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是'南七'启元年

那一年，是"南七"启元年
顾问 775

对于700多名踏进科大校园的77级考生来说，1978年3月7、8、9三天是有着特殊意义的日子，恐怕终身难忘。这几天，科大的校园里《永恒的东风》反复播放，激昂的旋律回荡在校园上空......

图一: 1970年中科大下迁合肥。这是1977年学校的老北门 [注1]

我是1978年3月8日跨过“邪门歪道”[注2]走进这旋律的。那天，大门外挂了4只通红的灯笼，还有一条横幅，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77级新生入校”，这是那个年代喜庆的典型排场。按照路标，我来到化学楼前，由一群上届老生领着我报到注册。递上录取通知书和户口迁移证，拿到了白底红字的校徽，佩戴胸前，哈哈，命中有时终须有啦，别提多臭美！

我最早与科大的瓜葛是一年前——1976年“工农兵”学员的招生。那年，一位邻家姐姐被推荐入学，不知为何那年也有象征性开卷考试，邻家姐姐把考题带回家做，考题多数是数学题，她却不会做，就让我帮她做。或许是答卷太“完美”，也许是其他原因吧，反正她入了科大招生老师的法眼，引起了老师的特别“重视”，故而特别安排面试。但这一“重视”就重视出问题来了：面试时，她是一问三不知，不论怎么“谆谆诱导”，就是不灵，科大最终放弃了她。后来她被推荐到师大数学系，再后来一直教中学数学。我白忙活一场不说，可能还帮了倒忙，害得她一个没有数感的人终生为数奴。

我们入校后第一件事是体检，可是我却“晕血压计”，一见量血压，就莫名其妙地心速加快，随即血压升高。我害怕因此过不了关，就一直在外面转悠。医生见状，问明情况就叫我下班前再来。哪知医生的招数很简单，一边和我聊天，不知不觉血压量完了：120/80 mmHg。

入学第二件事是文化考试。科大够牛的，居然不相信我们的高考成绩！记得样板戏《红灯记》中有句台词：有您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全能应付。大风大浪都过来了，还怕小沟里翻船？作为成千上万知青大军的一员，我们是经得起大起大落“过山车”的。这种属于摸底测试类的考试，大家早就见怪不怪了。尤其是英语，成绩可供快班慢班之选。

77年的高考是我辈人生考试中的一次大考。安徽省的高考是在12月10日和11日两天进行的，共考4门，很正式，考场在县城中学(二中)。第一天上午是语文，下午是数学，第二天依次是政治和理化(物理和化学合为一门)。第一场考试语文，分文理科，我参加的是理科类语文，考试很简单，只需要完成作文和简单的语法测试。记得作文考试是二选一，第一道题是“紧跟华主席，永唱东方红”，另一作文题选自一首叶剑英元帅的诗：“从‘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谈起”。我掂量着，第一题除了口号堆砌实在无从下笔，勉强涂鸦，也是空泛无物。经过短暂权衡，干脆登攀吧。于是提起笔晕晕乎乎开始写，一会儿腾云驾雾，一会儿直上九霄，自我感觉还行。下午数学是我的长项，连不算分的附加题，几道微积分题都做出来了，按理我也算轻车熟路，时间充裕，一点不慌张。可令我气绝的是，卡在一道大题上，是该死的球面变换，不记得是15分还是20分了。那个变换公式考前我匆匆看了一眼，似乎笃定不会出现，以为千年不遇的八股不值得关注。直到看到这道球面变换的题目，傻眼了。现场去推，时间哪够？结果此题我只写下“解:”，后面就没了。我视此为奇耻大辱，遗憾的是终身再无机会雪耻了——后来我留校，听当年招生的同事讲，若不是这道题错，我就要被他放到数学系了。当时中国数学界有“南苏北华”之说，科大数学系是华罗庚一手创办，我差一点费心劳神去攻克哥德巴赫猜想了。

第二天上午考政治，记忆有点模糊了，只记得有道考题颇为搞笑，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考场上有人背不出来，就小声唱着，结果你唱我也唱，满场是听不清歌词的《普鲁士军歌》原调。

这场考试与其说我找到台阶完成了，倒不如说是且战且败，总觉得身体不透气，原以为紧张的原因，可是政治本身没什么揪心的呀。愈到后来内部发热的愈厉害，勉强撑到中午，果然我体内的高烧终于爆发。冒着虚汗，头昏眼花。于是赶快回家吃药休息片刻。母亲看我这样，心疼地问我要不要弃考，明年再说。我不甘心，觉得机会难得，坚持要接着考。好在县城离我们的城市只有十多里路，就这样赶到考场接着参加下午的理化考试。我完全是凭着感觉走，对错如何已经在所不计了......

图二: 1977年的高考考场、标语及笑容

当年经历过高考来到科大的学子大多数非等闲之辈，大有“小小尺笔撬天下，油墨卷纸录今生”的气势。但也有个别懒虫，不认真学习的。最搞笑的是一位数学系的考生，入学后每逢考试必呼噜，经常满脸哈喇子流水潺潺，有时溢满整个考卷，这位老兄还照睡不误，他是整个77级首个退回原籍的学生。

还有一插曲，可说明1977年高考的轰动效应。那年我作为下放知青日复一日“修地球”。10月21日的早晨6点半，公社大喇叭照常播出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人们按部就班地吃饭准备出工，但当广播里传出国家拨乱反正、要立马恢复高考的消息时。霎时间整个大地沸腾了，犹如火山口爆发出岩浆。多年后当我和温元凯教授聊起此事，他和我讲述了后来广为流传的那个有关77年恢复高考的经典故事。据他说，那年的夏天，邓小平复出后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他是参会者中最年轻的教师。会议开始轮不到他发言(周培源、唐敖庆等长者在前)，会议最后一天，他呼吁支持武汉大学的一位教师建议恢复高考，当时邓看他最年轻，还询问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工作等等，并且取了他十六字的四分之三——他提出了“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没想到邓小平听完他的发言立刻就对他讲:“温元凯，至少采纳你(意见的)四分之三”。什么叫“四分之三”?他说第二句话“领导批准”可以拿掉。随后邓问起在场教育部的负责人，今年还来得及么?

已经整整11年没有高考了，整个社会的天平瞬间倾向了我们这一届。我们似乎也是敢教日月换新天的一茬，甚至连集体罢课来抵制个别因水平不够凑数的不屑之事也照做不误。心高气盛有之，独来独往甚行。进了大学后，头昂得像公鸡，个个仿佛打了鸡血似的，尤其是科大少年班的诞生，外界对少年班关注就像非常热烈。与方毅下围棋的那个腼腆一笑露出虎牙的宁铂，一举一动曾鼓舞着千家万户望子成龙家长们亦步亦趋。随着的科大“不拘一格降人才”举措的出台，有诸如“速算能手”史丰收、“肉眼观星”段元星等“名星”陆陆续续进科大深造，然后又突然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77级入校突然，学校措手不及，临时将图书馆东面三层整个大厅用马粪纸隔层改为宿舍，我们与少年班住在一间大屋，马粪纸隔音效果不佳。往往一个响屁震彻整个大厅，一个少儿不宜的黄色故事还只讲半截，还没容得喘口气，隔墙有耳那边窃窃私语：盐味来了，我们又被熏了！其实心里猫抓一样，等不及另一只靴子落下来的偷听者恨不得捅破那层马粪纸。学生宿舍频频告急，学校为此专门调来原安徽省商务厅长卢岗峰作为副校长督阵，三个月完工四栋学生宿舍，这便是闻名遐迩的“四牌楼”，创造了合肥建筑史上的奇迹，也可以说是“中国速度”的最早例子。新生入住新楼，而我们775住在154楼三层。

图三: 775同学和最早的“中国速度”154楼（775董立民提供）

校园生活表面上平平静静，但底下却有暗流涌动。那时的大学校园如同两股河流的交汇处，一股是文革时期被推荐上学的“工农兵学员”，一股是改革开放后通过考试上学的新学生。前者是带着旧的印记正在失去光环的“天之骄子”，后者是代表新的时期自谓当仁不让的“天之骄子”，其实都是时代变迁随波逐流的产物，目标都是流向大海。但湍流相交，难免生出漩涡。于是便有些不和谐的事情发生。

一件事是在食堂打菜与伙房师傅戗戗起来。说起原因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话说76级75级女生多并且长相靓丽，而77级“和尚”多，男女比是7:1-8:1(我们系7:1，还算好的)。大师傅舀菜经常偏向76级75级学姐，熟练的抖勺技术总能把肉多抖在漂亮的女生碗里，当轮到77级男生，手抖几下便多是菜梗落在饭碗里。久而久之，“天之骄子”咽不下这口气，非要找大师傅理论，企图打破这种不公不平的“潜规则”。没想到对方蛮横，根本不理你。于是，“婶”可忍“叔”不可忍，一言不合就动起手来。大师傅也不认怂，从里面跑将出来，双方扭成一团。

77级打架了！这事惊动了校领导，必须立刻处理！否则食堂师傅准备撂挑子。火速派来处理的是政工组长蔡有智，经他调和劝解，事情才算平息——几年后，老蔡重新成为校领导，我也留校工作，一次问他如何看待当年77级打架这事。他苦笑了，说:“还怎么看，你们是‘正黄旗’吗，不护着，能行吗?”

这次打架，拳打在师傅身上，痛却记在学长们的心上。可谓“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了。尽管恢复高考是解决机会平等的公认“摇篮”，但在某些人却未必赞同，甚至暗生怨恨，“不公平”成为新时代一些人抱怨的特有符号，也是1978年的特殊身份政治。表面上这个问题本来并不复杂，只是交织在大变革变迁的洪流中时隐时现或跌宕起伏，则有“一波未平一波再起”的推波效应。我当年试图解释为“过气与新贵”之间的游戏，有一阵子曾将这一孔见传染他人。其实，描述这一现象的最好诠释应该是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ykuyama)的最近一本书《身份》。这本书英文名叫“Identity”。Identity的意思是“身份、本身、本体、特征”等，诚如我们的身份证英文就叫 Identification Card，缩写ID。Identity背后隐含着一个基本问题:“你是谁?”，如警察蜀黍查验可疑之人。升华之问，便成了“我是谁”这个著名的哲学问题。这部书还有一个很长的副标题:“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点明全书之旨:尊严之诉求，愤恨之政治。即还原于当下政治之激烈导致民众对现状的不满甚至愤懑，而根子则在于尊严没有得到尊重，于是通过合法甚至激烈手段寻求终极解决办法便破茧而出，其中政治解决应运而生成惯例。有鉴于此，身份、尊严、愤懑是《身份》一书点睛的关键词，也是福山所谓“身份政治”的核心。当时发生在我们与学长(姐)之间的纠葛均来源于此。

图四: “相逢一笑泯恩仇”——764、774和784同学在一起 (图片由764李鹤云（二排左一）提供)

那时候，看电影或什么活动，都在学校礼堂。说是礼堂，其实就是与饭堂通用的前六?堂的地界。每逢这时候，我们自带凳子，自画地界，并自成方圆。所以，并不完全是先来先得，自然就有“争地方”一说。开始也就一两起，说说嚷嚷也就过了，久而久之，尤其是加上改革开放前后大学生之间的心结，积怨甚深。犹如弦上的箭，终于有一天爆发了。我们系3个人与对方5个人为抢占位置大打出手，连凳子都舞上了。我们两人挂花送校医院缝针，一个口腔，一个脖子。对方也有进医院的。按理，我们伤势大，受委屈的是我们。但事态的发展似乎偏倒过来了:第二天，整个76级男女都齐心出动了，把我们“驻地”154楼包围了起来。

他们不服，他们不满，他们委屈，他们愤怒。讨回“失去的尊严”成为振臂一呼的助燃剂。他们不是为昨日打架来出气的，而是正名之战。誓言把扭曲的天平搬回来，酝酿已久的火山此刻终于爆发。有道是，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但那时候拳头是王道，我们不能出去，只好严阵以待，宿舍内应手的家伙都拿起来，仿佛视死如归、决一死战的样子。这其实就是两股“势力”较劲，他们要的是尊重、尊严，要还他们一个公道。这“公道”的倾斜是时代变迁造成的，当然也不能由77级独自承担其重，而“官方”似乎也束手无策。最后的解决却颇似中国传统社会的办法:谈判！停战议和。僵持中，双方以老乡对老乡的方式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和谈判，最后各方代表见面，达成“互不为敌”的口头协议，虽然不算握手言欢，但双方相互赔礼道歉，一场即将开打的全武行就此终结。理智战胜意气成王道！

这年9月，为了庆祝建校20周年，我们系同学自己谱曲填词并创作，组织了大型组歌《科学的春天》[注3]，纪念刚刚去世的郭沫若校长。朗诵、领唱(男女声)、小合唱(男女低声部高声部)和大合唱包括指挥都是我们自己的同学。齐刷刷，77级人才济济不是吹的。可是我们女生太少了，女生部和音也弱，显得成色单调零碎，犹如半个铜钱不成方圆。嗨，弱水三千只取一瓢，偏偏是漏瓢。惆怅一干人，无语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徘徊在教学楼一教前梧桐树下。这时，75、76级?状，不计前嫌，纷纷来助阵。众多风姿绰约、倩影婀娜的学姐加盟，顿时烘托起我们的合唱阵容，“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又仿佛惊鸿一瞥。当时那个情分，令所有人动容，也让数月前由所谓等级的身份大战引发的敌对情绪消失殆尽。还是长者宽厚。

1978年9月20日那晚，所有人整装待发，等待着最后亮相。紧张、刺激，忐忑、兴奋，也不知道那根弦不对劲，总觉得心里不安。但是旋即被校庆节目热情感染，个个胆肥的像刚出笼的热馒头——热气腾腾。按顺序《科学的春天》作为压轴将纪念活动推向高潮。不料，演出一半，大礼堂停电了！我们近一个月的心血泡汤。有同学抱怨：爷们长这么大第一次化妆还未露脸！

图五: “露脸”了的775同学（775董立民提供）

第一年的生活注定不一样，那个年代虽说结束了十年浩劫，但有些东?的改变非一朝一夕，甚至是啼笑皆非的。比如作为特殊时代的烙印，科大的原校址是大寨路96号，今天听起来很陌生，只是后来不动声色地改为金寨路96号。还有，科大在77级的安排上仍然沿袭旧俗。比如安排去农场劳动，这在今天看来是匪夷所思的事。

科大在董铺岛上有个百亩的大农场，我们系一干人与数学系一起在期末考试前进行为期二周的学农活动。作为曾经的知青，这点活儿不在话下。可是那些从未下过乡的应届生(科大77级招生蒙受华国锋的批示，年龄偏小，应届生比例高)来说就远非脱层皮那么简单了。因为酷热，中暑的不少。即便没真正中暑，也是饭吃不下觉睡不着。于是，和校医的联系自然多了。那一年最幸运的便是有眼缘：校医是刚刚脱下军装的白衣天使，也就二十出点头。在部队曾是名护士，刚刚转业。她，粗黑的眉毛略显弯长，尤其一对清澈的双眼，闪闪发光。再加高挺的鼻梁，薄薄的嘴唇，以及尖细的下颚，配有飘逸的白大褂，俨然是圣洁与灵性的混合体。尤其是黄昏，上身白衬衣紧扎在草绿的黄军裤里显得恰到好处，亭亭玉立身材下胸前两朵气球拼命往外鼓，让这些荷尔蒙过剩的青春大小伙的眼睛都瞪得像铜锣锅。于是，泡病号的，搭讪的，更有自己用镰刀划破皮肤制造伤口的，林林总总层出不穷。枯燥的学农劳动就是在刚刚流行的邓丽君 《小城故事》里或是对女校医想入非非的梦幻中度过的。

有人用“三点一线”，来形容77级的学习与生活。我不想涂抹，有我当年的打油诗为证:

游侠习书觅量子，

孺子拙步仗几何。

五载学涯南七乐，

辣糊汤里文史哲。

 

图六: “正黄旗”775班合影（775董立民提供）

校园里千奇百态，罗汉人生。人们自然把“宠儿”的桂冠套在这群人头上，不幸或有幸就见仁见智了。说起宠儿，知道“战场宠儿”是如何要命的吗？那种被称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地雷，让后来任何年级的军训与我们那届的比起来都是小巫见大巫。我们77级军训的结业课程，埋地雷，不见鬼子也挂弦。每个班挑几个胆大的，在军训教官的带领下，在学校的东南角(学校老游泳池处)的坡地上，几个系不同班级进行埋地雷竞赛。或许是巧合或许是命运，待我们四个刚刚把地雷埋下，其他系的地雷不知何故突然起爆了。教官惊愕，大喝：趴下！在我们周围，噼里啪啦地爆炸，犹如新世纪的礼炮，我们除了惊喜，一点也不觉得害怕。当然，如果意外，我今天的故事也就是“哈哈哈”了。

平地一声雷，新桃换旧符。不久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中国新世纪的启程，中国由此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科大和全国其他高校和其他行业一样，有如冉冉升起的太阳，喷薄而出。

【后记】据764沈文斌(图四后排右二）回忆：记得764和774颇有些交汇。两个年级的足球爱好者当时每天在银行干校体育场进行活动；篮球场上也是764和774为主的同学互动身影。印象中764和774两届学生会交替期间，自己动手制作多种以学校为背景的纪念相片，销路甚好，也为学生会积攒了一点活动经费。感谢母校的培养教育，这些都是值得留念的瞬间。
图七: 今日的中科大北门

注1：图一中的“南迁”，应为“下迁”。

注2：科大老门是斜的（相对于金寨路来说），而路也不直，故有“邪门歪道”之调侃。

注3：“科学的春天”是郭老最后的凤凰涅槃。

注4：图片除注明外，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文图编辑：黄剑辉，菁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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