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该书是一本以美国普罗大众为对象的历史叙事著作, 而非一部学术专著，写书的目的是以尽可能多地唤起世界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张没有标榜这是一部历史专著，我想她也无意为死难数字作最终结论。 死难者数字到底是多少， 这是一个学术问题，恐怕谁也不能贸然地说自己的答案最准确。 赞成持开放的态度，欢迎各方根据收集到的证据辩论。 辩论越热烈，越有助于接近真相。
其二，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相对于国内的大屠杀研究 ，张纯如有独到和先进之处。国内的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80年代后才开始，受政治因素影响有其局限性，且长期在抽象层面进行。 张的书，是建立大量历史资料上，总体上还是严谨的。 在国内张似乎也是第一个带着录像机对幸存者进行采访的，最后把采访的幸存者口述全部完整地记录在书中。《三联生活周刊》曾经有篇文章，曾经提到张纯如研究在当时的先进性。
其三，张的书带动了很多人对投入对南京大屠杀研究。 她在南京对幸存者进行采访的翻译杨夏鸣，是南京大学老师。杨夏鸣就是在见到张纯如之后，改行做起了南京大屠杀研究，“她给我影响太深了，因为她做了一件让历史学家汗颜的工作”。也有文章提到一些外国学生是看了张的书，才知道南京大屠杀，进而产生兴趣，投入对它的研究
最后， 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资源， 需要多代人的努力。而做一个系统工程，并不是几个工程师埋头苦干，它需要各种资源资金，人力，资料，需要被关注和需要有人推动。在张纯如写书之时， 她自己承担了项目经理兼具体的执行人的职责，从最初立项，规划到最后的成书，完成一个了不起的工程。书成之后产生的热度，她对此书的推介，肯定是有助于关注甚至投身于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从而人们的认知更接近于真相。
另外，章开沅先生本人，也是认可张纯如的成就的。曾有文章说张出版此书前，曾请章开沅审阅，不知真假 。 而”三联生活周刊“一文提到， ‘章开沅觉得，中国学者做得很不够，他的一个老朋友就常常和他开玩笑，让他学习张纯如，说他和唐德刚、吴天威，“三个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老教授，还不如那个小姑娘”。章开沅觉得，在西方世界用英语写作的张纯如，把这个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她的功劳是无可替代的”’。 这既是一个历史界老前辈的鼓励，也是经验之谈吧。
我以为， 把”南京大屠杀”一书，看成一部抛砖引玉之作；把它的出版看作研究”南京大屠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而非结局，比较合适。对它的研究， 就像一个开放性的项目，可能永远没有最准确的答案，但肯定是越多的人研究越多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