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备忘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备忘

当人们越来越以财富去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志时,是否有人会意识到,对个体、家庭乃至更大的群体而言,他们都有着一笔与生俱来、谁也无法夺去的财富。

那就是记忆。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一样。

既是财富,那么记忆的价值如何体现?

记忆的价值就在于:当一个人,乃至一代人,肩负起应有的时代责任与社会责任,通过亲历或参与,为后人留下一段相对真实的历史,这便是一种生命的延续,而历史教训的汲取、社会的进步,正源于这样的延续。

20世纪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南京大屠杀,既是我们民族的痛苦记忆,更是一种国家创伤。

有人说,创伤未必一定成为记忆,但记忆却总会重塑创伤。

可惜,我们常常对于许多过去曾经发生、并且本该深深留存的记忆知之甚少,我们甚至一度对其一无所知!

就自身而言,我们从小就熟知黄花岗、雨花台烈士,对“五次反围剿”、长征、黄桥决战等耳熟目详,更对大气磅礴、摧枯拉朽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记忆犹新。

我们曾经被赋予的官方记忆几乎全都与中国的内战有关,说白了,就是中国人打杀中国人的记忆。

如今又开始布局“武力攻台”。

历史事件,为政治斗争所利用并成为社会治理的工具,这在我们成长的环境中比比皆是,早已成了常态。

只不过许多人长久以来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当终于认识时,内心中泛起的第一反应就是:愤怒!

我们的集体记忆尽管有延续,但也有断裂;不仅有传承,更有扭曲!

当举国上下始终无法摆脱将历史政治化和工具化时,我们的历史记忆就会被有意遮蔽而断裂,并因折射变形而扭曲。

南京大屠杀便是其中之一。

如果说,“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那么更应该追究的是:忘记为什么会发生?

我想,受害者从未忘记!

几天前新华社南京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12月13日上午在南京隆重举行2022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集会广场举行。现场庄严肃穆,国旗下半旗。约3000名各界代表胸前佩戴白花,默然肃立。10时整,公祭仪式开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默哀。同一时间,南京市拉响防空警报,汽车停驶鸣笛,行人就地默哀。默哀毕,在《国家公祭献曲》的旋律中,解放军仪仗大队16名礼兵将8个花圈敬献于公祭台上……85名南京市青少年代表宣读《和平宣言》,6名社会各界代表撞响“和平大钟”,伴随着3声深沉的钟声,3000只和平鸽展翅高飞,寄托着对死难者的无尽哀思和对世界和平的无限期许……

这是自2014年2月27日全国人大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后的第九个公祭日。

可是,你知道吗?南京大屠杀作为当代国人的感情记忆,并非是主动纪念的产物,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日本右翼势力所作所为的一种回应,比如日本“修改教科书”等等。

如果说,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和纪念之强度,折射出国人对中日感情创伤方面无法修复的鸿沟之深,那么该如何解释自1949年以来、直到1980年代初,国人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几乎为零?

相信作为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甚至70年代出生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南京大屠杀这一事件的,当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而1949年,距那场让国人刻骨铭心的日本侵华战争的结束才不过4年!

是中国人比世界上其他民族、国家更加健忘?是中国人过于宽宏大量选择了饶恕?还是那创伤太过痛苦、让人不忍提起?还是有着其它民众不为所知的原因?

当南京大屠杀从受害者压抑多年的个体记忆与地方记忆,最终上升为国家记忆与全球记忆时,我们有必要去回溯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这段集体记忆何以被湮没?又何以再发现?

让我们从1937年的淞沪会战开始。

卢沟桥事变,日军进入华北,苏联中立,斯大林观望。

蒋介石国民政府选择了全民抗战,以期长江下游驱逐日方,迫使日本两线作战。

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日军遂调兵上海支援,中日进入全面战争。为摧毁中国之抗战意志,日军从8月15日至12月,对南京城实施了无差别轰炸。

中国军队采取攻势,其战况之激烈前所未有,双方寸土必争,死伤惨重,国军损害尤甚。整个战役历时约三个月,是八年抗战中唯一一次的大规模阵地战。1937年11月12日,日本军攻陷上海,国军被迫撤出战场。

整个会战日军先后使用兵力达20万,持续进攻历时约十周之久。国军以劣势装备凭血肉之躯拼死抵抗,伤亡官兵33.35万余人。

所谓蒋介石不抵抗、躲上峨眉山的谎言不攻自破。

1938年11月28日,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坦承:“上海开战以后我忠勇将士在淞沪阵地正与敌人以绝大打击的时候,敌人以计不得逞,遂乘虚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这是由我们对侧背的疏忽,且太轻视敌军,所以将该布防部队,全部抽调到正面来,以致整个计划受到了打击,将士受了莫大的牺牲,国家受了无上的损失。实在对不起国家!”

以今日之眼光回看,1937年的所谓国军,不能称其为国家的陆军,只相当于类似三、五个国家仓卒组成之同盟军。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无比复杂,彼此企图不明,难以互信,地方不尽受中央节制等弊端尽显……失败之因并不单一。

初期抗战无争胜之可能,但对于鼓舞人心则收效极大,“各地将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这种精神并未因上海、南京失陷而减杀,如此,才有了次年的台儿庄大捷。

淞沪会战失利数日后的11月20日,唐生智被任命为南京卫戍司令,负责南京保卫战,同时国民政府正式迁都重庆。

12月8日,日军全面占领南京外围阵地。

12月10日,日军开始对南京城垣阵地展开猛攻。

12月12日,南京卫戍司令部下令弃城突围撤退。

12月13日,增援的各路日军陆续攻入南京,开始对攻占区的军民开展无差别抢劫、强奸及屠杀。

杀戮早在10日就已经展开!

在南京,数万战场上的中国官兵俘虏被集体屠杀,数万中国平民在日军搜捕溃兵时受牵连一同被屠杀。在南京的大街小巷、住宅、寺庙、村庄等处,日军随意杀害平民,被日军强奸、抢劫的受害人也往往被日军杀死灭口。根据1946年中国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调查,确认被日军集体屠杀并被毁尸灭迹有19万多人,被零散屠杀、尸体经过南京慈善团体掩埋达15万多具。

1937年12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即现在的《每日新闻》)报导两名日本军官的“杀人竞赛”。日军第十六师团中岛部队两个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其长官鼓励下,彼此相约“杀人竞赛”,两人商定从上海到南京时,谁先杀满100人为胜者。他们从上海杀到南京,向井敏明杀了89人,野田毅杀了78人,都未满100,于是“竞赛”继续。12月10日中午,两人在紫金山下相遇,彼此军刀已砍缺了口。野田谓杀了105人,向井谓杀了106人。又因无法确定是谁先达到100,故决定重新比赛,看谁先杀满150名中国人。

这些暴行一直在报纸上图文并茂,形成连载,并被称为“皇军的英雄”。

日军进入南京后到处抢劫、纵火。南京城南最繁华的商业区和人口密集的住宅区成为受害的重灾区,主要街道几乎都成废墟;而在抢劫、纵火同时,日军还有组织或分散强暴妇女,甚至对在难民区避难之妇女也不放过。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两个月内,大约有2万至8万名中国妇女遭到日军强奸。日军不分昼夜,在受害妇女的家人面前施行强暴,被强奸的妇女甚至包括12岁的幼女、60岁的老妇乃至孕妇。很多妇女被轮奸,有些妇女甚至会被日军强奸数次,以致不少妇女因承受不住日军的折磨而死去。此外,日军还强迫乱伦行为,不从就加以杀害。

德国人约翰·拉贝在1938年1月14日给上海理事会主任W.迈尔的信中说:“约两万名妇女和姑娘被强奸。”

约翰·马吉牧师记录了一起典型的强奸灭门惨案。12月13日,30个日兵闯入夏淑琴一家与房东居住的门东新路口5号,他们先杀死房东夫妻和夏淑琴的父亲,摔死了夏淑琴母亲怀里的1岁婴儿,之后轮奸母亲和另一个房间里16岁、14岁的两个姐姐,她的祖父母在试图保护孙女的时候被杀死。之后日兵杀死惨遭奸淫的母女,并且在她们的阴道里插进瓶子和木棍。当时7岁的夏淑琴和她4岁的妹妹被刺刀扎伤,她们因为昏死过去而幸存下来。最后,日兵杀死房东的两个孩子,4岁孩子被刺死,2岁孩子被用军刀劈开脑壳。

留在南京的南京大学美国籍历史系教授贝茨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三个邻居家的女人被强奸,并且发生了五次,在士兵强奸时他正好碰上。而他的一个朋友目睹了一位妇女被17个日本士兵接连不断地强奸。在12月15日,仅在南京大学的一栋楼里就有30名女大学生被强奸。三天后18个女孩在校园里六处不同的地方被日军士兵强奸。此外在南京大学校园内惨遭强奸的受害者包含9岁的小姑娘以及76岁的老妇。大学校园里的其余女性都处于极度恐慌的状态。而当时的日本驻华大使馆就位于南京大学旁边。

之前,贝茨曾看到日本人贴出告示,劝说中国人做日军劳动队的义工,并谎称过去曾是中国士兵或者参加过劳动队的人,只要参加劳动队即可既往不咎。贝茨注意到有200个男人在南京大学接受了这个条件,他们被押走后当晚就被处决了。贝茨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时讲述了此事,并因此在法庭上指控日军背信弃义……

日军在南京期间对女性的奸淫恶行是在军官默认、纵容、鼓动下的集团性暴力。日军军官甚至还把放纵士兵强奸作为鼓舞士气的工具。为了让部下发泄在上海战场上几个月的苦战中积郁的不满情绪并且鼓动部下进攻南京,日军军官向士兵宣传只要攻入南京“就可以拥有漂亮的姑娘”、“杀人、放火、强盗、强奸都可以”。日军举行入城仪式后,数万日军闯入城内,一周之内就有8000以上中国女性遭到奸淫。

魏特琳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设立的收容所是日本士兵搜索“花姑娘”的主要目标之一。日军占领南京十几天后,罪行累累的各部陆续离开,而留在南京执行“警备”的第16师团仍然在长期进行强奸作案。1938年1月下旬,天谷支队接替16师团之后,强奸案件进一步增加了。

南京沦陷之后的六个星期之内,日军几乎侵入城内所有的建筑物。据统计,城内外23.8%的建筑被纵火焚毁,63.0%的建筑遭到劫掠,因各种原因遭到破坏的建筑合计88.5%,这些破坏绝大多数都是日军在占领南京后造成的。

日军占领南京初期,5万日本士兵从中国难民那里抢夺大量生活用品和食物。此后,日军闯入市内大肆抢掠,将住宅、商店、机关、仓库等建筑洗劫一空,再用军用车辆把赃物运走,即使各国使馆也未能完全幸免。在占领南京后的一两年内,日军、日本宪兵还强占大量中国人的店铺、住宅和建筑,有的直接由日军占用,有的则无偿交给来到南京的日本平民。除了日本军人,少数日本随军记者也加入到抢掠的行径当中。

留在南京的南京大学美国籍历史系教授贝茨曾亲眼看到一支日军后勤队,这群士兵的队伍长三分之二英里,满载高等的红木和黑木家具。他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还说,挂着纳粹旗的德国商社也被纵火。

12月18日,日军于南京故宫飞行场举办陆海军合同慰灵仪式。从12月19日或20日开始,日军开始在市内纵火。日军在洗劫商店之后,经常将其付之一炬。市区南部从中华门到内桥、从太平路到新街口以及夫子庙一带是南京主要的商业区,几乎全被烧光,整个市区约三分之一的建筑物被焚毁。

中国文化珍品也遭到大掠夺。据统计,南京市共损失古物26584件,计商代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字画7720幅、书籍45979册。 

事后统计表明,对南京大屠杀期间遇难者尸体的掩埋与处理方式大致有以下五种:

1)红卍字会、崇善堂、红十字会、同善堂等慈善团体的掩埋;2)南京市民自发组织与一家一户的掩埋;3)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雇工掩埋;4)南京市、区伪政权及其下属机构的掩埋;5)日军部队的掩埋与毁尸灭迹。

听听日本《朝日新闻》特派记者今井正刚1956年12月号的目击者证言吧:

“整个码头,是一座黑黝黝的尸山。有五十个或许一百个人影在其间来回走动,他们在往江里拖尸体。痛苦的呻吟,流淌的鲜血,痉挛的肢体,再加上哑剧般的寂静。对岸隐约可见。就像月光下的泥泞一样,整个码头在微微闪光,那是血。不久,结束了作业的‘苦力’们被迫朝着江岸站成一行。‘哒哒哒……’机枪的声音,仰身,倒下,就像跳舞似得,这一伙人落入江中。结束了。……‘约有两万人。’一个军官说。”

南京大屠杀具体遇难人数一直存在争议,至今没有一致的结论,但这30万受害者的数字,已成为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造成深切苦难的象征。

还有当年国共内战时的长春围城,遇难者也是30万!只是我们从未被告知而已。

从上世纪70年代末起,在南京近8年的求学期间,我曾无数次地徜徉于南京的街头巷尾、城垣野趣,去寻找石头城与“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但却从未想到过,这座美丽的城市竟在40多年前惨遭恶魔的蹂躏和涂炭,那是一场地道的浩劫!

当年我去过中山陵,凭吊过雨花台,那里的烈士仅仅不过数百人,即使是2014年“一尊”口中说出的1519名,也全是共产党员。

那么其他的死难者呢?

2010年11月25日扬子晚报报道,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陈列改造将于明年7月1日前完工,此次改造,纪念馆陈列的主题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改成“为中华民族之崛起”。4位为了民族解放而牺牲的国民党军官,也被加入陈列内容之中。

仅仅4位!

我们那些被日军屠杀的30万南京同胞呢?

还有33.35万在淞沪会战中死伤的将士呢?

没人提起!

我惭愧,我当年竟然不知道淞沪会战和南京大屠杀!

我愤怒,仅仅才过去42年,我的记忆中却从未有过30万的南京死难者。国民的集体记忆已被人为地抹得一干二净!

想起了叶圣陶《五月卅一日急雨中》中的一段话:一口气赶到“老闸捕房”门前,我想参拜我们的伙伴的血迹,我想用舌头舔尽所有的血迹,咽入肚里。但是,没有了,一点儿也没有了!已经给仇人的水龙头冲得光光,已经给烂了心肠的人们踩得光光,更给恶魔的乱箭似的急雨洗得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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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1877 –1945)

 

提出集体记忆这一概念的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分析了记忆与遗忘的社会情境后指出:有多少团体就有多少集体记忆,特别是取得了社会支配地位的统治团体,会通过教育、宣传、纪念活动等各种方式,重构、改造乃至操纵过去,以形成社会凝聚力,使其统治正当化,继而获得民族国家认同。

因此,对过去的追忆并非简单的信息检索,而是动态的、建构性的过程。所谓集体记忆,就是一个团体,从历史中选取所需的碎片,服务于当下的自己。

是的,现在的确会塑造过去,但过去也会塑造现在。

如此一来,历史自然会丧失客观性和连续性。

好在,除非采取流氓的方式,对历史的重构总会受到制约,比如可供利用的过去毕竟有限;又比如你不能任意地选择,就像无论愿不愿意,美国人都要面对奴隶制、德国人都要面对纳粹大屠杀一样,而且在同一社会中,不同团体会各持一端、彼此争夺对过去的重构权,由此构成“记忆的政治”。

所以,记忆不是任意的!

过去总是一个持续与变迁、连续与更新的复合体。我们或许的确无法步入同一条河流,但这条河流却仍具有绵延不绝的特征。一个社会根据当下的需要,可能会将过去翻新,但即便如此,通过一套共有的基本约定和象征性规则,各个前后相继的时代也会保持它基本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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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因为1982年6月日本发生了教科书事件,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可能会封存更久。

当时,日本文部省通过了一套对日本侵略史实有多处篡改的中学教科书审定。书中将日军“侵略华北”写成了“进入华北”,将南京大屠杀的原因归结为“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

有历史学家将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归纳为三次固化:

第一次在1946—1948年间,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南京审判)对日本战犯进行的审判为主要标志。

第二次在1982年之后,以日本篡改教科书为回应,开始了一系列建馆、立碑和编史行动;

至于第三次,便是2014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设立。

其间的1949年—1981年一段,成为这一事件记忆的空白!

这些历史节点,不仅与国内政治文化情境紧密关联,也与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相互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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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先生的《东京审判》

 

抗战胜利后,对战争罪犯的审判正式启动,国民政府“以德报怨”。

1946年6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顾问向哲浚在法庭开庭此中指出,针对平民的谋杀和大屠杀、酷刑、强奸、抢劫、抢夺和肆意地摧毁财产等,是“日本战争行为的模式”,“日本军队所犯的这些反人类罪行发生在其所占领的中国的每个省份,时间从1937年—1945年。这些行为的一个突出例证发生在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后,当中国军队的所有抵抗都已停止、城市已完全由被告松井石根将军指挥的军队所控制后,暴力和犯罪开始发生,并持续了40天。”对南京大屠杀的审判是对日本战争行为模式的审判,其象征意味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

为发动民众控诉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从而推进证据的调查与收集,国民政府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1945年12月18日,离开8年后的蒋介石抵达南京巡视,国民政府同时公告:对南京市民所遭受的苦难遭遇深表关切,号召民众检举、揭发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日军暴行。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举行了还都南京的仪式,蒋介石在讲话中再次特别提到南京大屠杀:“回想到民国26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时,首都同胞惨遭大屠杀的悲剧,我们就应该痛定思痛,时时不忘我们八年来在敌人铁蹄下所受的奴隶牛马暗无天日的生活”。

同年6月11日,为配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审判,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相关的调查机构,负责南京大屠杀的罪证搜集工作,并开始了一次大规模的、全民参与的广泛调查。

为唤起民众协助调查,相关机构和团体多次在报刊上刊登广告或在大街小巷张贴公告。新闻媒体对唤醒民众的大屠杀记忆发挥了很大作用,“大屠杀”、“暴日屠城”、“南京屠城”等字眼频频见诸报端。对“12月13日”这个南京沦陷的特别日子,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战后,民众对日军的暴行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南京市民纷纷向政府申诉大屠杀冤屈,呈文内容涉及人口伤亡、人员失踪、财产损失等诸多方面。对于一些劫后余生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而言,由于遭受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对国民党政府的调查和审判,有人的态度冷漠,“不愿重抚创痕”,那些被日军强奸后的妇女尤其如此,有的人甚至“噤若寒蝉,或否认其事”。

对此,政府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引导,越来越多的幸存者和遇害者家属纷纷参加进大屠杀调查和审判中。以战犯谷寿夫案调查为例,1947年1月26日,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谷寿夫当年驻地中华门外第十一区公所开设调查庭,当天大雪纷飞,“应讯人均冒雪前往,计报到者百二十余人”。

为大屠杀死难者伸冤昭雪,是社会民众感情的自然表露。劫后余生的大屠杀幸存者在向政府陈诉、检举日军暴行之外,还在报刊杂志上撰文,介绍自己的惨痛经历。一些知识分子也意识到保存这些史料的重要性,着手搜集此类资料。

与此同时,一些社会有识之士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建议,如:

建立遇难军民的纪念性设施,载其事迹,以慰幽灵,并使我千万世之后代,有所凭吊,有所警惕;

救济被害人及其家属,使生者有所养,死者有所安;

褒扬慈善机关,似宜分别题赠匾额或颁发奖章,以示褒扬,以彰善德;

设置蜡人馆,让人见之触目惊心,震骇鬼神,“使我炎黄帝胄,染于目而烙于心,而思所以图存之道也”。

这些建议中的一部分得到了实施。

1947年12月13日上午,南京市临时参议会集合南京各机关、团体和学校代表,在毗卢寺举行了“首都陷敌殉难忠烈同胞纪念大会及公祭典礼”。大殿上系起了一张彩牌横幅,下面供奉了大屠杀遇难者的灵位,顶上悬挂着蒋介石的挽联“永念国殇”,两旁悬挂着各机关团体赠送的40多幅挽联。仪式先由市参议会、市政府、市党部和各学校代表在哀乐声中各单位逐次举行公祭,然后全体联合由陈议长做主持人全体公祭。当天下午,南京市民众团体与市民自由前往毗卢寺进行了祭奠。

只是,随后爆发的国共全面内战,极大地制约了对南京大屠杀的调查、审判以及对遇难同胞的纪念。

中共在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初即给予了高度关注,《新华日报》等报刊曾刊登多篇揭露日军暴行的报道。至于战后的南京大屠杀审判,中国共产党仍然继续予以关注,但由于中共视国民政府的法庭为旧“法统”,是致力铲除的对象,所以并未报道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谷寿夫等战犯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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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月28日,田中军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等三人在南京雨花台刑场被执行枪决

 

1949年以后,中共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对社会开始进行全面改造,美国成了中国的大敌,直到20世纪70年代,反美始终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凡是美蒋所为,都要颠倒过来!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7月6日,为纪念七七事变12周年和解放战争3周年,南京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曾参加过东京审判的陈福宝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以亲历见闻纷纷控诉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抗议的焦点从日本转成了美帝,抗议的诉求也变为“迅速缔结对日和约,以巩固世界和平”。

南京大屠杀的施暴者,顷刻间竟被“一边倒”的中日和平的呼声所取代!

这是抗议日本吗?荒诞吗?可事实就是这样!

再看看今天的“动态清零”180度大转向,历史只不过重演而已!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南京大屠杀再次被利用。1951年2月11日,6万余工人举行了“纪念‘二七’反对美帝武装日本”的示威游行。同年3月8日,12万妇女走上街头,举行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示威游行,控诉与抗议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目标,再次指向了美国。

美国与南京大屠杀暴行究竟是什么关系?

当时所有的宣传活动都沿着这样的思路:从控诉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暴行开始,连带控诉美帝及反革命分子的罪恶,引导民众逐步认识到“美、蒋、日、特务是一家”。

在这样的宣传指导下,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被歪曲。西方人士组织的难民区被描绘成日美“忠诚合作的产物”,是“受难的难民区”,是用巧妙的名词欺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曾经不顾安危救助南京市民的西方人士被指责为大屠杀的参与者和凶手!

但是,作为一场由政府主导的大屠杀控诉运动,开始不久就销声匿迹。因为南京的民众看不到在南京大屠杀中应该仇恨美国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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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拉贝(John Rabe,1882-1950)。时任任西门子驻华总代表、代理德国纳粹党南京分部副部长的他,目睹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并以一己之力保护了很多中国人

 

事实上,正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人士,对面临生灵涂炭的南京人,积极展开了感人的人道救助。

1937年11月22日,留驻在南京城内的西方人决定,仿照饶家驹神父在上海建立南市难民区的模式,建立一个“南京安全区”,给来不及撤退的中国难民提供避难所。他们成立名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私人机构,推举西门子洋行驻南京代表约翰·拉贝任主席。当时所划定的南京安全区以美国驻华大使馆所在地和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神学院、金陵中学、鼓楼医院等教会机构为中心,占地约3.86平方公里,四面以马路为界:东面以中山路为界,从新街口至山西路交叉路口;北面从山西路交叉路口向西划线至西康路;西面从上面提到的北界线向南至汉口路中段(呈拱形)再往东南划直线,直至上海路与汉中路交叉路口。界内分设25个难民收容所,最多时收容难民约25万人。

 

约翰·拉贝当时的住所,曾保护很多中国人,现为国际安全区纪念馆.jpg

约翰·拉贝当时的住所,现为国际安全区纪念馆

 

日本军占领南京后,于1938年2月下令解散南京国际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强行命令平民离开难民区。2月18日国际委员会及难民区不复存在,最后一批难民营被迫于1938年5月关闭。

在日军入城后长达数月的屠杀期间,安全区内共收留难民25万。为了救助数量庞大的难民,维持他们的生活,庇护他们少受日军伤害,国际委员会及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20多位西方成员和数百名中国成员,为此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25万人得以幸免!

救助者反倒被指控为屠夫?

历史,往往会被筛选、利用,但无中生有、甚至颠倒黑白,则是地地道道的流氓做派、无耻行径!

1960年日美签订《新安保条约》,再次激怒了中国政府,南京大屠杀被再度提起。1960年5月13日,南京40万群众在新街口、雨花台等地举行了集会和示威游行。5月21日、24日又分别集会。

这些游行集会仍然延续了50年代初的做法,群众手举标语,高呼“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中日两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等口号,南京大屠杀的日军暴行再次与美帝的阴谋罪行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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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汝璈(1904-1973),中国法学家、律师、政治人物,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

 

其实早在50年代,曾经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便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到南京大屠杀暴行。1961年,他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上发表了《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一文。根据印象深刻的暴行实例以及远东法庭的审讯和判决中所确认的一些事实和论断,将南京大屠杀与纳粹在奥斯维辛屠杀犹太人的暴行相比较,对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人数也进行了论证,呼吁中国学术界和出版界克服困难,努力填补在南京大屠杀研究方面的空白。

1960年,南京大学历史系部分教师生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调查,通过翻阅档案、收集照片、走访幸存者与见证人,编写了《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一书。两年后适逢南京大屠杀25周年,作者又对初稿进行了审定和增补。江苏人民出版社计划以内部发行的方式出版,江苏新华印刷厂甚至印刷出了清样,但最终没能出版。

这是建国以后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本研究著作。

南京大屠杀不是完全不被提及,只是偶尔为之,包括被涂上了浓厚的阶级斗争色彩而出现在高校的历史教科书中,其内容都是揭露国民党政权消极抗战、卖国投降的内容,比如:

国民党政权是“腐朽堕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证,同时也是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的证明。国民党反动派反对发动人民参加抗日战争,反对共产党动员人民抗日,甚至企图利用抗日战争削弱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这是反人民的片面抗战路线。在这种路线的指导下,国民党战场一开始就出现了节节败退的局面,直至造成了南京大屠杀……

在这样的叙述里,国民党成了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是民众应该痛恨的对象!

而真相却正相反,而且在大部分时间里被遗忘。

是有意为之!

现今披露的资料表明:抗日战争的最大赢家是中共。对此,毛泽东曾多次在不同场合毫不掩饰地同情、甚至感谢日本:

1954年12月1日会见缅甸总理吴努时,毛泽东说:“现在日本的地位也起了变化,变成半被占领国了,处于困难的境地”,“日本民族受到压迫”,因此,“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也不那么恨了,而是采取友好态度”。

1956年,毛泽东与访华的前日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

1960年,毛泽东对日本文学代表团谈话时说:“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讲过这段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说日本侵略中国不好。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

1961年,毛泽东对日本社会党顾问黑田寿男说:“……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中国抗日战争,中国人民既不能觉悟、也不会团结起来,这样一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对中国人民来说已没有其它出路了,所以才觉悟起来开始武装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军阀。”

1964年7月9日,毛泽东与参加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的亚洲、非洲、大洋洲访华代表谈话,谈及南乡三郎时说:“我们解放后,有一位日本资本家叫南乡三郎,和我谈过一次话,他说:‘很对不起你们,日本侵略了你们。’我说:‘不,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略,霸占了大半个中国,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可能胜利。’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第一,它削弱了蒋介石;第二,我们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在抗战前,我们的军队曾达到过30万,由于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减少到2万多。在八年抗战中间,我们军队发展到了120万人。你看,日本不是帮了我们的大忙?这个忙不是日本共产党帮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帮的。因为日本共产党没有侵略我们,而是日本垄断资本和它的军国主义政府侵略我们。”

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再度访华的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的谈话中又说:“我们为什么要感谢日本皇军呢?就是日本皇军来了,我们和日本皇军打,才又和蒋介石合作。2万5千人军队,打了8年,我们又发展到120万军队,有一亿人口的根据地,你们说要不要感谢呀!”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与《西行漫记》作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还说:“……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这个话我跟一个日本人讲过,此人是个资本家,叫作南乡三郎。他总是说:‘对不起,侵略你们了。’我说:不,你们帮了大忙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天皇。你们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全都起来跟你们作斗争,我们搞了一百万军队,占领了一亿人口的地方,这不都是你们帮的忙吗?”,“我喜欢这种人,喜欢世界上最反动的人,我不喜欢什么社会民主党,什么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有它欺骗的一面……”

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等来访日本客人时的谈话中说:“……我们要感谢日本,没有日本侵略中国,我们就不可能取得国共合作,我们就不能得到发展,最后取得政权。……我们是有你们的帮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见你们。”当田中角荣就“日本侵华给中国人们添了很大麻烦”的说法进行解释的时候,毛泽东说:“那就好了,你们那个增添麻烦的说法就这样解决了?”“如果没有日本侵华,也就没有共产党的胜利,更不会有今天的会谈。……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嘛”。结果在最后的中日联合公报中,根据毛泽东的说法改成了:“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严重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于是,侵华没有了,罪行不见了。

当我第一次见诸上述这些文字时,惊讶得难以置信!这真是他说的吗?

千真万确。

如果有任何更加确凿的证据来反驳,请告之。

对此,有人解释说:这是“伟人”的嬉笑怒骂,是幽默,是“哲学家”的辩证法。

然而,上述表述全部都是正式场合,而且几乎都是面对日本人!这该作何解释?

他曾说“诗言志”,但在他一生所作的诗词中,竟没有一篇与抗日战争有关。

这或许并非偶然。

即使从所谓积极的意义上去解释,为了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不惜牺牲323万中国官兵、2200万中国无辜的平民,有谁会认为这是正确的、理所应当的?

如果是,那还谈什么国家公祭?国家创伤?

如果这些并不是他真正想要表达的,那么什么才是?

惟一的解释只能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即使是数千万中国人的生命,不足惜哉!

看看后来的中国和2022年的现在,很不幸,历史一次又一次在国人面前重演!

这或许才是南京大屠杀30多年不为人知的真正原因!

也正因为如此,才会有日本右翼势力修改教科书的猖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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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纯如在公众面前驳斥日本人的挑衅

 

1982年启动的“建馆立碑编史”活动,已是毛泽东去世的6年后。倘若毛泽东没有去世,还会有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吗?还会触发中国人的愤怒与爱国热情吗?

自上世纪80年代后,南京大屠杀逐渐从学院研究中走出,公众史学、大众书籍和影视等流行文化对集体记忆的影响更为直接与深远。这方面首推张纯如于1997年出版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一书,该书面世后立即成为畅销书并被翻译成包括中、日文在内的多种语言。

正是这位勇敢的女士,在抗日战争结束半个世纪后,让南京大屠杀重现国际视野,让南京大屠杀这段被遮蔽的历史重新为广大民众所知。

我便是从那时才知道这一事件的。

此后,一批新近发掘或整理的证人证言和目击者记录相继出版,包括:中国历史学者朱成山主编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德国在华商人约翰·拉贝(John Rabe)的《拉贝日记》,中国历史学家兼教育家章开沅主编的《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美国在华传教士魏特琳(Minnie Vautrin)的《魏特琳日记》,以及日本侵华老兵东史郎的《东史郎日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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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传教士、南京大屠杀的见证者魏特琳(Minnie Vautrin,1886 –1941)

 

2015年10月,南京大屠杀档案入选联合国“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申请中日本政府的交涉和申请成功后日本政府的反对再次表明,日本侵华战争虽已在70年前结束,但至今硝烟未散。

随着近两年日本的修宪,南京大屠杀势必还会被频繁提起,这一当代记忆宿命般地处于中日“相互缠绕”的历史与现实的旋涡之中。

还有一事应该提及,2016年11月11日,美国高档连锁百货店诺德斯特龙(Nordstrom)的一款在售T恤,引起背面的图案,再次引发华裔的强烈争议。那是一幅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照片,前景是一位冷漠的西方面孔的女人,她背对着是,一名举起屠刀的日本兵正欲砍向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的中国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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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中的红字是:为什么冷漠?

 

网友George Li对此指责:“当商品伤害到公众感情的时候就需要有人为此道歉。有人敢在文化衫上印制屠杀犹太人的图片吗?有人敢在文化衫上印制奴役非洲人的图片吗?”

网友Crystal Peng则指责:你知道发生在南京的那段历史吗?这是“幸福”?你是在开玩笑吗?

诺德斯特龙公司得知此事后,多次“真诚地道歉”,表示:“我们感到非常抱歉,产品已经被移除。我们将改进我们的工作流程确保之后此类型的产品不会被提供。”

品牌所有者米歇尔(Michael Scarpellini)也对此事件做了回应:我是该品牌的所有者,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我们没有冒犯任何族群的意思。该产品是由设计师安德列(Andrea Marcaccini)设计的,想要表达的意思是:通过衣服会意具有“争议性”的惨痛历史,以提醒大家关注更加美好的未来。文化衫上的“幸福”一词的意思是给予设计师表达其想法的机会,如果这些造成了误会我们感到非常抱歉,因为作为意大利人及该品牌的所有者,我们非常理解战争的痛苦以及战争对于人民意味着什么。

服装设计者安德列则在道歉的同时解释说:其实衣服上所印制的照片是“反战”以及“反对冷漠”之意。“为什么冷漠?”才是这件产品的主题以及想要传达的观念。他还表示,因为在西方世界里没有人曾经谈起过发生在中国的大屠杀事件。产品本身没有任何冒犯性意味,相反,这是对那些“心胸狭隘的、充满偏见”的人的抗议。这是关于抗议的一种艺术化的表达方式,并不是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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