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开科学之门
有了计划后，时间就过的很快。
我订了每天的日程表：早上5:30天亮前起床，然后晨跑30分钟。吃完早饭后，花45分钟至一小时学习英语，然后一天的课程就开始了。医学院的课程排满一天，直到下午4:30。吃晚饭前，我有一小时时间把白天学的内容再捋一遍。晚饭后的时间完全用在考研究生的准备上。星期天和节假日則全部用于备考研究生。
在77级和78级学生中，每天花上十几个小时学习的現象非常普遍。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工厂或农村度过了几年，因此我们十分珍惜当时于多数同龄人无缘的上大学的机遇。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没机会接受完整的中学教育，因此大家也痛感，只有加倍努力，我们才能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那时的週末只是星期天），每个教室裡都坐满了学生。晚上十点钟，学校把教学楼的电源切断，逼著大家回到寝室。唯一的例外是每月一次在大礼堂放映电影和一年一次班级组织的春游。
到大学第二年级末我把考研的领域缩小到了神经生物学，同时我决定避开国内顶尖的医学院校和综合大学，而去报考中国科学院属下的研究所。研究生入学考试是由各学校或各专业的导师自己出题，因此招生单位的考题往往有意无意地偏爱本校毕业生。同时，本科生对本校教授的风格和熟悉程度提高了录取的概率，同时也增加我这种野生型考生的难度。相形之下，中国科学院下属研究所的科研水平在国内名列尖端，而庞大的中科院麾下只有一个规模很小的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科技大生物系每年只有三十多个毕业生，而中科院的生物学科研究所起码有好几十，仅在上海分院属下就有七所之多。我推断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生无法垄断中科院研究生的名额，这样让外来考生会有更公平的竞争机会。此时我已经下了决心要用考研来修补自己十七岁犯下的人生错误，因此报考的研究所一定选在上海。中科院上海分院当时有国内顶尖的生物研究队伍。其中，上海生化所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有活性蛋白（胰岛素）的单位，而上海生理所和新近成立的脑研究所更是我感兴趣的神经生理学的重点科研机构。同时，我进一步了解到，近年全国招考硕士研究生的录取率是1:10。这个比例比我们考大学时要好上几倍。
在医学院的第二年上病理生理课时，有一天教授给我们讲授缺氧机理。缺氧和断氧是一个人在水下窒息死亡的病理基础。教授提到，人体多数器官可以在缺氧甚至断氧条件下存活不少时间，除了我们的大脑。大脑在断氧后存活时间不超过8-10分钟。
在提问的时候，我举了手，问教授：
“一个人有没有可能在水下不呼吸45分钟到一小时？”
他看著我，语气不耐烦地说回答：“我不是刚刚教了你们，断氧超过十分钟人就会脑死了吗？”
教授当然不知道我的问题是从哪裡来的，不过他那不肖一顾的回答让我心里松了一口气。提问时我担心他会告诉我，在某种例外情况下，华强会有时间等我救出他来。我跑去王八湾去撑船回渡口，来回起吗要一小时左右。
这时，我抑制了想走上前去拥抱一下教授的衝动，因为他和同学们都会大吃一惊。
医学院的第三年一个冬天的早晨，我从连接图书馆楼和教学楼的天桥上走过时，看到玻璃墙前挤满了同学。我问出了什么事。别人告诉我，外科副主任的儿子和儿媳晚上煤气中毒，儿子救过来了，儿媳还没呼吸。外科主任让抢救小组把病床移到零下二十多度的大院里，说是低温能减慢器官的死亡。看著他们在给这个年轻妇女插管，开动呼吸机，挤压胸腔，张华强又回到了我的脑子里。
那天是在在九月里，黑龙江裡的水温不低，我们还能在江里游泳。在那温度下，断氧后器官会很快死亡。这时，虽然我的两只脚钉在地上，看著抢救小组在积雪的大院里有序地工作，我的思绪已经回到了三合的那个夏夜。
不知过了多久，医生散了，一个护士把白被单盖在年轻妇女的脸上。看到抢救失败，我心里松了一口气。突然，我震醒了。我骂自己太缺德了。怎么？难道我刚刚一直在下意识里希望他们抢救失败吗？他们的失败，能证明我没去撑船是可以原谅的吗？！
这时我的罪恶感非但没减低，反而登峰造极了。
又有一次，我在图书馆学习的间隙裡随意翻杂志，读到一篇文章有关打坐可以降低身体代谢率的文章。其中提到，印度高憎修炼了几十年后，可以把自己密封在大坛子里埋入地下几天，出来后依然丝毫无损。这时，我又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华强也许只需要一小时！
然后我又试著告诉自己，华强没练过功，不能和高憎比。
慢慢地，我懂得了为什么在这件事上，我始终无法找回内心的安宁。和我作怪的不是华强，甚至不是死亡本身。不让我在安宁的是我在那时刻作出的选择。
在所有可能的选择中，我选择了无所作为。我无法原谅自己，是因为在那个关头我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即使是无效的行动。即使是注定要失败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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