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暑假一过完我升上了中学。我上的是位于康平路上的第五十四中学，也就是哥哥参军前上的同一所学校。这时，为期四年的中学课程已经取代了文革前的三年初中，三年高中的六年中学体制。
和前一两年相比，这时的学校教育略微走上了一点正轨。文革中的学校经过了停课闹革命和复课闹革命的两个阶段。到这时，不来学校上课已经不算是光彩的事儿了。一个学期的五个月中，学生花上一个月去工厂学工，另一个月去市郊农村的生产队学农，接受工人农民的再教育。‘再教育’这个新名词原来用于文革前的大中学生。他们受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毒害，因此需要重新接受无产阶级的再教育。 而我们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长大的孩子们，从小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教育，为何还需要接受再教育，难免有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嫌。学校教的课程还是文革中政治挂帅的一套，但有些数理化老师开始悄悄地往干枯的课本里多塞些内容。当然，老师这样做时，不免要找些例题来证明所教的内容和社会主义建设或国防有这样那样的关係，不然会被扣上一顶‘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帽子。学校里的工宣队和一些造反派出身的老师不时地要抓一抓‘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没人想被抓成典型。
哥哥参军后的这一年裡，除了爸爸妈妈每月从‘五七干校’回家休假四天外，我都是一人在家，自由自在。吃饭原来包在里弄食堂；上了中学后，中饭就在学校食堂吃。每月我带著爸爸妈妈的印章去领两回工资：五日去爸爸所在的青年话剧团，十五日去妈妈所在的海燕电影制片厂。领了工资，扣下我的二十元伙食费，付掉水电费，到戏剧学院房管科交掉房租，再给姥姥家汇款，剩下的钱就放进衣橱里的爸爸那件呢大衣的口袋。
我同学中的父母在五七干校的比比皆是。我爸爸妈妈分别在文化局和电影局的干校。这两所干校都在上海郊外奉贤县海滩边的盐碱地里，但相隔数十公里之遥。两所干校每月的休假日不重合，所以一年中，爸爸妈妈只有在元旦、春节、五一劳动节、国庆节这几个节假日一同回家。因为哥哥不在家，这些节日也难算全家团聚。当兵的头三年照例是没有探亲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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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开学后的第二个月，我们全校两千多师生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野营拉练。在一望无际的公路边，两千多人排成双列纵队，前面看不见队伍的头，后面看不见队伍的尾。每人背著背包，里面裹著被子，换洗衣服和袜子，加上家里准备的宵夜点心，不外是炒面或饼干。 每天行军走上五六十里路，晚上睡在农民家里。很少有床铺，多半是在腾出的空房地上铺一层干草，再铺上自己带的床单。那时是一天行军，一天搞政治学习。学习时，就在农民家裡读红旗杂志或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当时全国上下都在热火朝天地学哲学）。在一个月内，我们要绕著上海郊区的外围走上一个大圈子。
每天行军途中，我们常常和公路另一侧其他学校路线相反的行军队伍擦肩而过。 每所学校的队伍一律由红旗打头，混身沾满尘土的学生们一旦遇见外校学生，就大唱革命歌曲，用嗓门压住对方。此刻全国上下的中学生都在拉练。这是国家备战计划的一部分。与苏修的仗一旦打响，城市人口马上要向农村疏散。我们能走路的自然不应该指望国家用有限的交通工具来运送我们，所以要练习我们的两只脚。上海已经开始统计常住人口，把没有正式户口而住在儿女家的老人们遣返回乡。这时中苏两国在四千四百公里的边境上已经布署了一百五十多万的大军，虎视眈眈，剑拔弩张。
就在短短几星期之前，我们还不知道中学一年级新生能不能参加野营拉练。当班的女教师沉老师宣布全校都一起出动时，班上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经过几天匆忙的准备（买背包带，袜子，做炒面），我们就上路了。
沉老师约四十出头，是数学老师。班上大部分男同学都挺喜欢她。她精力充沛，十分自信，不偏听偏信，也不轻易给学生下断语。学生中起冲突出问题，她总能找出公道的解决办法，让人心服口服。她一提高嗓门，大家都会规矩下来。在她上数学课时，班上最捣乱的学生即使不听课也安静得很。我们知道，有些女生不怎么喜欢她。她对女生中琐碎事儿的耐心程度显然比较有限。
班上的男教师谭老师与沉老师处处相反。谭老师明显地对班上的人事没有多大兴趣，能不说话时就不说话。一旦说话，特别是和女同学打交道时，我们常常看到他脸红。他脸上的笑容往往没有多大道理，让人觉得是在用笑掩饰紧张。他特别不愿意被卷入学生的冲突中去。学生打架，他用近乎央求的口气来拉架，然后往往拒绝调查打架的前因后果，只想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让人沮丧的很。
出发前学校里来了上百个工人。那时的口号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他们是来当我们的楷模的。他们通通来自上海第二屠宰场，大多数是杀猪的屠夫。我们班上插进来了四个工人。出发之前，学校安排我们到第二屠宰场参观，杀猪的情景到现在还历历在目。屠宰车间设在一个巨大的平顶厂房内。上百头的生猪给圈在厂房的一角，嗷嗷地叫著，不知它们是否能从空气中的血猩味儿体验到它们面临的厄运。车间中央用两条大约半人高的木板墙隔出了一条长长的通道，从猪圈的一直通向屠宰区。每次，一个工人从猪圈里赶出一头猪。那猪一面低声地哼哼著，一面快步走向通道尽头开放的那一端。在通道尽头的出口外，一个高个子的工人双手各拿一个熨斗形状的高压电极在等待。等这头猪一步出通道，高个子的工人迅速地把两个高压电极按在猪头两侧，猪耳边的毛上顿时冒出了一缕青烟。随著一声尖叫，这头猪四脚彊直地像一块石板似地倒在水泥地上。赶猪的工人这时走了过去，用一把一尺长的尖刀直直地刺进猪脖子里。等他拔出刀来，“扑…”的一声，一股长长的猪血射向空中，足有一人多高。两个工人一起使劲地把猪身子扭过来，让猪血喷入一个大木筒里。等血流尽，拿刀的工人站上猪身子，上下踮跳几下，把血水挤干。然后，他们一起用铁链上的钩子把死猪吊起来。其中一人顺著半空中的铁轨推著死猪，一直推到车间另一角冒著蒸气的烫水池里上空，再慢慢放松铁链，把死猪浸入池内。浸泡几分钟后，再把死猪吊回空中，两个工人一起动手，用双手扯猪毛。不用两分钟，猪毛就扯得干干净净了。接下来，一个工人拿起刮刀，把悬在空中的猪身快速清理一遍，再把它推进了下一个车间。
看到这时，两个女同学呕吐了起来，我们也没兴致去到下一个车间参观了。
我猜想学校组织这次参观的原意，是想要增进同学对来校工人们的敬意。结果适得其反，班级里出现了两个走在时代之前实行素食主义的女生。
我们班来的四个工人都是苏北人。领头的是一个六十多的老工人，对学生很和蔼，而其他的三人从不和我们说话。他们之间一开口，声音都很响，起先我以为他们是在吵架。大家都不喜欢其中一个叫姓殷的师傅。 他不但老是取笑同学的生理特点，比如短腿，招风耳等等，还取笑其他师傅的苏北口音。其实他自己的苏北口音一点不比另外的三个师傅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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