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SBEA项目
一进上海的家门，妈妈气冲冲地问我：“你上哪儿去了？我们打电话到处找不著你！“
我摸不著头脑。不是说好了我要一路慢慢地玩回家吗？玩过了哈尔滨，长春，天津，济南，又转去山东黄海边的胜利油田去看了一个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到那里的表妹。在我去胜利油田时，家里失去了我的踪迹。
妈妈解释说：“你差点要丧失一个机会。”
奇怪；我的机会不是已经在铁板上钉钉了吗？
听妈妈继续说下去，我才知道她谈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妈妈指的不是国内研究生考试，而是一个出国计划，叫‘中美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考试及申请计划’，简称CUSBEA。
我从一开始准备研究生考试时就打定主意不考出国研究生。出国生的诱惑力并不是没有，但是大兴安岭的几年经历早已给我的血管里注入了现实的血液。每年，教育部把有限的公费出国生的名额分到各重点院校的导师名下，叫‘代培生’。报考有代培生名额的导师，竞争异常激烈。我的策略是避开这些热门实验室。先学会走路再跑，不指望一步登天 。迟教授不招出国生，正合我的意。
可是我不知道从前一年起，美国的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联手，与北京大学一起筹办了一个独立与教育部之外的研究生项目，即CUSBEA (China-United States Biochemistry & Molecular Biology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Program)。这个生物学项目是康奈尔大学的华裔教授吴瑞先生参照已经办了三年的CUSPEA项目的模式办的。CUSPEA是李政道教授组织的交换项目，从中国招收学生到美国的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参加生物学CUSBEA项目的有将近五十所美国顶尖院校。从1981年起，即77级刚毕业时，由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几名教授组成的招生委员会和北大生物系合作，到中国的重点大学和中科院当年招收的硕士班新生里，经过笔试和面试，挑选五十多名学生进入美国这些院校读博士学位。我虽是77级，但读的是医学院，比本科大学多念一年。当我考研究生时，我的竞争对手已经是生物系四年制的78级毕业生，CUSBEA项目也进入了第二年。
今年CUSBEA录取数额将是59名。
这个项目是美国各大学自筹经费，因而中美双方政府都不掏腰包。在国家还急需外汇的1980年代，为了最大限度地增派留学生，教育部特许这两个（物理和生物学）交换计划到中国顶尖大学和研究所里，根据美方标准来任意挑选刚入学的硕士班新生。不久又有了类似的化学出国项目。当时，台湾留美学生在美国学术界已经有了成功的先例，因此美国大学对刚开放一丝大门的中国大陆颇有兴趣，但不知如何入手。同时，中国学生除了剧烈竞争教育部有限的出国代培生名额外，对如何直接报考国外研究生也是一无所知。因此，这两个由美籍华人教授挑头的项目对中美科技人才交流开辟了一条捷径。当然，说是交流，人员流动是单向的。
教育部指定国内哪些院校和研究机构可以推选CUSBEA考生，而挑选标准则由美方制订。第一，考生在国内硕士生入学考试的各科平均成绩要在60分以上；第二，生物化学科目考分要在80分以上；第三，英语考分要在80分以上。三条标准看上去简单，但因为国内重点学校和研究所考题难度偏大，筛选下来，能参加CUSBEA考试的新生并不多。今年药物所录取的研究生中只有我够资格参选。我的平均成绩是83分，在中科院上海分院考生中列为第二。据药物所研究生办公室的老师说，生理所的批卷教授在我的神经生理考卷上写道：要是你所不收这个考生，我们会录取到我们所里。同时，我的生物化学分数也高于生化所生化专业的所有考生。迟教授本来不想放我去考CUSBEA，而想把我留在他的实验室。但研究生办的老师对他说，如若我所没人参选，分院里会觉得药物所今年考生质量太差。这样，身兼上海分院副院长的迟教授，从大局出发就同意所里把我推荐给北大的CUSBEA委员会。当所里发第二封电报到佳木斯，让我回沪准备CUSBEA考试的时候，我人已经在路上。于是，所里通过我哥哥找我，但我音信全无，把全家在上海急得不行。这时，离CUSBEA的笔试只剩下了几个星期。
我回到上海后去见了迟教授。迟教授让我别担心CUSBEA的考试。要是通不过，他的实验室里一定有我的位置。他告诉我，为保证他今年一定能招到学生，他已经录取了另一位浙江医科大学药理系的毕业生。如果我出不了国，分院已经保证给实验室增加一个名额留下我。谈话中，他列举了几个我可以选择的论文课题。同时我又了解到，迟教授在50年代莫斯科大学留学时，和我在北京的一个表姨是同学。
CUSBEA考试分两步。第一关是笔试，用英语考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两科。第二步是面试，由哈佛的两个教授及他们的太太飞到北京和上海来逐个甄选。我对生物化学很有把握：国内国外的大学和研究生教科书我都很熟，但我对分子生物学毫无概念。几乎我读过的所有生化课本开篇就说，生物化学是从分子水平来研究生物的学科。由此推断，生物化学就等于分子生物学。现在从哪儿又杀出一门独立的‘分子生物学’？不过要是这两门课分开考，那生物化学一定又不等于分子生物学了。
美国人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我在大学自学的过程中一定遗漏了一个重要的学科！
我此时的困扰反映了80年代中国科技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的现实。在毛泽东晚年全国内乱的十年期间，欧美大陆静悄悄地开始了一场没有枪炮声的技术革命。对DNA的理解和随之而来的基因技术成长不但使人类第一次能在分子水平上认识生命，并开始设计如何改变生物细胞的特性。这时一些有远见的科学家已经看出了基因工程对农业，医药，和人类健康将会带来根本性的影响，因此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在遗传学和生物化学的交界处诞生了一门新兴学科，即是以分子遗传工程为基础的分子生物学。这门学科出生在我国和世界交流全面终止的年代里，难怪我国科学家大多对它一无所知，别说我一个医学生了。
我请药物所开了一张证明，去上海分院图书馆提前办了一张研究生借书证。之后几星期里，我天天埋在图书馆，寻找一切带有‘分子生物学’字样的英文杂志和书刊。当时，以分子生物学为标题的书籍基本上都是论文集，没有一本是教科书，而且大部分研究是以细菌和病毒为对象的。尽管读得半通不通，很快我对分子生物学还是形成了基本概念。我发现，分子生物学中用到的生化原理和基因技术我并不生疏，如DNA，RNA，限制性内切酶，基因组合，等等。作为医学生，我所欠缺的是经典遗传学和实验微生物学。在大学裡，我们只学了一点人类遗传学和医学微生物学的基本原理。作为理解遗传病种和治疗临床感染，这些知识还可以对付；但什么病毒重组，显性基因交换，摩尔根定律，孟德尔交换律，等等，对我就像天书一般。
既然搞清楚了问题所在，下一步的目标就很明确了。分院图书馆里经典遗传学和实验微生物学的教科书比比皆是。读了几年医学院的一大收获就是能快速填鸭式地吸收大量知识。不一定要深钻：只要掌握到考试过关的水平就行！
当我一人在图书馆探索时，我不知道我的一举一动对图书馆里另两名CUSBEA考生产生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一天，他们上来自我介绍，一个叫萧杭，一个叫李维，两人都是浙江大学生物系毕业生。他们都考上了细胞所，都和我一样被推荐考CUSBEA。这几星期里他们也都和我一样，一头栽在分院图书馆里。认识之后，他俩告诉我，之前他们默默注视我在图书馆的书架上，随意挑出一本书，翻了翻又放回书架上那劲头，他们惶恐得很。他们想，我一定什么都懂，没有一本书能让我吃饱；进而推论，CUSBEA考生中像我这样水平的人一定很多，于是对他们自己的信心大减。没想到，我的举动正反映我对分子生物学的无知！三人忍不住大笑，引来了外文期刊阅览室里人们的一片白眼。此后我们天天一起准备，交换心得。
CUSBEA的初试比我想象的要容易多了。生物化学没有一题出了我的知识范围，而心里一直没底的分子生物学的题目也没离谱。我的短促出击效果佷好，既概括了分子生物学的大部分内容，也没钻牛角尖，搞得太专以致失去大方向。全国参加初试的140多个考生中，有近70人通过。萧杭，李维，我，和我刚认识的几个复旦大学和上海一医的考生，人人都过了关。
下一步将是面试，要用英文对话的方式与美国教授交谈。两位美国教授们这时已经在赶来中国的飞机上。他们先面试北京考点的学生，两星期后再来上海。其中有一个教授还带著他的妻子。那位女士是哈佛的一个心理学教授，会通过与我们的面谈来评判每个考生是否具备文化转型的心理素质。
短短几个月内一系列事件的飞速发展让我感到头脑眩晕。不久前我还担心要是考不上研究生，我恐怕到县医院当医生都会砸锅，因为在医学院的最后两年我旷课太多了。此外，我还担心我的医学院背景会使我遭到美国教授的歧视：我连一个较真的实验都没做过，光有书本知识能行吗？不同的是，现在这些重点大学尖子学生已经不是我的敌人，而在我和一起拼搏。我们目标已经转为美国博士学位，而且这次面试的机率是从70人中挑选59人。
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竞争情况：成功不需要在金字塔顶端，只要不在最底层就行。
我觉得我的运气实在不错。走到这一步，我确实付出了代价，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没人把今天的局面送到我的手上。但我心里明白，这世界上有无数人比我付出了高得多的代价，最终受到的是命运的摆布和玩弄。看著CUSBEA考场上那些充满自信的年轻人，言谈之中大有天之骄子的气概，使我不由想起那些只比他们大上几岁的返城知青。此时，他们之中有多少人，论才华论素质，绝不比你我差。此刻他们正在饭店食堂洗碟洗碗，脚下连一席栖身之地都没有。更有那些躺在北大荒冻土里，连一片墓碑都没有的人们，有谁知道他们的理想与抱负？
是有人在玩弄我们的人生，还是人生在开我们的玩笑？
我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把英文口语搞上去。我可以结结巴巴地阅读英文科技文献和时事报章。只要手里有英汉字典，速度慢，并不影响理解。但我一碰上口语对话，就完全吃瘪了。报考国内研究生没有外语口试，所以我这几年就没有分散精力去学口语。谁料到，今天可能在口语这一关摔跤呢？在大学里我很快就作出了放弃口语的决定。这个决定现在看来是短视了。
于是，在离开大兴安岭五年后，我又开始每天收听美国之音。我先听上一遍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以便对当天广播的新闻内容有所了解。然后听它的英语节目，逐字逐句连矇带猜。要是能听懂一句完整的句子，心里就会一阵兴奋，觉得面试还有希望。我请了一个在读英语系的邻居女孩与我对话。无奈我的水平无法与她相比，她说了半天我仍不知所云。我还找了另一个邻居老太太，解放前是在外国银行当秘书的，她的水平较小邻居要低，反而更适合我。可是有一天当我想请她教我英文打字时，她很不以为然。她说，你出国去读博士，将来会作人上人；打字是你秘书的事儿，你不应该降低身份去学。因此，她拒绝教我打字。
我在中科院图书馆交的朋友萧杭和李维这时也在发狂似地准备英文面试。李维是从中学直接升大学的，英语不错，此时信心很足。萧杭和我年龄相仿，进过工厂，口语也不行。李维提议我们一起去黄浦江畔的外滩找外国人练对话。他说，浙江大学想出国的学生经常去西湖边上找老外对话，他已经这么干了好几年了。
“要不然我哪能说这样的英语？”
我想，我这个佳木斯的老土，难怪到今天还开不了口。于是，我们约好晚饭后在分院图书馆门口碰头，一起儿去外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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