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笼有多种样式，工艺水平可精可细，形状可园可方，但关养鸟的功能不变。养在笼子里的鸟不愁吃不愁喝，时间长了往往会滋长一些优越感，哪怕笼外的天空不属于自己，也不觉得有什么缺憾，很少想到有朝一日飞出牢笼。直到有一天，鸟笼突然断了粮，断了水，饥渴难当，焦虑尤甚，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明明笼外天高任鸟飞，有充足的觅食机会，但笼门紧闭，不得其门而出，终日困坐愁城，只能期盼救世主出现。上海封城的景象与其何其相似。
上海封城多时，解封遥遥无期，即使部分地区名义上不再隔离，但仍坚持“足不出户”的禁令，人们很现实地感到被关进了笼子。封城前，这个早已经罩在头上的笼子似乎藏匿于无形，人们并没有感到失去什么；封城后，不论宽敞奢华的豪宅，还是局促逼仄的亭子间，都成为一个个小鸟笼。家家户户受制于各种有形和无形的禁锢，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表面上岁月静好的生活一旦爆发危机，就可能促使人们从混沌中觉醒，引发新的思考。
上海封城的混乱局面说明，当权者的政策荒诞不经，言而无信，视人民如草芥，公信力彻底破产。面对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的现实状况，广大民众忍无可忍，纷纷对现行政策和措施提出质疑，同时也敢于直面权威，奋力抗争。有些小区以“敲盆行动”、“夜半歌声”等方式提出抗议。个人抗命不从和警民群体对峙的场面也经常发生，某些地方甚至出现集体突破封锁线的行动。还有些市民当面义正词严地痛斥官员无视百姓疾苦的行为。在民众汹涌的抗议浪潮下，各级官僚毫无辩驳之力，但仍不改欺压民众的本性。这种普遍质疑权威的现象在民主国家是家常便饭，但在长期以“笼”治国的中国大陆可以说前所罕见。
以往善良的百姓对官方的宣传都是听之从之，很少进行独立的思考，更不用说发表相反的意见。前不久，战狼和小红粉的叫骂声言犹在耳，喧嚣一时，普通民众对“美帝”大张挞伐的声浪也不绝于耳。 但是近来却很少听到这样的声音，相反批评政府的声音却日益高涨。
据报道，上海东方卫视因准备举行抗疫“庆功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抵制，结果不得不宣布“延期”。再如，央视官方微博对美国近日发表的“各国人权报告”发表评论，抨击“美国就是全球最大的人权赤字国”。按照以往的惯例，网民们会通过各种媒介发表压倒性的附和之声，但这一次却遭到大量网友的嘲讽和抨击，其中不乏直接针对政府的批评。有些网友还以美国的人性化抗疫为例，反驳官方的政策宣传。
当然，批评官方宣传的声音并非仅仅来源于对“清零”和封城的反应，其他恶性社会事件频发也是民怨沸腾的原因，但疫情期间人为造成的苦难给人们带来的切肤之痛尤其直接、深刻和普遍。即使某些一贯为政府唱赞歌的人也因封城期间个人和家庭的遭遇怨声连连， 不得不改变“初心”，承认社会面临的严酷现实。
这次封城事件还可能促使人们对金钱、生命和自由有了新的认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一味强调经济利益的政策和宣传，再加上法治改革和市场精神的缺席，拜金之风日益盛行，钱权的结合又养成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多年来金钱至上已成为全社会追寻的不二法则和人生目标。然而，封城期间的强硬措施导致物资供应极度匮乏，政策本身导致的死亡触目惊心。在每天都需要考虑何以果腹，何以保命的日子里，生命的消失和人世间的苦难已成为迫在眉睫的现实，不再是远在乌克兰的事件，也不再是非洲饥荒造成的惨剧。《世界人权宣言》开宗明义倡导的“生命权”天天在眼前现身说法，人们必然会重新认识到生命的宝贵。在有钱都买不到食物的情况下，“安身立命”的基本需求超越了金钱的地位，人生的天平必然会朝另一边倾斜。千万级的富翁和勉强度日的一介贫民都在拥挤的网络平台上抢购必需品，食物的匮乏已经上升为头等重要的大事。维持基本生存的要求像魔术一般使所有的人，不论贫富都为了维持生存走上同一条起跑线。
日日禁足，处处受限，长时间闭门隔离的状态不知何时才能缓解，享受自由天空下的阳光已成久违的奢望。难怪有人从方舱医院出来后由衷地感叹自由的可贵。有些居民在小区里公开发出“要自由”的呐喊。限制出行和钳制舆论的政策引发了层出不穷的抗议事件，似乎在回应“不自由，毋宁死”的呼声，尽管这样的声音还很微弱。
作家刘墉曾对祸福有一句劝诫，大意是：人要知“福”，也要知“祸”。
对于笼中的生活，不能只知其表面的所谓“福”，而不知其背后的隐藏的“祸”。这场上海封城的闹剧虽然发生不久，但酿成的灾祸之大，范围之广，伤害之大，无不骇人听闻，为人们全面认识自己现实的生活环境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反面教材。
当然，很难说疫情过后，在官方宣传的蛊惑下，人们的认识是否会又会恢复原状，感恩戴德的吹捧是否也可能死灰复燃。毋庸置疑，事物的变化总会有反复，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愿意继续“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按照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理论，“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一切皆流，无物常住。”
鸟笼生活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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