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晨
11月的一个早晨，大约刚过七点半钟，我和哥哥悄悄地溜进爸爸妈妈在二楼半的亭子间。我们的住家保姆（我们管她叫‘阿姨’）刚去菜市场买菜。她前脚离开，我们后脚就进到这间房间里来了。
这间房间朝北，永远与阳光无缘，冬夜刺骨地冷。每年冬季来临之前，爸爸都会在屋裡安装一个烧煤的火炉取暖。今年恐怕不会装煤炉了。现在煤球要用里弄裡发的煤球票限量购买，而且爸爸每月的工资也从184元人民币减至了45元。今年，他们要在这屋裡穿著额外的冬衣，喝著热茶来度过严冬了。
我们跑向北窗，扭开窗把手，轻轻地推开窗户。我忍著紧张的心情，探出脑袋朝窗下的弄堂望去。上海人管胡同叫‘弄堂’。我们家所在的弄堂正从爸爸妈妈卧室窗下通过，从这个北窗望下去一目了然。
雨还在下著。弄堂里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从楼上看下去，一顶顶的黑布伞和黄油布伞密密麻麻的，像一个个蘑菇，把整条弄堂都布满了，只剩下在窗下贴著墙根的一小块半圆形的空间。
紧贴著墙根，盖著一块被雨水浸透了的草席，草席下能清楚地看出一个人形。这人顺著墙根躺著，一只脚从席子的侧面伸了出来，弯成90度，稳稳地支在墙上，一动不动。似乎，这人临死前在水泥地和墙壁之间狭小的空间里找到了一种最后的平衡。
雨滴打在草席上，顺著地面流向墙根下的阴沟。草席下淌出的血水加入雨水，却不和雨水混和，形成了一条条独立的红色溪流。血水和雨水一起向阴沟流去，同时向潮湿的空气中散发著一股腥气。
看到草席盖著的尸体，我们从凌晨起就吊在心里的悬念一下解开了。我们知道草席下躺著的是谁。我们也知道她一定死了。
否则，救护车会把她拉到医院去，而不会让她就这么躺在雨里。
草席下躺著的是吴慧明阿姨。她住在一楼，是我从小最要好的朋友小鲁的妈妈。
～
这天一早，阿姨就把我和哥哥叫醒。天还黑糊糊的，时间大概还不到五点。窗外下著大雨，密密麻麻的雨点随风一阵阵地打在窗玻璃上，沙沙作响，时紧时慢。房间里冷得很，而被窝里则热乎乎的。
阿姨叫我们醒一醒，别再睡著了，说完就离开了。她一走，我们就马上回到了梦乡里。
又不知过了多久，我被楼里嘈扰的人声给吵醒了。
房门外，一串串重重的脚步声在楼梯里上上下下，有人大声地嚷嚷著。虽然我听不出他们在叫什么，但能确定我们小楼里来了很多生人，一定出了什么大事。在嘈杂的人声中，我能分辨出爸爸的声音。爸爸激动地在和什么人争执著，也听不出他们在争什么。
爸爸几个星期前才从‘隔离审察’的地方放回家。
当我还是迷迷糊糊时，阿姨又进房间来，让我和哥哥赶快起床。等到我们磨磨蹭蹭地穿上衣服，被阿姨领到三楼小桃家的时候，我们终于清醒过来了。
一进小桃家的大客室，我们就看到，全楼的孩子和他们家里的阿姨统统都在这里。 我们到孩子们聚集的墙角边，和大家一起席地而坐。
随著孩子们清醒程度的增加，我们的好奇心也直线上升。我注意听著阿姨们之间压低嗓门的谈话，只听到只言片语：什么‘楼顶’，‘很滑的’，‘那时雨大得很’等等 。
我还是不得要领。
小桃从家里找出了一付象棋，和哥哥摆开了龙门阵。他俩年龄相近，我们小的就围著指手划脚出主意。正当我们看棋入了迷，楼里突然爆发出一阵阵响亮的口号声：
“打倒反革命份子吴慧明！”
“吴慧明畏罪自杀，十恶不赦！”
“反党反人民绝没有好下场！”
“吴慧明罪该万死，死有余辜！”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吴慧明阿姨？小鲁的妈妈？畏罪自杀？我们都被这高昂的口号声镇住了。
我这时才注意到，小鲁和他妹妹晶晶从一开始就静静地坐在墙角，一声不吭。这时大家都看著他俩，而他们兄妹俩则两眼直直地盯著地板。他们好象不害怕也不好奇。
小鲁抬起头，对我们不好意思地一笑。笑是强堆出来的，彷彿是他做错了什麽事。
口号声这么响，他们不会没听到吧？
～
小鲁的妈妈吴慧明阿姨在文革前是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的共青团总支部书记，管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学生们敬畏她，大概是她负责搜集的学生政治表现对学生将来毕业分配起很大的作用。文革开始后不久她就成了学院造反组织‘革命楼’的重点斗争对像。几个星期前，我在学院剧场的斗争大会上，亲眼目睹了红卫兵把吴阿姨踢下舞台。哥哥对我说，前一天傍晚，他见到吴慧明阿姨回家时用头巾把脸围得紧紧的。一进门，她先冲到公用厨房的水龙头下，解开头巾，把涂满一脸的黑墨汁洗掉后才进家门。
听说‘革命楼’造反派在吴慧明阿姨写字桌的抽屉里搜出了一本笔记本，上面记录著一些造反派学生在文革早期的表现。造反派觉得这是她在搜集黑材料，准备在运动后期秋后算帐，所以就使劲地整她。1957年反右时，在毛主席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由此‘引蛇出洞’。 那时向党提了意见，包括只向个别领导干部提了意见的学生，不是统统都被划成右派送去劳动改造了？有的还判了刑进了监狱。这次可不同了。学生造反是毛主席亲手发动的。吴慧明阿姨由此被红卫兵判定为院党委的一只黑手，走资派的走狗。整材料准备报复革命群众，让造反派人头落地，他们绝不答应。
阿姨们想向我们保密的事被红卫兵的口号给暴露了。我们可以肯定吴慧明阿姨一定试图自杀，但不知她是否试成功了，也不知是怎么自杀的。
要是她自杀成了，那红卫兵还在那儿喊什么口号呢？人死了就什么也听不见了，他们岂不是白费嗓门。
房门突然打开了。几个红卫兵押送著小鲁的爸爸进了房间。
见他进来，我吃了一惊。小鲁爸爸被‘隔离’也有一段时间，我们几个月都没见他了。
他进来时双手紧紧地捂著脸，快步走到房间正中。等他放下手，我看到他脸涨得通红，大口喘著气，眼睛发直，恐惧的表情凝固在了脸上。
从那天之后的几十年中，我再也没见过一个大人的脸上会有这样惊恐的表情。
～
小鲁的爸爸妈妈与我父母一样，解放战争时期都在山东的文工团工作。解放后大批文工团建制撤销，其中一些有中学文化背景的演员进入了山东大学艺术系戏剧科学习，我父亲当时任戏剧科科长。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山大戏剧科打散，一部分学员由父亲领队到上海参与组建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后改称上海戏剧学院）。小鲁父母到上海后改行搞行政工作，他爸爸是院党委宣传部长。他的出现证实吴慧明阿姨出了大事。要不然红卫兵不会放他回家的。
小鲁爸爸站在屋子正中，屋里大大小小一二十人散坐在各个角落。大家看著他，没人发出一点声音。
红卫兵也一反常态，静静地站在他身边，等他恢复常态。他清醒一点后，开始向屋子各个角落搜寻，我知道他一定在找小鲁兄妹。他们兄妹坐在离其它孩子有一段距离的墙角。直到此刻，他俩也和大家一样，盯著他们的爸爸一声不出。但从他俩的眼光里能看出来，他们在期盼被爸爸发觉。
小鲁爸爸看到他的两个孩子后，大步走向他们坐著的墙角。他在两个孩子面前蹲了下来，张开两臂，一手搂住一个孩子的头，把两个孩子紧紧地夹在两肩前。
他的脑袋低了下去，三个人头紧紧地挤在一起，抱成一团。
突然间，晶晶的头挣出了她爸爸的胳膊。她扬起头来，仰望著天花板，开始发出一声一声的犀利的惨叫。
她那绝望的叫声打破了从一清早就笼罩著这间大房间的死寂。此刻她像一只被群狮困住的小兽，在用叫声把周边的一切都从她的世界里赶走。这叫声把我的鼓膜震得一阵阵地发痛。
小鲁这时也开始放声大哭。他双眼紧闭著，哭声不像来自一个九岁的孩子。他的哭声中充满了成年人的悲哀。显然，他刚刚接受了一个无法挽回的事实。
小鲁爸爸也加入了他们，开始抽泣。从背后看去，他那宽宽的两个肩膀一上一下的，有节奏地起伏。
屋里恐惧的气氛这时笼罩了每一个人，包括那几个站在一边的红卫兵。他们显然不知道该怎么办，像几条木瓜一样，呆呆地立在那儿，一动不动。他们一定感受到了全屋人仇恨的目光，显得很不自然，眼睛避免和大家接触。
又过了漫长的几分钟，晶晶的尖叫声逐渐变成了有规律的哭泣。这时，小鲁爸爸搂著两个孩子站了起来。他仍然一只手臂挟著一个孩子的肩膀，三个人一面哭著，一面走了出去。
红卫兵们没一个吭声，尾随著他们离去了。
又过了不知多久，另外几个红卫兵进了屋子。他们是来找小桃家的阿姨问话。小桃家在三楼，是我们楼的顶楼。从他们的问话里听出来，小桃家的阿姨在出事的前一天下午，曾撞见吴慧明阿姨从斜屋顶上的侧天窗裡爬回小桃家的厨房。
领头的男红卫兵问小桃家的阿姨：“你看见她爬进窗来，她有没有对你说什么？”
“什么也没说。 她不太好意思，对我笑了一下就下楼去了。”
领头的男红卫兵对他的同伴们说：“那她昨天下午就去屋顶上探路了。”
“她是真的想跳楼吗？” 一个女红卫兵问道。“会不会是出到楼顶上去藏什么东西，不小心滑下去了。下雨，滑得很。”
领头的男红卫兵显得很激动。他说：“不会，我刚到屋顶上找过了，什么东西也没有。屋顶也没那么滑。”
停了一下，男红卫兵接著叫道：“她顽固不化，想向我们挑战！选在早晨跳楼，想让全弄堂的人都看到！花岗岩脑袋，遗臭万年！”
阿姨们告诉全楼各家的孩子，今天上午都待在楼里，不能出去玩儿。我听到两个阿姨低声议论，要是我们走出弄堂就会看到‘她’。
我和哥哥讨论了几句，觉得出事的地点最有可能的是在我们亭子间的北面弄堂里。于是，等到我家阿姨前脚出去买菜，我们后脚就打开了亭子间的房门。
从北窗口往下望去，弄堂里的情景一目了然。
我们不出声地向下望著。我一面看著草席下的人形，一面在想，小鲁晶晶从今天以后再也不会见到他们的妈妈了。他俩没有妈妈了。
一会儿，风向转了，雨从窗子里刮进了房间。我们关上窗子，跑下了楼，跑到了一楼小鲁家的大房间门口。
小鲁家平常敞开的房门这会儿关得紧紧的。我们把耳朵贴在门上，听到里面一家人压抑著的哭声。
一连两星期，小鲁和晶晶都没出房门。他们的阿姨照常买菜做饭，每顿饭都端进房间里，房门随后就关上了。他家的主卧房面向花园，我们不只一次透过关紧的百页窗缝往里偷看。黑黑的什么也看不清楚，倒是不时地听到压低的哭声。听得出，哭声大多是晶晶的，有时也听到小鲁和他爸爸的。
吴慧明阿姨死后，小鲁爸爸就被放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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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耐心地等待著小鲁出房门来。我和小鲁同岁，俩人从小一起长大，一起玩儿。
在等他出房门的这段时间里，我心里七上八下，惴惴不安。看到他时，我要不要问他什么？问他的感觉？问他妈妈的事儿？怎么问得出口？还是什么也不说？不说的话，能装著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吗？
说了又有什么用？
不久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一个人在花园的草地里挖蚯蚓。小鲁家面向阳台的玻璃门打开了，小鲁走了出来。我迎上去，一句话没说。然后俩人一快儿挖起了蚯蚓。
直到今天，我仍然没有勇气向小鲁问起他妈妈去世后那些日子里的情况。他妈妈去世后好一段时间里，他和他妹妹成了邻居街坊小孩子们取笑的对像。 我和他一起走在弄堂里，不只一次地碰到别的孩子叫嚷“吴慧明！反革命！”然后跑掉。要是喊叫的孩子比我们俩个子小，我也尝试著拉小鲁去追他们，但小鲁总是扭头就走。有一次在公共游泳池里，晶晶和她的朋友在浅水区游水时，我们弄堂里的四个女孩子高举著双手，一齐跳入晶晶四围的水里，高叫著“吴慧明跳楼自杀！”似乎向晶晶表演她妈妈的临终一跃。她们激起的浪花把晶晶呛得呼不过气来。晶晶吃了几口水后，默默地从她们的间隙里游了出去。
这四个女孩中最大的是晶晶班上的同学晓丽。 她爸爸是解放前的工厂主，属于‘代理资本家’，这些日子里他每天清晨在我们的弄堂里拿著一把大扫帚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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