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底的一天，我跟着刘琴的七班一起跟车去公社运货。到了白银纳后不到半小时，我们就把车子装满了。回村前，大家涌去了供销社买一些村裡小卖部没有的生活用品，而刘琴则带著我去公社公安派出所看她的朋友何丽。
何丽是刘琴和潇潇的中学同学，原来在我们村子下游的察哈彦插队落户，这时她是公社派出所的副所长。走进副所长办公室后，一个眉目清秀，身材苗条，身著一身深蓝色的警服的南方姑娘站起来和刘琴热情地打了招呼，之后刘琴介绍了我。我原来想像中性格粗犷的大兴安岭边境女警官的形象，一下子被这个嗓音轻柔举止充满著女性魅力的上海女青年所取代，让我明显地感到她与环境的不协调。然而，没过一两分钟，她那轻鬆自如和自信的谈吐就让我相信，她确实是这间办公室的主人。
来派出所之前，刘琴告诉我何丽是三合民兵连老连长单伏林的爱人。在我来时，单伏林已经上调到县公安局，但还经常回三合村来。我来三合后见过他几次。他为人热情，谈吐乾脆，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很好。单伏林原是68年来到三合的第一批呼玛县城知青之一，这时已经是呼玛县县委副书记，黑龙江省委委员，同时又是四届全国人大的代表。一颗政治新星，前途无量。
我在连部看了档案柜里的一些内部文件，了解到69年中苏冲突的背景和吴八老岛上发生的事件。起先，上岛的苏联边防军和三合百姓用铁锹大打出手。老毛子人高马大，我们的村民吃了亏。不久，沉阳军区侦察营的军人换了便衣打扮成村民上岛。动手时，这些会武功的侦察兵把老毛子的边防军打得鼻青眼肿。这以后，苏方知道我们这边的‘农民’有讲究，就不再派人登岛了，但一见中方人员上岛就从对岸开枪射击。我们的边防军和民兵那时是‘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巡逻队冒著弹雨出发，大部队则在岛后的洼地里潜伏，准备苏军登岛时就硬干。单伏林和其他民兵守著装满弹药的马车也隐蔽在低洼地里，专等部队打响后上去补给。一天，单伏林赶的马被枪声吓惊了，拉著装满弹药的车撒腿就跑，从隐蔽的低洼地里往明处冲。要是马车冲到暴露的开阔地被老毛子击中，车上的弹药爆炸，在国际上丢脸不说，可能还会造成隐蔽在战壕中的解放军人员伤亡。这个单伏林，在弹雨下紧紧地拉著马缰不放，拽著车跑出去了几十米，硬是把马给镇住了。他因此立下了二等功，成了反修战斗英雄。
枪声停息后，单伏林的政治前途就十分明显了。他一身兼备了在当时青云直上的种种条件：文革中的红卫兵小将，早期下乡的知识青年，本人在反修前线立下了战功，又是少数民族。不到一年，他的仕途就从小小的三合站延伸到了省府哈尔滨，转而又去了北京，代表反修前线的边疆人民参加了全国四届人大。
那年他才二十八岁。
单伏林的爱人何丽来黑龙江前有个青梅竹马的男朋友在吉林省插队，当时俩人很想调到一起。吉林省已经答应了接收她，但要离开黑龙江并不容易。她几次打了请调报告送到呼玛县知青办后，都压在不批。说来也巧，不久后，还是单身汉的单伏林去察哈彦检查工作，一眼就爱上了她。这以后一段日子裡，单伏林总去那村里巡查工作，找机会与她接近。但无奈人家早就心有所许，县委副书记，省委委员，四届人大代表也打不动她的心。这老连长回到县里寝食不安，找了县委书记交心。书记立马就坐著吉普去察哈彦，找女知青谈话。书记是个粗人，直来直去，没说几句话就交了底：小单这人，政治前途无量，又是战斗英雄，特重感情。他见了你后，简直像丢了魂。你要是答应的话，他会对你好上一辈子。我也会马上交代，来安排你的工作。
临走书记甩了一句，你转去吉林省插队的申请，绝对是不会批准的。
她哭了一夜，第二天给男朋友写了封长信，希望两人来世再还愿。几天后，县委书记接到了公社来的电话。公社请示：书记安排工作这一说怎么讲。书记问，当公安怎么样？没几天，吉普车就来村里把人给接走了。经过一段恋爱，单伏林和这位上海姑娘结了婚。英雄美女，呼玛县里传为美谈。书记拍板，宴席开了十几桌。
听了这个具有现代传奇的故事后，以后我每次在公社见到她时，就会想起那天晚上哭红了眼睛的姑娘。我想总会在她脸上找到一丝悲哀的痕迹，在她眼里看到一丝深埋著的惆怅。但我连一丁一点的影子都找不著。她谈吐那么开朗，笑得那么自如。显然她己经找回了心境的归宿。
不知怎么，倒是我自己感到了一丝丝说不出的惆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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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的野鹿很多，我们跟著当地人管它们叫狍子。狍子跑起来一蹦一蹦的，上窜下跳，拿枪也不好打。但你可以远远地对它大声喊叫：“噢噢噢”,它就会停下来，转过头来看个究竟。这时你瞄准好，一勾扳机，它就应声倒下了。不过，遇到狍子时，往往谁也没带枪，只能眼睁睁地看著它们跑掉，我们的一顿丰宴也就泡汤了。况且，我们的耕地大多离江岸不远。在离江两千米的地带内是不许开枪的。56式步枪弹的最大飞行距离是两千米，在江岸近距离内开枪，要是子弹头飞到苏联境内，搞不好会醸成国际事件。实际上，苏联那边比我们境内更人烟稀少，老百姓早己后撤了二十公里，随机飞行的子弹打著人的机率堪比大海捞针。以前背著枪在江边巡逻时，有时百般无聊，人就步入想入非非的境界。那时我常想，我要是对著江对岸扫一梭子，让老毛子的边防军在森林里去挖地三尺找子弹头，那有多过瘾。要是找不到弹头，没有物证，也就谈不上国际事件了。
我第一次品尝鹿肉是在机务班里。他们秋天开拖拉机翻地时，在山脚下的沼泽地里看到了一只离群的母狍子。沼泽地里的泥土湿软，狍子跳不高，跑了一段就被拖拉机手给逮住了。
老乡们下套子抓住狍子后，也常常分些肉给知青食堂。那年头动不动就‘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套野物采蘑菇都是禁止的。知青拿了好处后，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也就不与老乡们多计较了。
鹿肉不常吃到，我们对狗也不放过。村里没几条狗，我们不打它们。那些狗都是有主人的。对外面来的狗也得小心。鄂伦春人的猎狗精明得很，离我们远远的就跑了。军狗不能打。部队的狗是有军籍的，打了犯法。正棋村的一个知青误打了一只大狗，看到它脖子上的铜牌才知道闯了大祸。主动坦白，从宽处理，只判了六个月的劳改。
冬天封江后，有时老毛子的狗会跑过江来，那就不客气了。打到狗的班夜里开宴，肉香味钻进大家的鼻孔里，没福气的就把口水咽下肚里，到小卖部去买听肉罐头解馋。哪个班开宴席，通信员照例是要被请去的。通信员每晚排岗，还管著连里的杂事，和通信员把关係维持好总没错。
每个班里都储存著一些开宴席用的油料和调味品。班里的青年从上海探亲回来也把带回来的食品补充班里的库存。班里的公用食物照例是放在枪柜的上层。有一回，二班开宴煎葱油饼，我这个通信员照例被请去，大家吃得有滋有味，谁也没觉得葱油饼有什么异味儿。但到了下个星期擦枪时，发现枪油瓶空了。原来煎葱油饼时，众人都半醉了，因此拿错油瓶，把枪油用掉了，居然没人注意到。大家讨论的结论是：枪油瓶裡的内容，可能不外乎就是某种过了期的植物油，而不是我们想像的专用枪油。好在没人拉肚子，也没发生更大的麻烦。
八月的一天，二班打到了一条野狗。晚上开宴，请老牛烹调。老牛是炊事班长，我的好朋友之一，我也照例被请去二班宿舍会餐。
他们班的小唐刚从上海回来，他贡献了五香花生米和香肠。老牛从厨房带了酱油和香料。二班副把他还剩下的上海卷面也交出来充公了。等我到时，宴席已经开始，酒也喝了两瓶，五香花生米已经见了底。饭桌上，大家在打扑克牌。老牛在剥那只死狗的皮。炉灶上的铁锅里煮了水，只等水开，把狗下锅煮熟，再加上大蒜葱薑红烧。
老牛说柈子太湿，火头上不来。他把剥了皮的狗放下，走出厨房拿干柴。我们继续喝酒打牌。
忽然，坐在我对面的张小弟把手上的牌一扔，一个箭步跳上了通铺，满脸惊恐。我们看著他纳闷，心想他是喝醉了。
他站在床铺上，浑身颤抖，一只手指著我背后，说：“看！”
我们大家猛地回头。
在门边的地上，被剥光了皮的那只狗这时撑著四脚，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身上的血水一滴滴的淌下来，带血丝的两只眼睛瞪著我们，身体板板的，纹丝不动。
我们大惊失色，在惊呆片刻后随即拿起手边能够著的一切东西向它扔去。书，酒瓶，鞋子，任何东西。我拿到脚下的一个长方形的物件，刚想扔过去，一看是架收音机，就放了回去。一会儿我们没物件可扔了……
剥了皮的狗还站在那儿，纹丝不动。
又过了一阵子，它扑通一声倒下了。
大家还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这时，老牛拿著干柈子回来，看到屋里一片狼藉，非常诧异，问我们怎么了。
听了我们的叙述， 他说：“不可能。它早就死了。”
“要有照相机就好了…” 我真的很遗憾。
这一场惊吓把大家的胃口彻底搞没了。我们让老牛把狗带回厨房去。谁也不想碰它了。
第二天晚上，机务班开了狗宴。机务班的哥儿们一边喝酒，一边笑二班的家伙是胆小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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