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分配在宝钢的外地来的大学生主要集中住在宝钢钢专宿舍和果园宿舍两个宿舍区，两个宿舍区相距几公里，有公交车可以通勤。
我在钢专宿舍楼住过好几栋楼。一开始和程玉宝一个宿舍，程玉宝是我们钢管站硬件组的，83年毕业的大学生，他业务很钻研，很快就成了自动化部小有名气的小专家。哪里有计算机设备故障了，或者需要诊断了，大家都会叫阿宝。程玉宝对我就像兄长一样。
那时候宿舍楼发生了盗窃案，我们那个楼层几乎每个房间都被盗，就我们宿舍和我对门宿舍没有被盗过，这件事情我一直都不知道。直到对门住的冷轧站的一个大专生在单位偷同事的工资被当场抓住，交代了他所有偷盗的经历后，我们科长才告诉我此事，说小傅啊，一直没和你讲，你们楼层户户被盗，只有你们两家没被盗，所以你也是被怀疑对象。程玉宝是党员，自然是信得过的，好在那个兔崽子暴露了，为你洗清了冤枉。科长就问我，难道他不吃窝边草。我说不是的，我从小经过我父亲的教诲，特别细心，我每次出去都把们锁上，甚至上厕所都把门锁上，为此程玉宝有时候还不高兴，很多同事去食堂买饭都不锁门的。另外我不把钱财放在宿舍里，所以对门的小偷没有机会。
科长就和我讲了，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合则你们怀疑我那么久，那为啥不调查，也许那时候我迷看武打小说，练习气功，所以也不大关心周围的事情。讲到偷盗，顺便把另一件宿舍失窃的事也一并提及。
那是到了1990年，我已经被宝钢保送到上海工业大学读研究生，但宝钢的宿舍还保留的，我是全脱产，所以有时候周末会回到宝钢，看看室友同事等。我和郑则鸣苏迎杰两位83年毕业的大学生住一起，郑和苏都在热轧厂工作，他们曾经去德国培训了一年多。有次周末我回去看他们，苏迎杰一个老乡也来玩，就住在我们宿舍苏的床位，苏自己住其他宿舍的空床。星期一郑和苏一早就上班去了，我起得晚一点也回上海工大去了。宿舍里就只剩了苏的老乡。结果下午就接到单位保卫科的电话，让我回去一下，我就问干嘛，单位说你们宿舍被盗了，让我配合调查。我就说我走的时候，苏的老乡还在睡觉。我也没回去，我说我有课，你们赶紧去调查苏的老乡。
结果一排查，苏的老乡已经不辞而别，那嫌疑就不是一点点了。当时苏迎杰就请了假赶回福建老家，还真是他的老乡干的好事，把郑则鸣的抽屉锁撬开了，偷了人民币，但几千德国马克一点也没动，也许那个乡下人不认识这是德国马克。郑苏和我都是好朋友，他们当然也不会怀疑我。再说我要偷，也不用撬锁吧，更不会傻到不要马克的地步吧。
小苏因为这件事影响了他的政治前途，那时候他已经接到通知很快就会被批准为预备党员了，结果因为擅自留宿导致发生偷盗事情被取消了入党资格，这直接导致了小苏几年后离开了宝钢，调回到了厦门某发电厂工作。讲完这两件小插曲，我继续我在钢管站的故事。
那是88年初，我还在常州探亲过春节，就接到了软件组组长张纪前的电话，让我尽快结束休假，有个重要任务交给我。我觉得好奇怪，会有啥事呢？原来是宝钢二期工程冷轧投产中，由于中方谈判当时对先进的管理技术没有吃透，在购买计算机系统时没有购买管理计算机系统，因此冷轧在这个环节出了重大事件，没有计算机，生产部和技术质量部如何做生产计划和质量计划？生产部，质量技术部和自动化部三个部门之间关系重重，一直有矛盾，这就是中国国企的现实，部门之间互相侵轧。这时候生产不和质量技术部就很夸张，声称要招聘一百多个人做生产计划和质量计划，自动化部自然被挨批。
这件事情在一年前就已经发生了，自动化部派了管理计算机室的几位工程师和生产部及质量技术部一起探讨补救方案，最后是谈崩了。钢管站又派了翁稼丰这位老工程师去，也没合作成功，翁老师后来出国到澳大利亚，56了还读了数学博士，是个学问人，现在已经去世。
这时候钢管站只有我们管理机组是做钢管的生产计划质量计划的。问了张益民，他说他有糖尿病，再说钢管离不开他，他可不愿意接这个烫手山芋。王平那时候通过民主选举当选了宝山区人大代表，他的志向不在搞项目，顺便说一句，八十年代末是中国政治最开明的时代，真正实现了一次民主选举的尝试，王平并没被组织提名，他也不是党员，他甚至怪怪的，是个妈宝男，他三十多了，也没恋爱，因为他妈妈听说计算机房有毒，他妈妈还到宝钢单位来闹过。但是王平有政治抱负，他通过当时实施的民主选举制度，由选民联名推举，结果还真被选上了。任小健是女生，丁建强同济大学毕业，不知道他为啥不敢接任务？也许正是因为我在家休假，他们就推给了我。
我那时候初生牛犊不怕虎，一口就答应了。回宝钢以后，我就开始去生产部质量技术部调研。当时和我衔接的生产部计划科科长陈华清，质量技术部钢板科科长金树平（是我另外一位贵人，金在宝钢是一位传奇人物，大家都知道他是杨尚昆的外甥女婿，后来隆升宝钢工程指挥部副总工程师电路连铸项目组长，也是我在宝钢的最后一任直接上司。后面章节要着重提到，现在埋个伏笔，敬请关注），都是宝钢的厉害角色。
我和陈科长谈了谈，陈科长上来就问我将来科研成果算谁的？我说你们是主要用户，我只是帮你们开发，成果当然是大家一起的，而且你们是主要拥有者，因为如何做计划的know How是你们生产部的专业领域。陈科长听了连连点头说小傅你真是不得了，让我刮目相看，将来你一定不是个久居于人下之人。以前你们自动化部派来的几拨人马，都说将来科研成果是自动化部的，没想到你小小年纪有这个胆魄，你也不回去问问你们科长和部长（自动化部的处长），我说好吧我等我回去问问。
这个项目是由宝钢当时的二期工程总指挥宝钢工程指挥部一位王姓副指挥直接领导，宝钢总厂副厂长何麟生协助，王何两位都是副厅级领导，特别是侯麟生副厂长（相当于现在的的副总经理，那时候宝钢全称是上海宝山钢铁厂），自动化部向他汇报，侯厂长是直接主管。那时候侯厂长听说了我将担当此重任，直接就把我叫到他办公室，问了问我最初的调研情况，我就把将来科研成果如何分配讲给了何厂长听。何厂长听后连连点头，他说你做的对，这就是为啥自动化部原来一直搞不下去的症结。何厂长又问了问我的专业和外语，我说我还可以。
何厂长后面就跳过了自动化部的部长和我的科长，经常有事直接就开了小车到钢管站找我，带我去一个又一个重要的利益相关者比如生产部技术部和冷轧厂调研。他次直接到钢管站找我，我那时还在钢管值班，何厂长非常生气，当场就把科长范宝明批评了一通，说小傅现在这么重大的任务在身，你还让他值班，做这么无聊的事？何厂长叫上我直接就坐他的小车走了。从此以后，我就回到了钢专上班，不用再去钢管站了。还给我宿舍按了个电话，那是处级才有的待遇，名义上让我负责叫单位需要应急的住宿舍的员工，但基本没叫过，基本上都是叫我。
何厂长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专家，他毕业于中央大学，是民国时期何应钦的堂侄，他夫人孔祥辉（是孔子后代）则是钱伟长（后来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上海工业大学校长，我读硕士研究生时学位证书上是钱伟长签字）夫人的堂妹。在来宝钢前担任鞍钢的副总经理，留过苏，和曾培炎（当时机械部副部长，后任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一起留苏的，曾培炎是他的组长。后面我要大量提及何麟生，因为他是我在宝钢的最大的贵人。
何厂长带我参加各种相关会议，我很快就搞清了生产流程和管理计算机系统的要求，我负责把上产部接到的订货合同转换为计算机可以自动生成的生产合同。然后另外一位自动化部的工程师徐嘉明负责把生产合同和冷轧的过程计算机联系起来，接受生产合同并转换成生产指令。管理计算机就采用当时刚刚兴起的3+局域网，在生产部，技术部，和冷战厂各设一台微机，通过局域网连接。那时候生产部，技术部在钢专，冷轧厂则距几公里，我们就通过电话线modem拨号联网，铺设光纤成本太高，也没变必要，因为计划都是按月计划，所以时间上不那么紧急。
确定好方案后，就等我如何把调研来的流程和数据自动化，我就选择了当时的dbase II数据库，类似现在的SQL或者Oracle的缩小版，和生产计划科技术部钢板科，冷轧厂的同事们一起合作，经过几个月变成调试，在冷轧厂正式投产前投入正式运行，产生了第一批由我们自己的局域网系统制定的生产合同，德国人想看我们笑话，敲一笔竹杠的阴谋落空了。因为那时候再买德国的管理计算机和软件系统，就不是打包价了。德国人要价非常高，具体多少是保密的。宝钢当然不干。
这件事情在宝钢起了轰动效应，何厂长，王副指挥直接给冶金部常务副部长宝钢工程部总指挥黎明部长做了汇报，黎明部长说小傅应该好好培养。我一下子就出了名，那时候宝钢自动化部的虞猛起部长在全部党员大会上要全体党员向我学习，还问我是不是党员，结果组织科说不是，虞部长就说那更要向他学习。自动化有一千多工程技术人员，负责全宝钢的自动化。那时候我走到哪，哪里都对我很客气，自动化部的技术科，人事科，团委，办公室等科长们科员们看到我都很热情会拉着我讲话。我们钢管站的茅及枫工程师对我说小傅，你现在是自动化部年轻人中第一块牌子（上海话，就是头号种子选手）。
后来此项目被何厂长亲自安排邀请了宝钢汪诚蔚副总指挥兼总厂厂长助理（当时，后任常务副指挥，副总经理）组织鉴定会，鉴定结果是世界一流水平，为宝钢节约了两个亿。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计算的。这就是中国人喜欢自吹自擂。此项目还获得了宝钢88第六届科技大会二等奖。科技大会奖励了我500元奖金，我把奖金分给了全体合作成员，涵盖了生产部，技术部冷轧厂的所有项目组成员，我自己只拿了50元。
这个项目为我后来在宝钢发展奠定了基础，那时候宝钢还对进厂的大学生进行文化考核，考高等数学何英语，几千名大学生中两门都及格的寥寥无几。我是那几个寥寥无几中的一个，而且外语是第二名，我并不是党员，但是由于何厂长的极力推荐，我是宝钢第一批被选中去定向培养的的10个全脱产的研究生之一，当时组织部门通知我去清华。
那时候正好还是8964，北京有学潮，宝钢也有工潮，但是我因为有科研项目，对64关注不多。那一年我还和自动化虞部长一起被评为上海市“讲理想比贡献”先进个人，是自动化部仅有的两位获奖者。我坐了虞部长的小车子去上海市科委大礼堂参加会议，那时候人民广场学生在抗议，我们从北站走到了市科委，参加了会议，每位代表还被奖励了一块上海牌的手表。当我把手表送给我妈妈的时候，别提我妈妈有多高兴了。儿子有出息，父母最高兴。
64以后，组织上通知我，清华去不了了，改为上海工业大学，后来才知道上海工业大学一位计算机系的教授，和宝钢主管人事的郭副厂长有关系，从宝钢要了一个代培名额过去，因为自动化部只有我去读研究生，自然就把我调剂过去了，这就是中国的现实，人生在关系中。尽管换了上海工业大学，我还是挺高兴，终于可以不用考试就读研究生了。而且在上海，我也没转组织关系，但这一决定，让我在工大期间没法入党，那时候工大老师同学也很喜欢我，让我积极入党，可是讨论我入党时，发现我组织关系也没转。其实我那时候对入党做官没多大兴趣，心里早就有出国留学的念头，但是不敢表露出来。学校让我回去转组织关系，我考虑再三没转，就敷衍过去了。这为我后来离开宝钢，移民加拿大和美国省却了很多麻烦。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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