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营拉练去
1969年初，文化大革命的凯歌在神州大地回响之际，在漫长的中苏边境上正蕴育著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
三月份，北部边疆还是一片冰天雪地，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几个小岛上接连传来了中苏边防部队交火的消息。打得最热火要数乌苏里江心的珍宝岛，坦克和大炮都用上了，双方死伤人员都在数百以上。在这之后的短短几个月里，举国上下的备战气氛急遽上升。城市里开始挖防空洞，疏散人口。学校也开始了军训，学生演练在受到空袭或原子攻击后的保护措施。我和同学们一面津津有味地看著银幕上中苏两国边防军人在白雪覆盖的岛屿上大打出手，一面在悔恨生不逢时，又误掉了一场真正的战争。那时我绝没想到，短短几年后，我的命运竟会和影片中一个叫作吴八老岛的地方紧紧地联到了一起。
在这几年里，学校里教的课程除了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之外，还是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数理化教育被两门不伦不类的‘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所取代，教的是杠杆原理，水压机的设计，和化肥中的氮磷钾。大量的教学时间用到了‘学工’‘学农’和‘学军’上。‘学工’‘学农’是到工厂和农村去劳动，‘学军’却不让我们去军营，而是在学校的操场上由几个军人教我们立正稍息正步走，连枪都摸不到，实在令人扫兴。
当时在社会上公开流行的书籍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外只有少得可怜的几本‘革命文学作品’，像小说《金光大道》和《欧阳海之歌》，和润饰过的《雷峰日记》。我们如飢似渴地读了所有的能弄到手的书籍；从《看云识天气》我学会了认各种云彩；从《赤脚医生手册》里我初次偷窥了生殖器官的结构。有一次妈妈从《春苗》创作组带回来一本中草药手册，让我对药草又感上了兴趣。
最让我们入迷的自然是古今中外的小说了。文革开始后，这些禁书仍然在地下渠道广为流传，只是每本书都包上了一层棕色的牛皮纸封面。一来保护这些珍贵的书籍免受损伤，二来是掩盖真实的书名。封面上大多是不写字的，或者写上假书名，以假乱真，让你弄不情书的真内容。你翻开《毛选》第四卷，看的却是雨果的《九三年》。公开发行的《金光大道》里包的可能是左拉的《娜娜》。有些书的封面都扯掉了：要不是书的主人故意扯掉书皮来保护自己，就是在流传中把书皮给磨损了。你经常拿到一本没头没尾的小说，照样看得津津有味。巴尔扎克，契可夫，托尔斯泰，欧．亨利，这些作家都是我们的熟客。对我们成长影响最大的要数《牛虻》和《钢铁是怎样练成的》这两本名著了。读著保尔．柯察金和牛虻的故事，我总觉得，他们的献身精神比当时正在宣传的英雄们要伟大数倍。
每看完一本好书，周围的严酷世界似乎缩小了一轮，现实之外的宇宙又会扩大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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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哥哥满了十五岁。哥哥最大的愿望就是去当兵，当解放军战士。从1969年起，大城市的中学生分配实现‘一片红’，毕业生统统到农村去，所谓‘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当兵入伍是年轻人最渴望的前途，而只有极少数的中学生能如愿以偿，穿上军装。
文革后，部队里出现了招收小兵的现象。每年秋天的征兵季节一到，部队军官开始托人把自己十四五岁的孩子们送进军营。这样一来，这些军官子弟还没到中学毕业就逃脱了上山下乡的命运。没过几年，这种作法成了一种社会现象。地方干部也开始通过各种关係‘开后门’，把子女送去当小兵。哥哥就读的上海市五十四中学，位于康平路上，是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所在地，高干子弟云集。虽然那时，他们的爸爸妈妈们已不得势，但老关係还在。到了中学三年级后，同学们便开始神秘地消失。人走后不久，朋友们便开始传看他们穿著绿军装，戴著红帽徽红领章，满脸笑容神气活现的照片。到临毕业时，往往班上三分之一的学生都不见了 哥哥在去年十四岁时到山东去试了一回，但去晚了，那年招兵名额已满。今年十月，济南来了电报，让他马上赶到烟台市人民武装部报到，关係已经替他联系好了。
济南电报到时，爸爸远在安徽山区‘下生活’，妈妈也在郊区川沙县写电影《春苗》的剧本。那时电话还不普遍。哥哥拿著妈妈的来信，搭上长途汽车赶到川沙县城，顺著信封上的地址去找妈妈，去告诉妈妈他要离家当兵了。到了县城一打听，才知道妈妈信上的地址离县城还有几十里路。他摸著黑，在星光下一路打听一路走，到了妈妈的创作组所在的村里时，已经过了大半夜。敲开了妈妈的房门，妈妈看到十五岁的儿子站在门外，她第一个反应就是上海的家里出了大事。惊吓之余，才知道哥哥的来意。
哥哥入伍后在黄海边的长山岛要塞区服役。不久后我拿著他寄来的大红色‘入伍通知书’。我到公安派出所替他注销了上海市的户口。下一次我见到哥哥是三年之后的事了。不用说，我是又替他高兴又妒忌。我知道我当兵的希望几近于零：我从小学三年级就戴著眼镜。
在和平年代里，军装大概与我无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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