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间】特刊
《我们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庆
案始末与我的遭遇
周平（643）
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瞎子摸象”，它告诉人们，每个人都从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观察世界，对于同一事件的看法和观点截然不同。最近看到姜文先生描写文革的大作《阳光灿烂的日子》，他说的不错，对于军区大院的红五类，文化大革命的确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那是他的观点和感受，但是，如果年青的朋友看了这部电影后，认为文化大革命很好玩，“阳光灿烂”，那倒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我借用姜先生的题目作引子，讲一段发生在很久以前，几乎被人们遗忘的故事。
１９６４年，我怀着当居里夫人的梦想跨进了科大的校门，正是风华正茂的年岁，作为名牌大学的学生，我是多么自负、自傲和自信。“这世界是我们的！”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打破了我当科学家的美梦，而且一下子把我从天上摔进了无底的黑洞，连我自己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一夜之间就成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份子。”
１９６７年元月一日出现在西单墙上和玉泉路科大校园里的署名“科大雄师战斗队”题为“中央文革向何处去？”的大字报，曾经是轰动北京城的大新闻。它就象一颗小小的流星，在黑暗的天空中闪烁了瞬间，就消失在茫茫的宇宙中。而我和我的同伴却为此付出了十年的青春，从二十岁到三十岁，这如花似锦的岁月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而我的青春刚刚开始，就被扼杀了，被摧残了。
１９６６年十二月初，我从外地串联回到北京，听说北京的一些高校和中学的学生被抓起来了，因为他们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林副主席和江青同志。我看了那些“大毒草”，象伊林·涤西的“给林彪同志的公开信”，北大“虎山行”的“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等等。觉得这些年青人很有思想，他们的大字报讲得挺有道理，十六条规定学生的问题一律不整，抓学生是违反十六条的。我把这些想法和一些同学讨论，大家观点都比较一致，就商量着要写一张大字报阐明我们的观点。
“中央文革向何处去？”这张大字报是由近代物理系青年教师朱栋培（当时叫朱军）、近代物理系学生冯正永和我共同起草的，后来在雄师全体会议上讨论修改后于１９６７年元月一日在西单墙上和玉泉路科大校园里贴出。因为多次抄家，这张大字报的原稿我已经找不到了，我记得这张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１．讲话风：中央文革以无产阶级司令部自居，每到一处就表态，支持一派，打击一派，造成群众组织的对立，２．抓人风：中央文革叫群众火烧这个，炮打那个，可就是自己碰不得，把持有不同意见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抓起来，开创了文化大革命中用专政的办法处理不同意见的先例，这是不符合十六条精神的。元月五日，我们又贴出了雄师的第二张大字报“分歧在哪里”，这张大字报是由我起草，在雄师全体会议上讨论修改后发表的。因为我们的大字报调子比较低，讲得又比较切合实际，校内外有相当一部分群众同情支持我们的观点。
我那时真是太天真幼稚，也是太狂了。真不知自己有几斤几两。我们这群书呆子，装了一脑袋数理化，读了一肚子古今中外名著，可对于政治斗争的知识却连幼儿园都没有毕业。在我那科学家的头脑里，文化大革命就象解一道数学方程，按照一定的逻辑和原理推下去，就会找到唯一的解。后来我才认识到，这个方程不但不能按照常规的逻辑和原理求解，而且它跟本就没有解。
元月十日，学校的东方红公社抄了我们几个人的家。
元月十四日，北京市公安局将雄师主要成员朱军，冯正永，我，江晓东（原名江明德），黄晓光逮捕。科大雄师战斗队只有半个月的寿命就垮台了。 据说当时公安局抓我们是看我们的大字报口气那么大，以为我们有很硬的后台，要把我们的后台揪出来，审查来审查去，才发现我们只不过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学生，雄师骨干成员都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子女，大字报是我们自己起草的，是我们自己干起来的，没有什么人指使我们，也没有后台。这就叫作初生牛犊不怕虎。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被关押的是哪个监狱，但我知道里面关的全是文革中的政治犯，而且我不是最年青的。那个把我带到女牢的女警察看着我挺惋惜地说：“这年纪轻轻的大学生就蹲了大牢，这辈子可惜了。”她这话当时我根本不明白，我还没有想将来的事，我想的是要当江姐。
那个女警察把一间牢门打开对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女孩说：“小兵，我给你找个人作伴。”我一看就知道她是个中学红卫兵，一身军装，扎两个小辫，她床上放着一件很高级的军呢大衣，看来还是个来头不小的高干子弟。她告诉我，她是八一中学红卫兵的头，也是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成员，今年十七岁，爸爸是总参的，中将。我告诉她我是职员出身，爸爸是教师。“是知识份子？”她有些轻视地说。但当她听说我是雄师的，马上和我“哥们”起来。她说，你们胆子还真大，还敢写“中央文革向何处去？”我说，我现在也觉得这个标题有些不合适。 公安局的人第一次审讯我的时候，我一直坚持，我没有反对谁，只是贴了张大字报提了点意见，是符合十六条的。按照科学的逻辑和思维方法，既然他们可以给国家主席和老帅们贴大字报，我们给中央文革贴一张大字报有什么了不起？(多么幼稚可笑！)
审讯人员问我是否说过“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我说不一分为二就不会有发展。他们问我是否说过林副主席讲的“毛泽东思想是顶峰，毛主席比马恩列斯都高”是不对的。” 我说任何事物都要发展，没有顶峰，任何真理都是一个历史阶段的相对真理，马恩列斯毛都是一个历史时期的伟大人物，不能说谁比谁高。他们还问我是否讲过“江青是小资产阶级感情，爱哭。” 这是我写在日记上的。
现在的年青人看了一定会觉得这都是大实话，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就都承认了。我看到审讯人员在不停的记，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我的狂妄和幼稚已经毁了自己。我那时真傻。
监狱的生活漫长而单调，每天都吃一样的东西，早晚各一个窝头一碗菜汤，中午两个窝头一碗菜。除了毛选和当天的人民日报，别的什么都不能看。每天看着太阳升起落下，想到青春在渐渐消磨掉，饥饿、孤独、寂寞和恐惧动摇了我的勇气。我受不了了，我害怕了，我怕一辈子呆在这里。我投降了。我学会了说谎，违心地写检查交代，自我批判，希望能得到宽大处理，早日出狱。
半年后，公安局把我们送回学校，交给东方红公社的专政队，接受群众监督批判。从监狱里出来的我完全变了个人。我从名牌大学生变成了“一小撮”，从科学的殿堂沉到了社会的最底层。我迷茫，我想不通。我不知道我怎么错了？为什么错？今后该怎么办？我找不到答案，觉得好委屈，我想躺在爸爸妈妈的怀里大哭一场，但他们远在天边，自身难保，那时除了我，我的一家都在新疆农场，爸爸在农场被监督劳动，刚刚动过乳腺癌手术的妈妈还要下地去割稻子，两个初中刚毕业的妹妹也下到农场劳动。我不能告诉他们我在这里所发生的事情，我不能让他们再为我担忧了。
我曾经想到过死，仅仅有一次。那是在马鞍山一铁厂，１９７０年，科大从北京下迁到安徽，分散在淮南，合肥，白湖和马鞍山。化学系是在马鞍山。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后，在淮南煤矿，在合肥，在马鞍山，科大已经有几个老师和同学因承受不了压力自杀了，有的卧轨，有的上吊，有的服毒……。我因为是“雄师头目”自然是批判重点，经常在夜里被拉出去提审，白天站在台上受批判，还要没完没了的写检查，交代。
一天早晨，炼焦厂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６４３５班的韩光增也自杀了，我大吃一惊，她是我们同年级的同学，大家相处了五年，这么年轻的生命一下子就消失了。我心里一惊，很想到炼焦厂去看她最后一眼，但工宣队讲，谁也不许去。那天早上，张队长在大会上讲，她是畏罪自杀，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死了还要批，她的家属是反革命家属。那天上午的批判会就是让他们班上的人发言批判她，我听了半天，也没听出她有什么了不起的大问题，只不过平常聊天时，说了江青几句话。而且说她在１９６６年十二月黑风中，支持雄师观点，同情雄师份子。当我听到有人在呼“罪该万死，死有余辜”的口号时，我实在承受不了了。人都死了，还要怎么样呢？几年前当我们满怀着美好的理想一起跨进科大校门的时候，谁会想到有这样的悲剧发生呢？
那天下午，工宣队找我谈话，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的问题比她严重得多，张队长说，你们的性质都一样，都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你们这些大学生简直是太狂妄了，国家花那么多钱培养你们，你们还胆敢把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胆敢反对林彪同志和江青同志。我说，我没有反对谁，只是贴了张大字报提了点意见。张队长大叫着说：“只是”，你还“只是”！象你这样的问题，要不是党的政策宽大，要不是看你们是青年学生，你早就该坐大牢判刑了，你还嘴硬，你还想翻案，你真是死不悔改。今天晚上写一份检查，明天准备接受批判。你要是再不老实，我们就再把你送进监狱专你的政。
晚上，其他同学都睡觉了，我还在昏暗的灯下写检查。那时我们住在一铁厂炼铁炉旁的一个工棚里。七月的马鞍山，夜里，还有三十六、七度，但我还得穿着长裤和长衣，套上雨鞋，因为蚊子太多了。我的脸被蚊子盯了好几个大包，内衣都湿透了，我拿着笔楞楞地坐着，一个字也写不出来。那个聪明文静的孩子的影子一直在我的眼前晃动。我想起了陶渊明的挽歌：“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这是我一生头一次遇到我熟悉的人死去，而且死得这么惨，我听说她是从二楼跳下来的，头朝下，血和脑浆流了一地……。我简直不敢想象那可怕的场面，昨天还是个活生生的人，今天怎么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人生怎么就这么短？
我走到门外，看到那漆黑的夜幕上点缀着无数的星星。
我记得，安徒生的童话里讲，人死了后就升到天上，变成了一颗星星，我想她一定是那颗最亮的，因为她是多么年轻美丽。她已经解脱了，而我还在没完没了的受煎熬，我不知到明天怎么过关？更不知道我的未来，象我这样有严重罪行的人，还会有什么未来？工棚门口有一条铁路是送原料到高炉去的，每天夜里都有火车驶过。我闪过一个念头，只要我往铁轨上一躺，火车一过，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也解脱了。当这个念头一闪过，我出了一身冷汗。赶紧跑到水龙头，拿凉水把头浇湿，让自己清醒过来。我双手紧紧抓住水管，生怕我不能控制自己。我想我不能死，我的生命是多么渺小，微不足道，中国有九亿人呢，我死了算什么！我一死，工宣队会宣布我是畏罪自杀，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死了还要批，我的家属是反革命家属，其他的人只不过多了个饭后茶余的话题，然后被人忘记。而我的亲人，爸爸，妈妈，妹妹和我的祥会痛苦一生，我的生命对他们是多么重要，他们是多么爱我，他们不能失去我，而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留恋的也就是他们了。只要我活着，就是对他们的安慰，最坏的结果，把我分配到新疆农场，就在那天苍苍，野茫茫的大草原上和亲人们度过一生。
我回到工棚里，钻进蚊帐里，汗水和着泪水，把枕头和席子都打湿了，迷迷呼呼的，直到天亮才睡着。
第二天，太阳依旧升起来，人们依旧生活着，谁也不知道昨夜发生的事。而我却为昨夜发生的事感到后怕。生命是多么可贵。连动物，花草都留恋生命，更何况人，无论如何，我要活下去。活着就是为了爱你的人，也为了你爱的人。许多年后我读到琼瑶的小说，她说过同样的话，我感到我的心和她是相通的。
为了活着，我必须学会保护自己，适应环境，我必需磨掉自己的任性和傲气，我必须学会忍耐和服从。我知道，我的命运是掌握在工宣队的手里，今天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决定我一生的命运。我必须顺着他们来。他们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已经适应大批判了，我是一个活靶子，造反派组织曾给我编过一本“现行反革命份子周平三反言论集”，我象被人耍弄的猴子，脖子上挂着“现行反革命份子周平”的牌子，从一个批判会揪到另一个批判会。好象我活着就是让人批判的，对于这些我已经麻木了，我已经对任何的批判没有了感觉，反正说什么都一样。虽然我被迫讲了许多谎言，但我这个人良知还在，我有一个基本原则，不管怎么说，我不乱咬人，我不能无中生有。在整个过程中我没有伤害任何人。这事至今回忆起来，我问心无愧。
我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人，又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因为我有我的祥，我那患难与共，生死不渝的亲人，我那给了我生活希望，陪我走过人生坎途的伴侣。那时同情我的人不少，但只有他有勇气来接受我，和我一起面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为了我，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作出了极大的牺牲。后来别人问他怎么当时选择了我，他回答得简单而实在，他说，我真的觉得她很委屈，我不忍心看她一辈子受苦，我要保护她。在当时敢于选择我的男人真是要有不平常的勇气和不平常的胆量。他并不难找到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姑娘过平平常常的日子，他没有必要自找这个麻烦，自己背上这个包袱。劝他的人不少，但我们终于还是走到一起来了。我想这就是天意，这就是缘份。人生难得有一知己，有了他，我足矣。
毕业分配的时候，他被分到贵州，后来又到了安徽农场，而我被分到宁夏西吉县。工宣队故意这样做，想把我们永远分开，他们好残忍，他们连我这唯一的爱也要夺去，在他们看来象我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配有爱。但我是人，是个年轻的女人，我是多么需要爱。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６４５的许小昆同学（许先生现在纽约某国际组织任职），在一打三反运动中，他因为和几个朋友在一起议论过江青而被列为全校第一号批判对象。他当时也被分到了安徽农场。我怀着一线希望去找他，问他愿不愿意和我交换一下。当时他也被整得很惨。但仍然很同情我的遭遇，一口答应下来，后来他替我去了宁夏西吉县，但工宣队仍然没有让我去安徽而让我去了河南。据说后来许小昆从宁夏调回了北京。如果有机会碰到他，我要谢谢他成全了我们一家人。
１９７０年分配在河南的大学生都到沉湖去劳动。在沉湖农场，所有的人都知道女生连有一个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份子，个子不高，思想反动。很少有人敢和我讲话。我总是被派去干最脏最累的活，我的床是在靠大门冷风直接吹进来的地方，演样板戏时，总是让我演栾平，我的绰号就是“栾平”，别人叫我栾平。在农场，我拼命干活，很少讲话，我想用劳动的汗水来洗刷自己的罪孽，求得人们的谅解。后来我明白了，我就象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我的罪孽已烙在我身上，一辈子也赎不了，洗不掉。运动一来，我就会被拉出来批斗。我已经习惯了人们鄙视和冷漠的眼光。平时我总是忍让不和别人争吵，有一次我忍不住了和一个人吵起来，她不和我讲理，反而大叫起来：“你算什么东西，栾平。”我就再也不吭声了，但我的心在流血。我是多么谦卑，我没有羞耻感，没有自尊心。只有一个强烈的欲望，我要活着。
从农场分配的时候，自然我是被分到那最差的别人不愿去的地方。我的问题没有结论，没有帽子，但这比戴帽子更可怕，我的档案里塞满了材料，我就象生活在屠刀下，任何人任何时候想要整我，都可以置我于死地。祥从安徽农场出来时，其他同学分到了城市，工厂和科研单位，而他因为我则被分到安徽省临泉县杨集公社中学当了司务长。
１９７２年元月，他听说我要到驻马店报到，就冒着大雪，从杨集步行了五十几里到新蔡县乘汽车，比我先到了那里。当我们又重新见面时，我依偎在他那温暖的怀抱里痛哭了一大场，象要把这些年所受的委屈都倾泄出来。这些年来，我象一头受了重伤而无家可归的小羊，我是多么需要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肩膀来保护我。我感到有了依靠，象回到了家。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经过了那些恶梦般的日子，我们是多么渴望安安静静地生活，平平凡凡的幸福。
在古老辽阔的豫东平原上，有一个叫做西平的小县。１９７２年元月我被分配到了这里。 我生在重庆，长在北京，虽然也下乡劳动过，但从来也没有想到我要在农村安家。我们刚上大学的时候，科学院力学所的崔季平老师曾经向我们介绍过我们要学的专业：“物理力学”。他说，这门学科是钱学森教授在我国首次创立的。他的目标是要从物质的微观结构去了解材料的宏观性质，这是一门正在蓬勃发展的新学科，科大的学生是我国科学技术的生力军，好好学吧，将来有许多工作等着你们呢。在我的梦想里我们以后的去向不是研究所就是大学，或是原子弹，导弹基地。当我们欢送高年级同学毕业的时候，对于那些能到新疆原子弹基地或西昌火箭基地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总怀着几分神秘和敬意，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去从事那崇高而神圣的事业。
可眼下，祥在杨集公社中学当了司务长，我又来到这举目无亲的小县城。从临泉县到西平县直线距离不太远，可没有直达汽车，他要步行到新蔡县乘汽车到驻马店再转火车到西平，当天都到不了。县里管分配的人说：你这科技大学的学生不去搞尖端到这小县城来作什么？县里刚建了个化肥厂，你是学化学的，就到化肥厂去吧？ 就这样我到了化肥厂，一年后我们结了婚，祥也调到这个厂了，我们在这里安了家。
如果四人帮一直不垮台，春天迟迟不来，我们会在西平的小屋里平静地渡过我们的一生。我再也不想当科学家了，再也不想当居里夫人了。只要再也不提雄师，只要再也没有阶级斗争。
化肥厂的门外是庄稼地，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去，我常带孩子到这里来玩。我呆呆地看着那一望无际的青沙帐，回想着往事，象祥林嫂一样自言自语，“我真傻，我当初干吗要到处乱讲，干吗要把什么都承认了，我真傻……”当我看到在野地里玩泥巴的女儿，心里涌出一股无可奈何的愁怅，难道我的孩子也要在这片庄稼地里渡过他们的人生，难道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做科学家的梦？没有机会见到外面的世界？哎，都是我不好，拖累了祥，连累了孩子。
然而严冬终于过去，春天毕竟来的不算太迟。
１９７９年的某一天，我收到科大党委的通知去参加平反大会。在会场上见到不少老年和中年的老师，我大概算里面最年轻的了。看到他们我在想，我是不是很幸运呢？平反文件一个一个地念着，台下一片轻轻的抽泣声。
在会上，我接到了中共中国科技大学党委发出的两份平反文件（分别是79年的第79号和第30号文件），一份是 “关于周平同志平反的决定”，另一份是“关于‘雄师’群众组织的平反决定”。
第一份文件之全文如下：
周平同志，四川重庆市人，原我校６４３１班学生。
１９６６年底至１９６７年初，周平同志参加“雄师” 群众组织，并贴出了“中央文革向何处去？”的大字报。主要内容是反对林彪、陈伯达、江青一伙破坏文化大革命、打击老干部。１９６７年元月，“雄师”被定为反动组织，周平同志定为“雄师”骨干成员，以攻击中央文革的罪名于１９６７年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拘留，遭到批斗。
经复查，周平同志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大字报是完全正确的。现决定：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推倒一切不实之词。
第二份文件之全文如下：
１９６６年底至１９６７年初，我校教师×××、学生周平、×××等二十多位同志成立“雄师”群众组织，在校内贴出了“中央文革向何处去？”的大字报。主要内容是反对林彪、陈伯达、江青一伙以中央文革名义破坏文化大革命，这本来是我国政治生活中正常的民主权利，由于林彪、“四人帮”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周平、 ×××、×××、×××等五同志遭到迫害，于１９６７年元月被拘留，批斗，因参加过“雄师”群众组织或同情“雄师”观点的×××等二十四位同志在一打三反运动中遭到审查批判。现决定：对“雄师”群众组织予以平反，对×××、周平等二十九位同志予以恢复名誉，销毁与此有关材料，撤销因此事所作的结论。（因为没有得到这些朋友的允许，我已将人名隐去。）看着这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我的泪水把这张纸湿透了。我知道这每一个名字的后面都有一个血泪斑斑的故事，而且我知道还有许多人的名字没有列在这名单上。
看着这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十几年前的往事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１９６７年元月十四日，那是一个多么寒冷的夜。那天夜里，一辆车子到科大校园里逮捕了五个“雄师骨干份子”，有人在寂静的操场上大叫：“抓人了！”许多学生，老师，工人，家属闻讯赶到了校东大门，车子被堵在离东大门的不远处就挪不动了，愤怒的人群在车子外面质问：“凭什么抓学生？”“写一张大字报就抓人？这不符合十六条！”这时我听见车里有人说：“科大反中央文革的势力太强，简直成了反革命老窝了，太嚣张了。”双方僵持了大约两个小时，最后是调来了警察，才把堵在路上的人群驱开，车子才缓缓开出玉泉路科大校园，但仍然有上千人拥挤在道路两旁和校门口，在那漆黑的冬夜，在那凛冽的寒风中，默默地为我们送行……这是多么悲壮的一幕！ 这不是小说，也不是电影剧本，明月为证，天地为证，
在场的几千个科大人为证，这是１９６７年元月十四日发生在玉泉路科大校园的真实的一幕，这是民心，民意，这是历史……。我拿着这平反文件到了校平反办公室，一个慈祥的老人接待了我。我说，我很高兴校党委对历史作出了正确的结论，但我还有几点要求：
第一、平反文件讲我们的大字报是“反对”中央文革， “反对”这个词不对，因为我们的大字报没有反对任何人，对一个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民主的生活，是符合宪法的。不能认为有不同意见就是“反对”。我没有先见之明，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去反对大人物。那个老人看我一本正经很认真的的样子，觉得很好笑，就说，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咬文嚼字了嘛。
第二、我说，受雄师问题牵连而受到迫害远远不止这二十九人，有许多人虽然没有参加雄师但因同情雄师观点或者元月十四日去拦车也受到了迫害，校党委也要为他们平反，我递给他一份名单，上面有我和祥所能回忆起来的人名单，我说据我了解，受“雄师”一案牵连，在科大，在清华，北大，北航，地院，北大附中，京工附中以及其他大专院校共有大约有上千人，他接过名单说，对于科大的人我们会尽快调查了解作出结论。对其他学校的人，他们自己会处理。
第三、受雄师一案牵连，我的八本日记本被抄走，我要求把我的日记本归还给我。他说，事隔那么多年，这些材料已经找不到了，很抱歉。这八本日记本是我从小学四年级到大学二年级的日记，是爸爸妈妈送给我的礼物，他们让我把最重要的，有意义的和值得纪念的东西写下来，长期地写下去，将来就是你的生命史。这些日记记录了我从童年，少年到少女的成长足迹，记录了我的理想，我的追求和我的梦，这日记没有虚伪和掩饰，是我内心世界的自白。但在文革中，我的日记却被整页整页的抄在大字报上供人们批判，我从来也没有想到我的内心世界会被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也没有想到我的日记会成为我的罪状，从那时起我就再也不写日记了。现在我的日记再也找不回来了，我的青春，我的梦……都永远地消失了。
来源：网刊《文革博物馆通讯》5期，1996年5月12日 （原标题：“阳光灿烂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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