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
如果说66、67年是红卫兵大造反大破坏的年代，那68年就是小将们打内战争权力的年份。小将们打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机构，自然而然就以为自己是响当当的革命事业接班人了。这时，红卫兵组织名目繁多，山头林立，犹如民国初年，军阀土匪充斥神州。大家抢著接班，于是大打出手，直至动枪动炮。有些省份更出现省军区和驻地的野战军各自支持一派，暗送武器弹药；更有敞开军火仓库之门，让自己的小将前来‘抢夺’军械。在兵工厂密集的四川贵州等省，造反派直接开著卡车，到军工厂去搬运最新装备。云南省的红卫兵沾地利之光，在铁路沿线拦截援越军列，把车上的枪支弹药通通归为己有。一些打得厉害的城市，坦克和高射砲都用上了， 一时间硝烟迷漫。与运动早期相比 ，打倒上上下下那些‘打著红旗反红旗’的走资派要容易得多了。那些暗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不堪一击，红卫兵的皮带和拳头就足以把他们通通拉下马了。
政治阅历浅薄的红卫兵们却不知道，这时文革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伟大领袖想要收拾的人，已经死的死，关的关，不成气候。红卫兵小将们此刻的自身价值不但直线下跌，而且还成了‘继续革命’道路上的拌脚石。接班不接班且不说，造反派的内斗严重地干扰了伟大领袖的战略布署。于是，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彪元帅开始派军队进驻各级党政机关，大专院校，以及宣传文艺机构。闹得厉害的造反派头头给戴上一顶‘五一六’份子的帽子，又抓又关，命运比走资派好不了多少。军队接管人员叫作‘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军宣队）。 一个连排级的军代表瞬间成为一个单位的最高领导，决定著一批省军级或地师级走资派的命运。不久后，又来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即工宣队，也是不可一世。这在当时被称作无产阶级占领上层建筑。
无论如何，军宣队和工宣队来了后，社会秩序多少有些正常化。比起无法无天的造反派来，这些军人和工人的使命很明确，是把乱成一团糟的上层建筑从打内战的红卫兵手里接管过来。
当时，国民经济陷入一片困境。工人农民大量捲入运动，生产似乎成了副业。认真工作的人还会被扣上“以生产压革命”的罪名，不如领工资吃閒饭。各地原材料紧缺，工厂产量往往只能达到文革前的几分之一。混乱的状态波及到严密管控的军工企业，导致军用飞机会在処女行中坠毁，子弹不能击发，砲弹甚至炸膛。听说驻扎在北京的北越军事代表团为此曾多次提出交涉。上海的居民一月配给一斤猪肉一斤鸡蛋，这在全国还是慷慨的标准。那时，似乎所有的日常用品都凭票购买，连肥皂奶粉也不例外。城市没有就业机会用来消化大批中学毕业生，于是政府开始把年轻人冠以‘知识青年’的头衔，送到农村边疆，叫做‘上山下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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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学院的造反派头领侯邦琪没认清形势，卷进了上海的炮打张春桥事件。上海是张春桥的大本营。虽然张春桥在历史上有叛变嫌疑，但此时是文革的红人，江青的助手，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明日之星 。
侯邦琪被捕那天，我们正在院子里玩耍。一听到楼里响起了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我们冲回楼道里，正赶上侯邦琪被押上楼梯。
领头的中年军官没带军帽，褪色的黄色军装上也没佩领章。我们知道他是学院的军宣队队长，一个团级干部，此时任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几天前，我还看到他和侯邦琪在学院办公楼前，边走边聊，谈的似乎情投意合。此刻，侯邦琪的双手被铐在背后，两个警察一左一右地摁著侯邦琪的双肩，推著他走上楼梯。他们身后尾随著两个军宣队的年轻士兵和几个穿蓝色制服的公安人员。士兵没持武器，而公安人员的腰带上都佩著手枪。侯邦琪的衣装凌乱，手臂上的红袖章不见踪影，草绿色军装的风纪扣也被扯开。他好像做过抵抗。
看到我们在围观他，侯邦琪使劲地挺起胸脯，甩了一下肩膀，想要挣脱按住他的手。而两个警察则把他抓得更紧，揿下他的头，不让他恢复以往的尊严。
我们这群小孩儿跟著他们一起上了二楼。
在曾经是我家的大房间的门口，军宣队长转过身，问侯邦琪钥匙在哪里。侯邦琪用他的下巴指了指左面前的口袋。军宣队长解开扣子，掏出一串钥匙，试了两把，但还是打不开门。
他让警察把手铐打开，把钥匙串递给了侯邦棋。
侯邦琪找到了房门的钥匙，开了门。他们一行人鱼贯而入，房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了。
我们一群孩子在门外兴奋地等待著。我怎麽也没料想到，政治浪潮会如此迅速地转向。这个学院裡人人惧怕的红卫兵领袖，自己也没逃脱他几年来强加于别人身上的命运。
这时，弄堂里的不少居民已经围在我们小楼的大门口，叽叽喳喳的议论著。
我听到一个中年妇女在用上海话大声嚷嚷：“伊拉四号里嗰事体那能嘎许督？！”
翻译成普通话：“他们四号里出的事情怎么会这么多？！”
四号是我们小楼的门牌号码。
她说得一点不错。这短短几年我们的小楼里已经出了许多事儿，今天又添上了新鲜的一桩。
大约过了二三十分钟后，房门打开了，他们一行人又出现在门口。这次是侯邦琪领先，肩上抗著一个皮箱，两个警察仍然紧跟著他。两个士兵手上各捧著一摞文件袋，有一尺多高。军宣队长跟在最后。
他们前前后后地下了楼。出大门时，楼外围观的人们自动让开了一条道，让他们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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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邦琪被捕后，他的年轻妻子再也没露面，不知去了什么地方。二楼大房间也被贴上了几条彩色封条。每张封条的颜色不同，上面都盖著红色大印。这些庄严的红色大印有军管小组的，有“上戏”革委会筹备组的，也有静安区公检法办公室的。
‘公检法’是当时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合并后的统称。政府的这些执法部门原是各有分工，相互独立，互相监督，起码在名义上要保证法律的公正。文革一开始，这个系统就显得太不方便了。为了服务于革命的需要，通通合并，以简化手续。一条龙办公，要杀要关，一个图章就了事。要那么多琐碎的手续干嘛？
看来侯邦倛的命运不会比爸爸的好。
每天经过这间打了封条房门紧闭的房间，我的好奇心与日俱增。贴著封条的房间照理是不让人进去的。一天，我轻轻地转动了一下那熟悉的黄铜门把手，发现房门并没锁上。
我找到哥哥，告诉了他这个祕密。我们一起来到门口，用小刀沿著门缝仔细地划破封条 。
顺著门缝割开封条会不显眼。
随后我们轻轻地推开房门，进到了房间里。
此刻，这间熟悉的大房间里空空如也。
我问哥哥知不知道这房间是什么时候出空的。哥哥摇摇头，示意让我不要出声。
这间没有家具或一片纸张的空房间，比我记忆中的要大得多。几个星期一过，地上已经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尘。我们从一个墙角走到另一个墙角。所到之处，地上留下了一串脚印，扬起的灰尘让我们连连打著喷嚏。
这间房子里充满著我们的过去，而今天却显得那么生疏。我心裡有一丝伤感，一层惆怅。我们顺著墙沿轻手轻脚地行走，童年的记忆开始一点点地回来了。我们用小刀刻在酱红色木窗台上的飞机还历历在目，而我们在那熟悉的米黄墙壁上画的小人已经被一层陌生的雪白油漆给覆盖得严严实实了。
看著这熟悉的已经不属于我家的空房间，一股强烈的失落感让我窒息。
我们轻手轻脚地走出房间，关上了房门，此后再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连爸爸妈妈都被蒙在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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