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江南之地，鱼米之乡。富足平和的浙江，是中国抗日战争中沦陷时间最早、沦陷范围最广、战争创伤最深的省份。侵华日军曾悍然发动灭绝人性的细菌战，将第一枚炮弹投放在这片土地上，如今70多年过去了，流毒未除，记忆犹在。
八·一三”事变，日军占领上海，彼时之宁波，成了当时通向内地唯一的港口城市。
1940年7月17日，日军从镇海登陆，但被国民革命军194师击退，日军死伤千人。
10月27日早晨6点47分，一架飞机从西北面飞来，盘旋一周后俯冲而下，没有扫射轰炸，却抛下大量传单。“当时我们是很害怕的，因为舅舅舅妈说，那架飞机上有膏药旗，是日本人的飞机”，宁波的毛荣华老人当时正好住在舅舅家，那天早上，他正好起床准备回家，还在收拾东西的他，听到防空警报和飞机的声音，跑到屋外，“飞机飞得特别低，然后就开始撒传单”，撒传单的飞机盘旋了一个小时才飞走。
传单上画着日、德、意国旗和两手相握表示“中日亲善”的漫画，还印有“重庆正在闹饥荒，而日本人民则丰衣足食，有余粮来接济你们”等中文。因为战事紧张，大家谁都没把送米送面这样的“承诺”当一回事。“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下午2点20分，日本飞机再次飞到宁波上空，投入大量麦粒和面粉，散落在开明街一带，屋瓦上发出“沙拉拉”的响声。5分钟后，飞机飞走。当时宁波没有自来水，居民饮水全靠水缸收集天落水和井水，这些麦粒直接掉进了水缸和水井当中。
现在已经83岁的胡鼎阳老人当时只有4岁，他不但是为数不多的细菌站幸存者，还目睹了周围邻居一家一家死去的惨况。
日本空投之后没多久，胡家的邻居屋里传来了哭声，滋泉豆浆店老板夫妻双双死亡。老板叫赖福生，32岁，是象山人，老婆赖朱氏只有21岁。没多久，另一家邻居屋里也传来哭声。
10月31日，胡鼎阳的爷爷胡世桂开始发烧，被送往区中心医院(现在的宁波市第二医院)隔离。因为周围不断有邻居死亡的消息，整条街一直弥漫着哭声。胡家决定，一家六口到乡下避难去。可到了乡下，细菌的噩梦并没有消散，11月1日晚上，胡家的姑姑胡菊仙也开始发烧，第二天就死了。到了3日，胡家小叔胡贤庆死亡。
已经迁居乡下的胡家不知道的是，11月2日，宁波本地报纸《时事公报》在本来刊登广告和通报的头版，刊载了关于鼠疫的报道，“市区发现传染病……三日内，不治身死者，已达十人以上”。
没多久，乡下的保长找到胡家，说胡家的坟墓会传播病毒，要求迁掉。无奈之下，胡家只能把小叔和姑姑的坟墓迁到山上。
11月5日《时事公报》刊发第一份防疫专辑，此后每天都登载防疫动态。
11月6日，爷爷胡世桂病死于医院。到了11月20日，在乡下的胡鼎阳，妈妈和叔叔被强制押送回开明街的临时医院进行隔离，直到10多天后，他们才被解除隔离。
开明街暴死事件发生后，患者去医院求治，可最初，这些人被误诊为恶性疟疾或横痃。
当时华美医院院长丁立成医师曾在一次回忆中提到：“余曾经诊视一患此疫症之8岁孩童，初由某医院诊视，因其头痛畏寒，以为恶性疟疾。经打奎宁针两支末见效，到余处求诊，亦以为恶性疟疾。经注射奎宁针一支，亦末见愈。后发现喉间(颈部)淋巴(结)肿胀，知其实系鼠疫，现该孩业已死亡”。
丁立成医师最早从患者王仁林身上作淋巴腺穿刺液涂片，检验后发现就是典型的鼠疫杆菌形态。11月3日，丁立成医师又在12岁的患者俞元德身上抽取血液和淋巴腺穿刺液化验，又得阳性结果。由省卫生处吴昌丰对培养所得的细菌复核，确诊所患的是鼠疫。
11月8日，县第二次防疫会议要求，疫区和其他有关人士，必须要进行鼠疫菌苗预防注射。为此，宁波还专门设置了一个预防注射队，以开明街疫区为中心，东至碶闸街，南至大梁街，西至南北大路，北至仓水街的城区中心居民全部要注射，后来，宁波的全市中小学学生也被要求注射，最后统计结果有23343人次接受了注射。
时任鄞县县政府秘书、县防疫处调查统计股副股长的毛翼虎曾回忆说：“……那时疫势蔓延，人心惶惶，有不可收拾之势……四周筑起比平屋更高的隔离墙，这些措施看来还是必要的。”据说，当时的隔离墙有3米多高，隔离墙外还有1米宽，1米3深的隔离沟，主要是防止老鼠从疫区内逃出来。
因为疫区房屋简陋，当时有地处低洼地，是老鼠和跳蚤繁殖的最佳场所，在11月28日的县第十九次防疫会议上决定，焚毁疫区，以绝后患。
11月30日晚上7点，省卫生处和宁波本地人士负责焚毁。在焚毁之前，临近街道都断绝了交通，周围的房屋也排出消防队进行保护，疫区内除了贵重且可以消毒的东西可以带出外，其他一律焚毁。
当晚，焚毁开明街疫区115户共计137间民居，总面积达到5000多平方米。直到解放后的60年代，这块被焚毁的区域，依然被叫做“鼠疫场”。
1939年，731部队的马前卒南京1644部队在绍兴沥海投放过的细菌，经检验是破伤风、白喉等。但因为当时天气炎热，细菌失去了活性，沥海并没有出现流行性疫情。
尽管日军细菌部队在绍兴的第一次投放尝试并不成功，但1940年这次在宁波的细菌战，却让731部队的负责人石井四郎很兴奋。他在731部队内部会议上曾说，在浙江投放的细菌，“产生了一些疫情”。
在宁波尝试成功后，日军细菌部队魔爪便伸向了浙江中南部以及内陆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