维富于逻辑的间谍天才。而且在亚裔共产党员中，从学习时间到涉猎范围，已经算是少见的学有所成了。
别尔津慧眼识珠的根本原因，是他认可黄文刚的淡定和冷酷，安排的考察和考核，别尔津极为满意。其中有对亚裔党员的能力不敢期望过高，造成了实际与预期的反差结果。黄文刚有早年最基层简单工作的锻炼，自身素质应该是中共送训人员的佼佼者了。
安德罗耶夫就是其中一个更为短视的家伙，用中朝党员的生命，换取业绩摆脱责任，无所不用其极。别尔津明确告诉黄文刚：我将通知安德罗耶夫将军，一旦你的任务失败，若还能活着踏入苏联领土，会启用第四局的渠道，直接去莫斯科向我报告全部经过和结果——这也是给不负责任的安德罗耶夫，在头顶悬上了一把利剑！
别尔津曾为黄文刚无法独立在满洲直接开展工作，而被迫惊动了共产国际一直感到遗憾和担忧。耿耿于怀中竭力补救，别尔津派遣黄文刚赴满洲，没把黄文刚交给安德罗耶夫。安德罗耶夫只知道有个连面都没见着的“四舅”和对内容一无所知绝密级别的“灌木丛行动”。
安德罗耶夫感觉自己的苏军少将部长，竟然不如一个亚裔间谍。别尔津的要求是：凡是涉及到“四舅”的一切工作，安德罗耶夫必须亲自过问和安排。除保证满足“四舅”请求在正常潜伏中涉及到的保障性事物外，一切意外应对和重大决定，必须上报参谋总部情报部第四局，安德罗耶夫不能擅自做出决定。“四舅”是通过无线电接收别尔津的指令和安德罗耶夫的通告，除非特别需要时，边疆军区情报部不要派遣“专职交通员”与黄文刚联络。若出现保障不力，特别是涉及到泄密，安德罗耶夫将受到最严厉的追究和制裁。
安德罗耶夫没敢对任何人透露过“四舅”和“灌木丛行动”。即便是想透露，能透露的也仅有对内容一无所知的代号。不仅是害怕遭到追究，更是军人和情报官的原则。更是对别尔津难以理解，为什么要下这么大的力气，安置个神秘的满洲省委敌工委书记。
共产国际远东局遵照安德罗耶夫的指令，以共产国际的名义，要求莫斯科的中国支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任命黄文刚担任满洲敌工委书记。在满洲省委，直接受省委书记罗登贤的领导，不与满洲省委发生关系。名义上是保证省委和情报系统安全，避免遭受国民东北政府的打击。如此，黄文刚被包裹的严严实实，成为满洲省委最为神秘的人物。
不可否认的是：黄文刚一旦失败，回到苏联直接向别尔津报告，这把利剑悬的实在是太可怕了。安德罗耶夫一直为此忧心忡忡甚至寝食不安，“四舅”是对他为所欲为造成障碍的唯一中国谍报人员和下属。其实按照别尔津的命令，黄文刚连他的下属都不是。
莫斯科的驻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代表团正处于混乱时期，共产国际远东局只知道黄文刚具有苏俄情报系统的特殊背景，根本不知道是情报四局的插手，当然也不知道“四舅”的存在；只有苏联远东边疆军区情报部部长安德罗耶夫少将，也仅是知道满洲省委敌工委书记黄文刚就是“四舅”。但既不知道“四舅”的任务，也不掌握个人资料。几次有通过满洲省委，间接了解和掌握的冲动，但唯恐被别尔津发现受到制裁，而悻悻作罢。
第十节：
黄文刚没有满洲生活经历，举目无亲没有接应，很难在满洲立足，更别说发展和布置间谍网络。权衡利弊后，别尔津还是咬牙安排黄文刚和满洲省委进行最低限度的接触。
满洲敌工委书记的身份，可以直接掌握满洲地区的现有的情报人员和系统，尽管满洲省委屡遭破坏，出现过省委书记和委员的叛变，现存的情报系统很弱小也不尽人意。
黄文刚担任满洲省委的工作，当务之急是在满洲站住脚，融入当地的生活。以掌握的满洲现有情报系统和人员，应付满洲省委的日常地下工作，也包括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和交通。进而物色到适合进入“战略情报系统”的人选，特别是有利于自己能够真正落脚扎根的人选。
民国二十年六月十五日，共产国际远东局交通系统负责人牛兰（绰号“牛轧糖”，中国支部高层称之为：交通毛子）及夫人在上海被捕，以远东局秘书身份负责组织特科工作的远东局具体负责人维经斯基（绰号“波兰毛子”），被迫离开了中国上海。德国共产党员阿瑟•尤尔特持美国护照，赶赴上海，成为远东局负责人。但这以后，由于国民政府的严厉清剿，远东局在华的情报和颠覆支持工作陷于停顿，在上海的中央机关，不久也撤回了江西瑞金。 苏联红军远东边疆军区的情报工作，单纯指望中国支部在满洲有所建树已无可能。
“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国际和苏联远东边疆军区情报部，就一再要求满洲省委，配合在满洲国建立了远东国际反帝情报系统。从大同元年起，满洲省委指派了几批党员参加远东国际情报组织，并选送几批党员和外围青年，赴苏接受特种训练，再被派回满洲工作。
苏联派出相当数量的华裔特工人员潜入满洲，形成了遍布东北各地的打着“反帝”旗号的情报网，建立了以江城、鹤城、大连为中心的三个较大的情报系统，情报工作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满省委书记罗登贤虽无苏联背景，但对共产国际和中国支部代表团的指示，还是不折不扣遵守的。他和黄文刚之间的联络，也是经过慎重的反复挑选，经过黄文刚的全面考察和认证后，才最终确定了满洲省委的机要秘书程彧，作为他们之间的专门联络交通员。
黄文刚对程彧从事间谍任务的基本素质很认可，更重要的是看中了她在满洲的家庭背景。程彧在满洲特别是在江城，除了省去伪装的麻烦，更重要的是潜伏安全有了重要的保障。
美中不足的是程彧在沈阳和江城都有过激进的记录，更和满洲省委联系密切，满洲省委包括罗登贤和黄文刚就有十一人认识程彧。如果程彧单独在江城完成休眠任务，或许可能，掩护他反而会引来关注。
程彧在沈阳向罗登贤和他汇报程昱光的情况时，他当即就对罗登贤要求：程彧兄妹二人的身份与争取和发展程昱光的工作，要绝对保密，从现在开始由他直接掌握，并通过共产国际向中国支部作出说明，除了他和罗登贤不再向外扩散，继而要求程彧要绝对保密。
罗登贤已经习惯了隐蔽工作的规则，在黄文刚任敌工委书记不到一年里，掐断了四名满洲成员的组织关系，其中有两人是罗登贤很器重的，也包括他们之间的联络员程彧。黄文刚对地下组织人员的遴选和极强的保护意识，有异于常人的稳妥，罗登贤非常认可也认为确实必要。
程彧和程昱光先后的出现，让黄文刚喜出望外，但是以程彧换取程昱光的协助并合作，这种合作方式能否可行，素来少有被禁锢束缚住手脚的黄文刚也深感困惑了。为此冒险潜回苏联一次，专程向别尔津报告了情况。别尔津对程昱光的身份极其认可，甚至觉得当初若掌握了这对兄妹，黄文刚根本就不必通过满洲省委的渠道潜入满洲。程昱光这类人，就是潜伏和渗透的最理想人员。
出身和背景无疑是完美而无可挑剔的，完全经得住日本人谍报系统的审核，是难得的人选。
黄文刚果断终止了原定的和程彧组建假家庭，在满洲的潜伏计划，别尔津对此大加赞赏。立即通过安德罗耶夫，要求中国支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命令南下的程彧，立即改道潜入苏联。别尔津特别要求黄文刚在满洲执行任务中，要以间谍而不是书记的思维，去观察事务做出决策：
程昱光加没加入中共组织，是表面和形式上的东西，本质和要害只要能为我所用哪怕是利用。在保证自身绝对安全的前提下，任何有利于对他控制和保护的形式，都是最为恰当的革命方式。
原来积极向东北政府和日本组织机构渗透的方针，应适时的变更为向即将组建的满洲国国防军和警察系统渗透，特别是向江城特别市警察厅和各个要害政府机关的渗透。在今后的几年中，这将更为重要。沈阳和长春区域的谍报系统建设，应在完成江城布局之后。
“四舅”的休眠地不应该离开江城，以便完成“宿营地”的构建后，能够集中全部精力，重点在江城做细致的耕耘，而在完成“宿营地”构建前，不得轻举妄动。
程昱光如果能打入到江城警察厅，便是“灌木丛行动”战略情报系统的重大突破，比预想进度大大的加速了。也就是说：是黄文刚在完成自己潜伏的过程中，就完美的安置下了第一个重要的潜伏特工。黄文刚要以最大限度的支持，绝对保证他在休眠中潜伏。程昱光应该打入满洲国的军警宪特系统，站稳脚跟并能不断升迁或转进敏感部门。
黄文刚可以想象到：在若干年里，休眠者面对敌对势力甚至是同党的威胁，或身陷囹圄甚至大规模灭顶之灾，即使有反抗能力也表现得毫无作为。危机时刻，哪怕协助或通风报信，便可减少损失，也应置身局外若无其事的无动于衷。任何思维方式、举止细节都不会再引起怀疑，更不会列入监控对象。只有这样，一旦被唤醒后爆发威力就将超出预期。应该是在敌方毫无戒备和防范的环境中，把积蓄多年的仇恨和愤怒迸发出来。
（请勿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