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黑龙江
五月的白雪
火车沿著京沪线一路北进，跨长江过黄河，二十小时后到达了天津。我们坐的是上海到北京的普通快车，车票只买到天津。理应不入北京，在天津转车北上，从山海关出塞。但是我们另有计划。我们要去北京转一圈。
那时，进北京管制佷严。买进京的火车票要凭单位的出差介绍信，或者出示你住在北京的证明。五一国际劳动节快到了，国家领导人要出席形形色色的庆祝活动，首都的安全管制更紧了一层。刘琴江捷俩则胸有成竹。按照她们的计划，列车停在天津站前，我们分别藏到了车厢两侧的厕所里，把门反扣著。等火车离开天津十多分钟后，我们才打开厕所门，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过了天津，车厢内已经变得很空了。京津线的路轨明显地变得平整。尽管车速加快了不少，车厢裡上下颠簸的程度几乎让人感觉不到。车轮与铁轨接口摩擦时发出的有节奏的嚓嚓声，也变得十分柔和。温暖的轻风吹进半开的车窗里，车厢麦克风反复播放著革命歌曲，如‘我爱北京天安门’，‘大海航行靠舵手’，‘从草原来到天安门’。歌声不断地提醒著你，你快到毛主席住的地方了。
等列车乘务员来查票时，火车离开天津已经快半小时了。我们堆起笑脸，对操标准京腔的中年女乘务员说，我们都是上海在北大荒下乡的知识青年，在返回农村的路上想进北京去看一下祖国的首都。她对耍这伎俩的人一定见得太多了，没有给我们任何脸色看，也没去找乘警。
“补票费加罚款，一人两元二角。”
城市里的人对下乡知青大多抱著一点怜悯之心。
我们掏出准备好的人民币买了新的车票，理所当然地回到了座位。江捷对我说：“这个方法没有一次失败的”。
在北京的一周排得满满的。我住在爸爸的老大姐，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王苹阿姨家裡。我们去看了天安门广场，故宫博物馆，十三陵，和颐和园。王苹阿姨还给我们三人弄到了民族文化宫五一联欢会的入场卷。
在北京住了一星期后，我们又登上火车，继续北上的旅途。
一出山海关，气温立刻下降了几度。出关后，塞外的景色随著北进的列车愈显荒凉。越往北走，我们的衣服也越换越厚，乘客也上上下下得更勤了。驶过辽宁和吉林两省后，火车进入了黑龙江。我们在省府哈尔滨换上慢车，车号也从两位数变成了三位。越往北走，车窗外居民点的间距也拉得越大，北大荒的气息也越来越浓。过了松嫩平原，火车开始进山，车尾又加上了一个机头。从车窗探出头去，看到一前一后，两辆蒸汽机车头吐著白烟，推拉著长长的绿色列车在山林中不紧不慢地行驶。在大兴安岭地区首府加格达奇我们换上了林区火车，这时的车号已经变成了四位数字，速度犹如蜗牛。林区的客车每到一个林业区就要停站。尽管几乎没人上下车，而列车还是开上十几分钟停上五分钟。这些林区小镇都有让人耳目一新的响亮名字， 如‘险峰’，‘峻岭’，‘新华’，‘东风’，‘碧泉’，‘跃进’，‘东方红’，等等。1965年，十万解放军官兵奉命转业开发大兴安岭，至今也不过十年。这些新兴城镇的富有文化大革命气息的名字，让这片古老的原始森林变得异常年轻。
列车越往北走车厢越空。上上下下的乘客的不外是林区工人、干部，和为数不多的农民，剩下的就是操著各地口音的知识青年。火车车厢里人口比例和北大荒一样，男人大大超过女人。历史上闯关东，都由青壮年男人打头阵，立下脚跟后，再把关内的家小接出来。许多探路的人一去不返，音信全无。车窗外山林间的空地上，处处能见到一片片野草覆盖的无碑土墩。黄土下躺著的不知是满清，民国，还是共和国的先辈们。
一路上，最让我惊奇的是越来越多的乞丐，这在上海不常见到。只有在邻近省份遇到洪涝或旱灾时，上海才会出现拖家带口的乞丐，而他们不久就会被民警带走，然后遣散回乡。在资源丰富，工业发达的东三省，铁路沿线的乞丐比比皆是，火车一停，站台边和车窗口就围上了行乞的妇女和儿童。尽管我极力把视线移开，他们还是能快速把我从人群裡分辨出来。于是我就不得不掏出几毛人民币，尽量送到带著婴儿的年轻母亲或著穿著破碎脏衣的儿童手中。江捷开玩笑说，要是我再不注意，到了三合我准保一文不名。
过了加格达奇就进入了边境管辖区。带著手枪的列车乘警开始在一节节车厢里查验证件。乘警和乘务员不同，他们不查票，只查边境地区通行证。过了一会儿，乘警们从列车前端的车厢里陆陆续续地向后押人。抓住的人有单个的，也有三五成群的，都是关里的农民打扮。我们所在的车厢里，乘警扣住了六个人。两个是带山东口音的小伙子，另外四口人是一家。那个爸爸大概三十多岁，戴著一顶蓝布帽，脸上棕红色的皮肤嵌著几条深深的皱纹。他肩上扛著全家的行李铺盖，低著头老老实实的跟著警察走。年轻的妈妈一手抱著熟睡的婴儿，另一手牵著三四岁的女孩。女孩扯著妈妈的衣袖，一边走，一边用她那两只惶恐的大眼睛扫视每个座位上的乘客，好像不明白，为什么独独她家的人要被警察带走。
刘琴向我解释：“盲流。”
“盲流？”我问道。
“盲流就是盲目流入人口，从关内到东北来挣钱的。他们这家人大概是第一次来，不知道边境的情况。车上的警察一过加格达奇就查边防证，懂行的无证人员过这一段铁路得靠两只脚步行。只要经过了这一段之后，警察看到盲流就是睁只眼闭只眼，管得就松多了。”
“那警察会拿他们怎么办？”那个小女孩的两只大眼睛眼还留在我的脑子里不肯离去。
“会把他们遣返回家。不久他们就会再回来，闯几次后总会成功的。我们在林子里常常撞见他们住的营地。他们砍树，搭棚子，开一片地种粮食，再下套子抓狍子，有肉吃还有皮毛，比他们老家好多了。我们的马草不够时就跟他们买。他们也采蘑菇，摘木耳，一年下来，能挣不少钱。”
“狍子是什么？”
“短尾巴鹿。”
“这些盲流冬天怎么办？”
“夏天赚够了钱，冬天回乡去过春节，第二年开春后再回来。有人冬天也留在这儿伐木。”
江捷放下手里的书说：“没有国家指标放树是犯罪的。他们卖木材时要是被抓到，要判刑坐监狱的。”
那个小女孩的一对大眼睛始终伴随着我，直到我进入了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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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在山林里磨磨蹭蹭地行驶了将近两天两夜，终于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塔河车站。塔河是一个林业局所在地，一个森林小镇，也是通向边境的三塔公路的起点。三塔公路连接三合和塔河，全长118公里，终点就是我们的目的地，黑龙江边的三合站。
在塔河下了火车，我们肩上搭著旅行袋，手里拖著木箱子，来到了镇上唯一的招待所。招待所是幢两层楼的平顶房，此刻还剩著几间空房。刘琴江捷住了楼下一间，我登记上二楼的另一间。房间里除了两张单人床和一张简单的桌子外，四壁空空。另一张床铺还空著。这时已经过了晚饭的时间。我想我运气不错，这间房子今晚属于我一个人了。经过几天几夜的火车旅途后，我一钻进被窝就不省人事了。
一早睁开眼时，天刚放亮，另一张铺位还是空著的。我钻出被窝，不由的打了个寒颤。早上的气温比昨晚降低了许多。我披上外衣，走到窗前望出去，发现一夜下来，塔河镇已经被一场春雪覆盖住了。这时雪已经停了，初升的太阳照在白雪上，整个小镇亮晶晶的，一片洁白。房屋，公路，机车，木堆，一块儿被雪盖得严严实实，只能从雪地的轮廓上辨别出它们的形状。望向远处的崇山峻岭，绿色的松林在晶莹的雪地衬托下鲜亮极了。
我打开箱子找出了棉袄穿上，打开房门，把林区的早晨吸入我的肺腔。
今天是5月3号。上海人已经穿上了衬衫，街上的空气中也佈满了梧桐树的花絮。而这遥远的北国边陲还是一片白雪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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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林区的双引擎小火车：
白雪覆盖的林区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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