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裹挟的童年
朝鲜停战后，父母亲所属的志愿军部队一直在三八线一带构筑防御工事，到了1955年的初夏，父亲、母亲给军部打的申请结婚报告通过。结婚很简单，就是给一间房把俩人被子放在一起贴个喜字就算结婚了，就这样父母亲在朝鲜这异国土地上建立了爱情小屋.......
1956年大裁军母亲转业回国到天津文化局报到，分配到天津历史博物馆工作。父亲继续留在朝鲜，至到1958年随志愿军最后一批回国。父亲所在部队距天津千里之遥，天各一方靠鸿雁传书。父亲在部队很忙，基本每两年才能探家一次，57年有姐姐时父亲在朝鲜没有办法陪伴在母亲身边。60年生我时父亲依然在部队不能回来，母亲的妹妹非常生气要惩罚父亲，给父亲写信的开头是这样的：
“姐夫你好！我姐姐生了，你猜是男还是女？”
这下可把父亲害惨了，几夜的没睡好觉，当时通讯落后只有写信询问。母亲回信也不告诉父亲，也许是对父亲不在身边的惩罚，也怪不得父亲，谁让他是共和国的军人？父亲焦急的等待着回信，而母亲却带着我千里迢迢来到父亲部队，给父亲来了个不告而至的惊喜。我因为满脸染上湿疹，涂了许多紫药水像个小花猫，看得父亲是哭笑不得。当验证是男孩时，父亲激动的紧紧拥抱母亲:
“谢谢你！给我生了个儿子！又是一个小军人
父亲让母亲原谅他不能在产床旁陪伴，母亲理解父亲，因为母亲曾经也是一名军人。父亲保家为国，做军人妻子就是更多的奉献。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父亲，第一次到父亲的部队，这些都是听母亲讲的，每讲到这些，母亲就会默默流泪。
探亲很快结束，母亲回到天津。62年有了妹妹，生妹妹时父亲又不在母亲身边，换防到福建前线防止蒋介石反攻大陆。母亲工作本身就忙，加上拉扯三个不大的孩子很辛苦就请了保姆。保姆50多岁是天津市人，我们叫她大娘，很疼我们。小的时候没有忧愁没有烦恼就知道玩耍，所以父亲这个概念是模糊的。当我有了记忆是这样认识父亲的；大约五岁那年夏天的晚上7、8点，我正在楼下的路灯下玩沙子，突然一个高大的军人把我抱了起来，我好奇看着这个戴了一顶大沿帽肩章上挂着两杠和几颗星星的陌生人。他乐呵呵的叫着我的乳名，用嘴亲我用胡子扎我，逗的我咯咯的直笑，然后一手提行李一手抱着我就上了我们住的3楼，我看着他抱我回家，居然也不害怕，到了家母亲问我：
“他是谁
“不知道！”我瞪大眼睛看着这个陌生人摇摇头小声的回答
“他是爸爸！”母亲激动的告诉我。
爸爸？这个充满父爱的称谓也许对其它孩子是再熟悉亲切不过的，而对我却如此的陌生似懂非懂，当知道爸爸是解放军时，我一下子高兴开心起来，没有多久就黏着他用小嘴亲着他，跟着他的身后一口一个的叫着爸爸，屋子里充满了稚嫩的奶腔和父亲爽朗的笑声，母亲依着门框，看着我们这对父子难得的亲热场面，不断的擦拭眼里溢出的泪。第二天我戴上父亲的大沿帽，见到小朋友就骄傲的说：
“我爸爸是解放军.....我爸爸是解放军！”
小朋友们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我觉得十分得意幸福！我终于有爸爸了。所以父亲的到来给我带来意外的惊喜，我很快的接受了他。父亲不愧是军人，就连和儿子玩都是军人方式，父亲把我和姐姐用背包带捆起锁在阳台上，要我们求他，才乐得给我们好东西吃。我记忆力非常的好，也许是秉承了母亲的遗传，将父子见面这一幕刻在脑海里不能忘怀。
说起记忆力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小姨经常带我和姐姐去天津的水上公园玩，从家里到公园要走30多分钟，而且要经过许多路口，但我都能一一记住，一次在公园的假山地道里玩，出口有4个，小姨在其中的一个等我，结果我走错出口，出来不见了小姨，也没有哭就寻原路返回，当时我只有5岁左右。这下糟了，小姨把我丢了，吓得直哭给母亲单位打电话。那时的人很纯，一听这还了得赶紧找呀。母亲是军属，平时就得到很多人关心，所以历史博物馆上上下下几百人全部出动，当听到公园派出所广播认领孩子时，母亲赶紧跑去认，结果不是。这下母亲肝肠欲断不停的哭泣，怎么向父亲交代！一直找到很晚，母亲拖着疲惫的身子怀着绝望的心情回到了家，一看我正在家里吃饭，百感交集抱着我哭了起来。我长大方知母亲那时的不易，尤其做军人的妻子就更加不易。
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是父母的心尖尖乖宝宝，既淘气又不省心还经常闯祸，2岁时在楼后面的小河看到小鱼就不知深浅的去抓，结果一头栽在河中淤泥里不能爬起，要不是一个纺织厂工女工路过救起，今天大家就没有这篇文章了。
母亲很注意对我们的教育，常带我们去参观自然和历史博物馆，每月还要看电影。记忆中有《宝葫芦的秘密》《回民支队 》《白毛女 》《列宁在十月》《蚕花姑娘》《满意不满意》《霓虹灯下的哨兵》等等。1962年困难时期没有东西吃，母亲她们就将天津自然博物馆的狮子标本吃掉。因为是生妹妹做月子期间，结果把牙吃坏。一次母亲去北京看战友，老战友请母亲去餐馆吃饭，一个肉菜一个青菜，当时肉菜价格为10元，而普通人一个月工资才30元左右，我听母亲说，老战友对那盘肉菜没动一筷子只吃另一碟青菜。我真切感到父辈们在战场上结下的战友之情无私感人。逐渐生活好转，我们每周可以吃一顿天津特有的小刺鱼，一簸箕才5角已经很奢侈。大娘做成天津特有的熬小鱼，就着玉米面窝窝头，非常好吃，直到今天还特别留恋那种味道。那时父亲、母亲工资加起来两百多元算高工资。父亲除了每个月给母亲寄120元还要给自己的妈妈寄几十元，剩余的除了抽烟还要存起来准备探亲。天津生活花费高，加上我打小就常生病，医药费是一笔巨大开支，还有大娘的保姆费，到月底是所剩无几。我小时侯身体弱，母亲让我每天喝牛奶，希望我强壮起来，对父亲有一个交代，好让父亲在部队安心。
我小时侯长得蛮招人喜欢，在我们洞洞楼有一对夫妇，是我们家的邻居，也是妈妈的同事，因为没有孩子非常喜欢我，我叫他李伯，他常给我讲故事:《小石磨》，口诀我还记得；
“小石磨停一停，盐多了没处盛......”
还有他送给我的八音盒那美妙的叮叮咚咚的声音。
我最喜欢李伯给我抓的蛐蛐，他很有经验，先往蛐蛐洞里倒水，蛐蛐就爬出来，然后再用一个小纸筒装好，给我带回来，然后放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瓶里，下面铺上浅浅的土，我就趴在玻璃瓶旁边用一根小草逗它，看着牠和另外一只打架。还有一次李伯给我带回一只小狗，这是我第一次养狗，天天和牠玩。没多久天津不允许养狗，被打狗队用长长的铁钩钩住带走，我哭的是昏天黑地非常的伤心。李伯很疼我，到现在我依然还记得他的样貌，只是到了文革那扭曲人性的年代李伯竟成了造反派，整了许多人也打了许多人。我始终无法把他疼我和整人打人联系在一起，李伯还是我心目中的那个李伯，他给我童年留下一段最美好的记忆，我依然很想念他。
孩提时我充满幻想，常常爬在窗户旁看着远处的一条大河和河面上那点点的白帆以及蓝天中变幻的云。我至今仍有这种习惯，看着天上的云，就让我想起在天津的童年。
童年......我美好幸福的童年！
1966年文革开始，许多家被抄，我清晰记得抄的有日本军服、指挥刀、唱片。尤其令我记忆深刻的是四楼张阿姨，她有一个漂亮女儿和我一样大，常常拿小人书给我看，不知什么时候起她成了胡风反革命分子。有一次我去母亲的历史博物馆，看见曾经一头长发的她被剪成喇痢头在被罚拔草，我开始不喜欢她了，所有的人都远离她仿佛在躲避瘟疫。一天，在我们住的楼后搭了一个台子，晚上全部大人小孩开批斗张阿姨大会。只见她头戴高帽挂着牌子跪在台前，很多人上来揭发，其中一个是母亲单位馆长十岁左右的女儿，揭发她给看封、资、修的小人书。结束以后我们这些孩子用弹弓枪追着打，我还设计用圆棍放在她走的楼梯想让她摔倒，用火柴棍堵钥匙孔不让她进屋。并高喊打倒xxx反革命，张阿姨只是低着头，从此我再没有见过她的女儿，直到长大懂事才觉得对不起她。这些经历让我的记忆难以抹去。紧接着大街上开始剪裤子(太细)剪头发，我的大娘的头发被齐耳剪去，气得她在屋里哭，那时候不允许烫发更不许穿高跟鞋。文革那荒唐的年代，让今天的人是无法理解。很快文革大批判的火开始烧到母亲，历史博物馆开始有人贴母亲的大字报(因为母亲是所谓反动官僚家庭出身)写到:
“向某某某这样反动家庭的人为什么得到重用？，某某某是混进革命队伍要坦白交代”......等等。
要不是父亲在部队母亲曾经是志愿军，结果会比张阿姨更惨。母亲十分恐惧紧张，找回天津的战友商量，并拍电报让父亲火速回来。父亲回来后很快决定带着母亲和我们离开天津去父亲的部队。文革结束后母亲曾经回天津看望同事朋友，同事们告诉母亲：
‘幸亏你走了，比你问题轻的都没有活下来，都被斗死了！’
我在想；如果母亲没有离开天津，也会像张阿姨那样戴高帽，被游街打骂侮辱甚至致死，我的人生真不知是多么的黑暗？性格会多么扭曲？幸好我在天津只经历了文革的开头，母亲就带着我们到部队躲避，有父亲的保护真是好了许多，但还是有人提出母亲的出身问题，父亲的老战友们据理力争。一个13岁参加八路军，一个18岁抗美援朝立功受奖，我们都非常了解，家庭是家庭个人是个人。好在毛泽东有指示军队不能乱，才没有出现天津批斗的疯狂场面，但母亲在部队依然被整。
因为父亲的部队在南方,我天真误以为是去越南,在和小伙伴告别时说:
“我们要去越南.....我们要去越南。”
记得和大娘分手时，大娘坐在三轮车上哭着不愿走，我们三个孩子都是大娘带大的感情很深，哭着拽着大娘，希望大娘和我们一起走。父母亲考虑部队不象天津有保姆太扎眼，而且又是文革只好做罢。好在我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从天津坐火车到了北京出不了站，到处是等待毛泽东接见的红卫兵，也没法去亲戚家。那一天是1966年10月17日，在北京车站逗留一夜，稍作停留车又继续向南方某地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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