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四季雪花飞
1966到1967年，全国各地的情势顷刻之间千变万化，让人眼花缭乱。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的庆典上登临天安门城楼的领导人的排名次序也一变再变。文革前的多数中央领导人，位次都一降再降，然后一个跟著一个地销声匿迹了。新贵们有人青云直上，有人昙花一现，忙得不可开交。报纸上的新闻则是千篇一律，只能从字里行间去猜度其中的含意。这时，传单成了全国上下大街小巷主要的传媒工具。尽管我们闹革命的热情屡遭挫折，通过散发各派红卫兵组织的传单，我们找到了一条直接参与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的捷径。
传单上什么消息都有：上至中央文革最新精神，下至各地武斗状况；哪个名人又‘畏罪自杀’，哪个中央领导又被证明是‘叛徒内奸’；某某机床厂揪出了多少坏人，某某中学校长被批斗游街。随著运动不断深入，耸人听闻的消息也越来越多，后来才知道，这些消息大多是真实的。譬如，重庆武斗时两派用上了炮艇和联管高射机枪，而云南造反派则占地利之便截下了满载援越军用物资的专列。湖南道县贫下中农法庭已开始大批捕杀黑五类及其子女；广西不但灭门黑五类，还挖心掏肝熬粥，全村进补，连几个月大的婴儿都不放过。大串联后，各地红卫兵小将都通上气了，一处遇难，四处声援。北京的‘天派’打‘地派’；甲省的‘铁总’支持乙省的‘工联’；一处战友危急，另一处兄弟马上发出‘十万火急！’的海报。与报纸上千篇一律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文化大革命捷报频传’那样的陈辞滥调相比，看传单和海报要精彩多了。凡是涉及中央人事变动的，均引自‘内部消息’，但谁都知道那些消息都是中央文革故意披露的，十分准确可靠。传单供不应求，一有人散发，路人一拥而上，你推我攘，当时上海人称此为‘抢传单’。
市里名目繁多的红卫兵组织每分每秒地印制著成千上万张传单和海报，油墨未干就被散发到街头巷尾，效率极高。而我们呢，则背著空书包，在戏剧学院熟悉的校园里东奔西跑，去各个红卫兵组织的‘司令部’或‘总部’索取传单。红卫兵都是戏剧学院的学生，很多人我们在文革前就认识。有刚印制的传单的话，他们都会给我们一些。我们替他们散发宣传品，节省了他们的时间，他们可以集中精力闹革命，两全其美，何乐不为。
我们一家家地问过去：“有传单吗？”
一次，我们去上戏‘革命楼’要传单。进了空荡荡的司令部后，一个趴在地上的小伙子挥挥手，示意我们去里屋。里面的房间里也只有一个秀丽的女红卫兵（一定是表演系的），此刻正围著一架安装在大写字桌上的手摇油印机忙得不亦乐乎。随著她手臂的每一次运转，油印机就吐出一页纸，落在桌面上一叠整整齐齐的传单上。
她脸上冒著蒸汽，汗水从她草绿色军装的背上透过，紧紧的上衣贴著她身体的线条，把她秀丽的体型展现无遗。看到我们进来，不用说她就知道了我们的来意。她停下手中的活儿，把乱发理顺，塞进了草绿色的军帽里，然后拿著一大叠传单走了过来。她把传单仔细地分成几份，一一交给我们。分传单时，她很小心地均匀分配，好像是家里多个子女裡的大姐姐。
她走到我面前时，我注视著她的脸颊，忘了伸手去接传单。她的美丽彻底地征服了我，我目不转睛地看著她。
她见到我一动不动地呆在那儿，笑了一笑。大概她对这样的注视早已习以为常。她伸手打开我胸前的书包，把属于我的那叠传单塞了进去。
这时，她注意到我的书包里已经装有不少传单。她抽了一张出来，读了一下，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了。
我们刚从‘革命楼’的对立组织‘井冈山’那儿拿到了一批传单，准备放在一块儿去撒。
她严肃地问我：“你们的立场要明确。你们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
这时我已经清醒了过来。
真滑稽。她怎么这么认真？
我抢下她手裡的传单，叫了一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
说完我们就一窝蜂地跑掉了 。
～
这以后我们学乖了。每到一个组织门口，只派背著空书包的人进去，以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等大家的书包都装得差不多了，把传单拿出来分一下，然后就像脱缰的小驹，直奔街头。此刻的上海街头比文革前更拥挤了。除了各地的红卫兵充斥大街小巷，还有外调人员东奔西跑。‘外调’是文革后的又一个新鲜产物：指的是各机关学校企业的数百万调查人员，到全国各地去找到和本单位‘走资派’‘叛徒’‘特务’在历史上有关联的人员，对证供辞，找出漏洞。调查下来，一般都能证明某某人是混入革命队伍里的投机份子，或者是暗藏的反革命之类。一时之下，共产党的天下似乎都是暗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打下的，也没人敢追问一下其中的逻辑。
这时学校都停了课，而我们背著装满传单的书包大摇大摆走在街上，时常会引起路人的注意。当路人们问我们有没有传单时，一开始我们会慷慨地打开书包施捨几张。有一次，我一打开书包，那人就高喊：“咯个小赤佬有传单！”（上海话：这个小鬼有传单！）周围的大人们就一拥而上，把我的传单抢得一干二尽。从此我再也不犯傻，绝不在人们面前打开书包了。
我们撒传单的地点要么是在静安寺，要么是去延安西路华山路口的市委办公大楼。市委办公大楼顶上每天站满了撒传单的人，有小孩儿，有红卫兵，也有个别没有传单而混上屋顶来看热闹的。楼顶上撒传单的人们，不论是老是少，都怀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同志感，一样的英雄气概，因为我们拥有传单。
从十几层高楼的楼顶望下去，密密麻麻的饥饿大众像一片黑蚂蚁，把延安西路济得水泄不通，一心盼望著我们的施舍。你掏出一把传单，扬手后随风飘下，立即散为片片雪花。路上的黑蚂蚁群向著雪花下降的方向缓缓迁移，直至白雪降入蚁群，消失殆尽。你有时会看到路人为抢传单打得人仰马翻，你与楼顶的人们一起大笑不止。看著成千上万的人群随著你随心所欲撒下传单的方向移动，我这个九岁孩子心里产生的强烈满足感，绝不亚于伟大舵手在天安门城楼上挥动巨手看到人们为之欢跃的心境。有一次当我们都两手空空后，朋友小桃不知从哪里提了一个字纸篓当街倒下。看到他转身急忙逃走的样子可疑，我们赶紧作鸟兽散。离开后，才知道他把厕所便纸篓里的内容当了传单洒了下去。
不久后，市委办公大楼的楼顶上出了几次事故。风向不对时，扔出的传单被风吹回，留在楼顶外不到半尺宽的外檐上，厚厚一层。有孩子爬出外墙去捡，不小心从十几层的楼顶上掉下去，摔在路上等传单的人群里，不但把自己摔的脑浆涂地，还把底下人们的脖子折断了几根。连续出了几条人命后，市委办公大楼的楼顶给关闭了。红卫兵当然强烈抗议，说这是旧市委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新阴谋。有趣的是，这次红卫兵的抗议没有奏效，市委办公大楼的楼顶从此再也没开放过。
这以后，我们撒传单都只去静安寺。静安寺闹市区离家不远，文革前是我们全家星期天逛店买东西必去的地方。那时静安寺的大街上热闹的很，我随爸爸妈妈逛街时常常顶不住周围店铺的诱惑，或是加入一大群小孩子，尾随高鼻子绿眼睛的‘外宾’走几条马路。这样自然常常和父母走散；但没关係，延安西路这一段走得太熟了，四五岁的我就能自己走回家。
我们背著书包，找个热闹的街角，悄悄地掏出一叠传单，向人群的上空扔去。行人顿时乱作一团，你争我抢，不是挤掉帽子，就是踩了鞋子。有时为了一张传单，还拳脚相见，我们则暗暗偷笑。可是我们得非常小心，不能暴露身份。一旦被发现我们是传单的来源，就很难脱身，没抢到传单的大人非逼你交出传单不可，而围著你的人数总是比你的传单要多。这样，书包一下子就见底了。一人被围住，同伴们解救的方法就是再向人群上空扔一叠传单，创造一场新的混乱，围住的朋友就可以趁机脱身。
有些传单是多页的，钉在一起。我们从不这样散发。从戏剧学院拿到传单之后，在校园里找个角落，统统拆散后再去街上散发。传单的页数是多多益善，但撒这样拆散了的传单时要特别小心。人家拿到一页纸，发现只是一份重要文件的第三页，自然愤怒得很，抓住你，要是交不出其它几页，弄不好要让你吃拳头。
我们还搞了一些其它的恶作剧。有时拿到海报，我们不用浆糊贴在墙上，反而用它把人家大门上的信箱口糊的严严实实。我们的逻辑是：主人不敢撕革命海报，连邮差也未必敢把信件插入信箱。破坏海报上的毛主席最新指示还不是现行反革命罪？等第二天我们溜回去浏览战果时，往往看到海报一点没动，邮差把信件整整齐齐地堆放在门边。或者，房主已把海报洗刷得干干静静，不留一丝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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