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流不息的黄浦江 （1）
学校‘停课闹革命’，我们则玩得昏天黑地。我们的玩伴多半是戏剧学院和青年话剧团教员和干部宿舍的孩子们。其中一对兄妹的妈妈正是58年‘反右倾’时整爸爸的院党委费副书记，这时她也都挨整。以前整别人越狠的，这次挨整得往往更厉害。民愤大么，有人借机会报复出气。这次运动中人人挨整，当孩子的倒也没有太觉得抬不起头来。大家彼此彼此，难兄难弟。我们中分了好几派，基本上以各家住的宿舍楼为基础。在戏剧学院的大校园里割据地盘，用石块打派仗。又去道具车间找木板木条，做玩具枪，打打闹闹，不到天黑绝不回家。
一天下午，我们在学院剧场外的大草坪上玩打仗游戏时，学院造反派‘井冈山’的红卫兵押送著一长队人顺著校园主干道走来。我们停下了手中的游戏，一拥而上加入了路边观看的人群。
像往常一样，红卫兵押著这些‘牛鬼蛇神’们是去开批判大会的。不同的是，今天的队列特别长。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我们都认识，都是平常我们叫叔叔阿姨的。今天的玩伴中，不少人的爸爸妈妈都走在这队列里。牛鬼蛇神们人人都带著用白纸糊的锥形高帽子，一只只足有二尺多高。 高帽子上的墨汁大字罗列著各种罪名，如‘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右派’，‘坏份子’，‘生活腐化份子’，等等。 队列中的大人大多低著头，避开路边人们的目光，走得很快。但其中也有几个人走得悠然自得，一脸不在乎的样子。
小达的爸爸李伯伯走过我们这些孩子面前时，抬起头来，仔细地在我们之中搜索，大概是想看看小达在不在。小达今天不在。他发烧不退已经三天了，昨晚还去了急诊室。李伯伯正在被‘隔离审查’，不能回家以及几个月了，并不知道小达生了病。
看到人群中没有小达，李伯伯的神色轻松了些，把头又低了下去，继续快步走去。在他低下头时我们的目光交错了一下。我有些不好意思；我想李伯伯一定不想让人家看到他带著‘漏网历史反革命’的高帽子的。
我爸爸现在在剧团工作。除了几次被戏剧学院的红卫兵押回来‘陪斗’外，我和哥哥一般不用担心在这种场合看到爸爸。
我转过头看着人群中观望的玩伴们。他们之中，这时大多都已认出了自己爸爸妈妈。他们都低下了头，不去看自己的父母，只有奇奇例外。奇奇才六岁。他无声地抽泣著，两只大眼睛随著他爸爸移动，两串泪珠顺着脸颊淌了下来。
等红卫兵把全队人马都押进了剧场后，大家没有心情玩下去。没说什麽，众人各自离开了。我和哥哥则进到了剧场裡，在前排坐了下来。
戏剧学院的剧场去年才翻新了一次。从法国进口的立体音响系统据说是国内一流的，今天在红卫兵手裡大显神通。当小将们把牛鬼蛇神押上台时，喇叭裡表演系男女红卫兵播音员的口号声清脆响亮，震耳欲聋，我得用双手把耳朵紧紧捂住。
押进来的大人们这时已经在舞台上排成了几排，学院的费副书记跪在舞台前沿。两个女红卫兵用‘飞机式’押著吴慧明阿姨走到台前。‘飞机式’是目前流行的游斗方式，即把人的双臂像飞机机翼一样伸展至两侧再扭向背后，同时把脑袋紧紧地按下。被押著的人看上去非常难受和屈辱。
看到吴阿姨被押上来，我和哥哥把身体蜷缩起来，希望在在剧场昏暗的灯光下，吴阿姨不会看到我们俩坐在前排。
吴慧明阿姨一家住在我们楼下。
红卫兵要吴慧明阿姨在费副书记边上跪下。她执意不肯，被抽了几个耳光。看到这儿，我们起了身，弯下腰悄悄向侧门移动。当我们溜出门时，正赶上一个高个子红卫兵从背后把吴阿姨一脚踢下了舞台，跌落在冰凉的水门汀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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