拘留
外滩是上海人引以骄傲的象征之一，它是沿著黄浦江岸边贯通南北的一条宽广地带的总称。旧称‘十里洋场’如今依旧繁华的南京路、远近闻名的北京路、宽阔的延安路都由西向东笔直地通往外滩。沿著外滩矗立著一栋一栋各具风格的高楼大厦，俗称万国建筑，是解放前外国银行和商行的所在地。如今，这些楼宇成了政府机关的办公楼，上海市委和军管会就设在这些巍峨大楼里。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外滩著名的海关大钟改奏了‘东方红’，那时是毛泽东思想大放光彩的年代。江岸边宽阔的马路通到与苏州河会合的外白渡桥，那里有个黄浦公园，门口曾挂著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木牌。江岸这边是繁华的市区，对岸是浦东，这时还是一片水稻田。在十六铺的摆渡口，十五年前我第一次看到躺在民警巡逻艇甲板上七窍流血的死尸。那年头不幸选择了死亡的人们一定没想到中国还会有改革开放的一天。
谁知道呢？也许他们也相信有一天历史会改写，但心灵的羞辱和肉体的痛苦使他们给自己的生命划上一个句点。
在外滩的第一天晚上小有收获。我们拦截了两个结伴来中国旅游的西德大学生。她们的英语水平也不齐。那个棕黄色长发的姑娘比我略强一些，而另一个金发女孩则说得十分流利。聊起来才知道，金发姑娘的父母曾被西德公司派驻美国工作多年，她本人在加利福尼亚出生，念小学时才回到德国。我和萧杭听得多说得少，而李维则侃侃而谈。从纽约的洋基棒球队，芝加哥的比萨饼，一直聊到旧金山的金门大桥，李维简直是一个美国通。李维告诉了她们我们来外滩练习英语的目的。她们说，祝你们好运，还写下了她们在德国的电话号码，让我们到美国后给她们打电话，假期去德国玩 。要是我们能通过CUSBEA面试的话！金发姑娘在纠正我们发音的同时，注意不使我们发窘，还不时送上鼓励的笑容。聊到天空洒下毛毛细雨时，我们说了再见，她们就跑回旅馆去了。
回去的路上我们异常兴奋。虽然只有一个晚上，我已经能感到面对面的谈话效果与听收音机的差别。脸部表情，手势，和字句中简单的间歇和停顿，这一切都大大有助于对语言的理解。这些日常生活用语我大多学过，只是需要把发音和单词在脑子里的听觉皮层建立联系而已。
李维说的不错。要是天天这样练习，几个星期后面试应该没问题！
第二天晚上天气异常好。我们先拦下了几对蓝眼睛高鼻子的夫妇，但他们赶时间，不能多谈。于是我们沿著黄浦江岸向上海大厦走去。上海大厦是外宾集中的旅馆，在旅馆对街我们截住了一个正走下旅游汽车，等著过街进旅馆的旅行团。
旅行团里大多是退休的美国老人，其中两对夫妻停了下来和我们对话。通过谈话我们知道他们都是密执根州来的，明天一早要坐飞机飞去旧金山。话语中，一个银发老太太比我们还兴奋。她说，在中国旅行了十几天，除了中国旅行社指派的导游外，她还没和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说上话。她的话像打机枪一样，又多又快。我惊异地悟到，今晚听懂的内容已经比昨天多了不少。李维对于密执根当然也很了解，特别是底特律汽车城。我也鼓起勇气，有机会就插进去说话。我发现，用外语说话，自信心十分重要。发音准不准不怕，基本沟通不像我想像的那么难。
过了一会儿，我们四周围上了一圈看热闹的人。我注意到李维的神态变得不太自然了。他一面说话，一面转眼扫描围观者。再过了一会儿，他唐突地向老外说了再见，结束了我们的对话。
美国老夫妻们过马路进了旅馆，周围的围观者也开始散去。我们正想抽身离开时，有人拉了拉我的衣袖。
“你们在说些什么啊？” 问我的是一个退休工人打扮的老年人。
“没什么啦，练习英语。” 我回答。
他还不甘罢休。问话的语气加重了一层：“你们到底在说什么？”
我觉察出情况有些不对，就不搭腔，转身想走。
“等一等！” 背后另一个人大叫了一声。
随著这声叫嚷，我们三人的六支手臂都被人牢牢地抓住了。这时周围的大批人都已走散，剩下了七八个人显然是不准备离开的。
“跟阿拉走一趟！”
上海人管‘我们’叫‘阿拉’。说这话的是叫我们等一等的那个穿褪色了的蓝布工作服的人。他显然是这群人的首领。
我问他 ：“你们是什么人？要做啥？”
他把他的右胳膊伸上前来，把卷得高高的袖子翻下几道，露出藏在里面的红袖章。上面写著‘上海市退休工人治安执勤’。
“跟阿拉走！”他的态度变得十分凶悍。
这些退了休没事做的工人们担负著维护里弄街道的治安工作。他们的职责是防偷防盗，制止打群架，另外也在街坊中充当政府的耳目。我这时意识到，在外滩的这些退休工人还担负著一重特殊任务。
这些人兴奋和得意的神态，犹如一群猎狗围著擒获的猎物打转。在夜晚的路灯光下，他们兴冲冲地拥著我们三人穿过大街，走进一条支路，然后进入一条曲曲弯弯的小巷。几分钟后，我们就从繁华的外滩到了一条灯光昏暗的小弄堂里。周围的旧民房让我觉得很奇怪。不去派出所，来这住宅区干什么？我看了看我的两个同伴。萧杭显得镇静，而李维则很紧张。萧杭有社会经验，而李维的经历则单纯得很。
我问领头的工人要带我们去哪里？
他说，过一会儿就晓得了。
我们一行人在一栋不起眼的民房门前停了下来。门边的窗子黑洞洞的，里面好像没有人。领头的老工人掏出钥匙打开了门锁。一推开房门，里面灯光通明。原来，玻璃窗从里面用厚牛皮纸糊得严严实实。
大房间里空空荡荡，只在另一头有一张写字桌和两张椅子。两个穿制服的民警翘著脚，歪著身子，半坐半躺地靠在椅背上，手里各夹著一根香烟。他们的风纪扣解开著，桌上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烟蒂整整齐齐地堆成了一个小金字塔，显然他们在这儿无所事事已经很久了。
看到我们进来，他们掐了烟，坐正了身子。年纪大的那个警察看了看领头的老工人，再扫了一下那个年轻民警，不客气地问老工人：“怎么回事？”
老工人收起刚才那副神气的姿态，毕恭毕敬地报告：
“和外国人说话。”
老警员对工人那不屑一顾的态度让我惊诧。显然，他一点也看不起这些走狗。老工人那恭敬的态度又让我联想起鲁迅笔下那些对奴才变成主人后时不时露出奴性的描写。
“我们还没查他们的证件，”老工人又补充了一句。
看到警察对工人们的嫌弃表情，我心里产生了一线希望。希望这只是一场小误会，应该不难解释清楚的。这些工人邀功心切，我们并不是他们要抓的对象。我真希望工人们把我们和外国人的谈话录了音，这就不难证明我们的谈话并没涉及政治，或泄露什么国家机密。
老警察用下巴指了指门口，示意他们可以离开了。
退休工人们打开了门，一个个鱼贯而出。最后一人出去后把门带上了。
老警察站起身来，两手背在身后，踱步站到了我们面前。
我想他会问我们要证件，大学学生证和中科院图书馆临时借书证应该可以给我们提供解释。临时借书证上注明我们是研究生。
但这个警察一声不出，两手背著，两眼看著地板，在我们前面一步一步地来回走动。走上几步后，他会突然停在我们其中一人面前，抬起头注视几秒钟，然后又低下头继续踱步。
很明显，他在用沉默来制造紧张气氛。我觉得这未免太有些小儿科。我想，你这一招能玩多久呢？于是我静静地站在那儿，等待他开口。
我注意到，工人们离开之前没有多说一句话，也没有留下任何物证。那今晚全凭我们的嘴巴来替自己答辩了。
年长的民警终于开口了：“说说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说我们是中科院的新生；我们到外滩来，是想和外宾练习英语；我们将要参加出国英语面试，不得已才找这条捷径。
我加上一句：“我们是科学院推荐出国的。”
我这麽说是想给我们的行为加上一些官方色彩。我也知道这个策略有点冒险，不过我觉得值得冒这个险。另外，这也是事实。
我在说话时，老警察站在李维跟前，脸凑得离李维的鼻子只有几公分远，目不转睛地研究着他。一听到我的最后一句话，他马上转过脸来，对我说：
“出国？先不要高兴得这么早！”
我不确定是我的话触犯了他，还是已经到了下一幕戏开场的时间。我装著没听出他话里的刺儿，继续解释：
“我没有高兴。我们还不知道能不能出国。我们因为对口试没信心才来外滩练口语。”
他又回头去盯看李维。李维脸上紧张的表情一定让他觉得会是一个突破口。
他眼睛向我这边扫了一下：“你们有没有单位证明？”
我说：“证明？我不知道和外宾说话要证明。”
我说的是老实话。虽然人人都知道与外宾交谈要小心，但我从未听说国家有明文规定禁止与外国人说话。宪法里保证公民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应该并不局限在中国人内部。
他这回走到我面前来了。
“你是大学生。你们学校难道没有传达中央文件，禁止在街上拦下外国人说话吗？！”
“我真的不知道。”
“不可能！”
他的嗓门提得很高，语音里充满著带有戏剧色彩的怒气：
“上海所有的大学都传达了这个文件！”
“噢…我不是在上海读大学的。”
“你在哪裡上的大学？！你有上海口音！”
“我下乡去了黑龙江，后来就在佳木斯读大学。我们那个小城市里没有外国人，学校大概就没传达这个文件了。”
他看了看我，没搭腔，转而问李维和萧杭：
“你们两个也不知道吗？你们的大学在哪里？”
“我们是杭州的。”
“哈！杭州的！杭州是风景区，外国人游山玩水去的地方。你们不会不知道这个规定。”
李维胀红著脸说：“我们传达过这个文件。”
李维你这个傻瓜！干嘛承认？明知故犯罪加一等。装糊涂呀！
我插进去帮李维：“我觉得对我们这样的特殊情况应该考虑。党和政府要是派我们出国，我想党和政府也不会不容许我们和外国人说话的。”
“党和政府？我就是党和政府！”
说到这时，这个警察彻底失去了他一直保有的冷静。他的脸涨得通红，流著汗，声音接近了喊叫。
他指著桌上的电话，对我们说：
“我拿起这个电话拨到科学院，你们这一辈子做梦也别想出国了！”
他用手掌擦了擦前额上的汗珠，继续说：
“你们是哪个研究所的？你们以为当了研究生就高人一等了？就可以不遵守国家法律了？”
接着他用右手的拇指和中指在我鼻子前清脆地打了个响，轻蔑地说：
“我要取消你们的学籍就这么简单！”
这时我决定保持沉默。我知道，要是一开口，我的口气也一定会升级，因为我已经有了被屈辱的感觉。也许这就是他耍的伎俩。
这时萧杭插了进来：“这没有必要吧。我们只是学英语嘛。”
警察没拿起电话，而开始向我们说教。他滔滔不绝的说道，你们知识分子的毛病就是自大；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尾巴又翘到天上去了；以为会说英文就了不起，文革的教训忘了吗？你们以为有了知识，会说几句外语，你们就特殊了？你们能保证这些外国人中间没有中央情报局的特务？我怎么能肯定你们没塞情报给他们？你们对国家安全有没有一点概念？你们以为读了几天书就凌驾于法律之上了？
到底是谁凌驾于法律之上？
到此刻，我已经确信我没有触犯法律，只是违反了某些不成文的规定。即使他给中科院打电话，也不会有他威胁我们的结局。不过，这场近乎闹剧的麻烦必须收场，而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说完要说的话。
我决定不再打断他。
听著他充满羞辱语气的训斥，我的思绪又把我带回了童年。此刻我眼睛注视著他的脸，心却早已离开了这间屋子。我那短短一生中自认不公的遭遇，此刻像放幻灯一样，一幕幕在我眼前闪过：低下头匆匆地从爸爸名字上打著叉叉的大字报下进入家门；冬夜里给爸爸送香烟时看到的眼色；遇到别人爸爸游街时恐惶的联想；讲西游记惹下的祸，和站在全班面前作检讨时心中的羞辱…
这样的日子早该过去了！文化大革命这场人间悲剧已经收场；我已经长大成人，也学著把命运推了回去；我志愿报名去北大荒，付出了我的代价；我也亲眼目睹并用双手推开过死亡。我为祖国贡献的自我，绝不亚于你这个穿著的确良警服抽著前门烟的上海民警。不但不少，高过百倍。可是，在这个矮小的警察面前，我只能束手挨训，接受这种近乎屈辱的训斥，只是因为我还想出国，想深造。而他，手里把握著至上的权力，祖国交给他的权力。他可以用这个权力随心所欲地毁掉我们的一生。祖国，我父母为之奋斗了一生的祖国，我们称为伟大母亲的祖国，赋予他这样的权力，让他来监视我们。
是的，祖国母亲靠著这些凶恶的走狗来监视自己的子女，这个烹调子女的母亲。
于是，我一句话也没说，静静地站在那儿，听著他的数落，等待著他收场。
看来他只满足于给我们上课，满足于听到自己滔滔不绝的演说，他连我们到底是什么人并不真正感兴趣。自始至终，他都没查看我们的证件。
他一口气说了一二十分钟后，突然失去了兴致。他对我们说，下次要是再在外滩抓住我们，他今天说的话就当真了。
说完，他告诉我们可以离开了。
我从外滩坐20路无轨电车回家。车上人不多，有许多空著的座位。我坐在窗前，看著南京路上手拉手的情侣，路边灯光下下棋的人们，嬉闹的孩子们，这一切都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
难道这是我的国家吗？这是我从小就立志要保卫和效忠的祖国吗？我一下醒悟了。在这片辽阔的国土上，我从来就是一个陌生人，一个自作多情的傻子。我的一生到今天为止，不过是一场梦。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价值。我们自作多情，我们从小相信，祖国母亲在期待着我们接班，而这部国家机器的运转，靠的不是这些大大小小的走狗在维护著吗？像我这样的一个青年算什么。那跟党奋斗的千千万万老革命，在解放后的一场场政治运动中还不是被送进了绞肉机。把油挤出来，当作润滑剂，一切都是为了这部机器的运行。
当电车驶到静安寺时，我心里突然冒出一个问题：
要是我能出国，我还要回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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