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很多至今未曾解迷的案件，其中最为神秘的，莫过于1965年的印尼“九·三○”事变了。这场国际共运史上最大的反共大屠杀惨案，导致了拥有300多万党员、仅次于中共和苏共的世界上第三大共产党的覆灭，25万人头落地。由于当年中共与印尼共产党有过不寻常的关系，因此，中共一直被西方反共势力牵扯其中，在国内也从未能见过有关此事变的报道。在此事变发生40多年后，在事变后那场反共大屠杀惨案的炮制者、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已经死亡，笔者特撰此文。
事变前的印尼政局
印度尼西亚位于亚洲东南部，地跨赤道，由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一万多个大小岛屿组成，陆地面积约190万平方公里，素有千岛之国之称。2004年的人口约为2.17亿，为世界第4人口大国。
印尼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17世纪初沦为荷兰殖民地。几百年间，印尼人民反抗荷兰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1920年，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印尼共产党宣布成立。刚成立的印尼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一起，立即投入了反抗荷兰殖民者的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取代荷兰殖民者占领了印尼，印尼共产党又投入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8月17日，印尼宣布成立共和国。但遭到英军的入侵，在印尼人民的抗击下和世界舆论的谴责下，英军于1946年10月撤出印尼，但将占领区交给了荷兰殖民者。1948年12月，荷兰殖民者发动第二次殖民战争，攻占了印尼共和国临时首都日惹，苏加诺等印尼政府领导人被俘。印尼人民奋起抵抗。共产党人和爱国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15万荷兰殖民军只能固守大城市。美国乘荷兰处于困境的时机，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向荷兰施加压力，迫使荷兰在1949年12月27日将西伊里安以外的印尼领土的主权移交给印尼。从此，长达340多年的荷兰殖民统治终结。印尼重获独立后，苏加诺被印尼人民称为“国父”、“独立之父”、“印尼民族英雄”，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
1948年，印尼右派政府在美、荷支持下，制造了“茉莉芬事件”，追捕和屠杀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印尼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慕梭牺牲，约有36000名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被捕，其中约1万人惨遭杀害，全国党员只剩下了8000人。1951年，印尼共产党新领导人艾地出面收拾残局。由于艾地在反抗荷兰殖民者、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与苏加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印尼共产党又采取了一条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在短短的时间内，印尼共产党得到了飞速发展，到1960年，印尼共产党成为印尼全国最大的政党。1963年，印尼共产党拥有党员200多万人，1965年又上升到300多万人。成为当时仅次于中共和苏共的世界第三大共产党，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外最大的共产党。
对于当时印尼政治局势，所有的印尼国内外舆论都认为，印尼共产党凭借自身的强大和与苏加诺总统的良好关系，和平夺取印尼国家政权只是时间问题。印尼共产党对党的发展和成就也是沾沾自喜。他们最得意之处还在于，他们对马列主义最大的贡献，就是他们创立了一条不同于中国和苏联的道路，即和平夺取政权的道路。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曾在公开场合宣称，“在世界各国共产党中，印尼共产党最有权威谈‘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个党，因为印尼共产党参加了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政府，而且具有实行各项政策的实际潜力。”
然而，与苏加诺总统关系紧张而又亲美的一些军方高级将领，对印尼共产党即将掌握印尼政权忧心忡忡，他们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支持下，暗地里企图将苏加诺赶下台，积极寻找打击印尼共产党的时机。
此时，印尼军方内部一些拥护苏加诺，又与印尼共产党关系良好的少壮派军官也在关注局势。就在“九·三○”事变前夕，印尼军方内的这些少壮派军官打听到了一个消息，那就是与苏加诺总统关系紧张而又亲美的那些军方高级将领，有可能会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并有可能推翻苏加诺总统，改变印尼的政局，使印尼转向西方。为此，这些少壮派军官经过周密策划，决定先发制人，抢在前面，用极端手段铲除这些高级军官。
事变的爆发
1965年9月30日深夜，“九·三o”事变的领导人翁东中校向参与事变的部队下达了命令。几小时后，4个连的部队分乘十余辆大卡车，从距首都雅加达7公里的集结地——鳄鱼洞，向首都雅加达悄然出发。
在印尼军队内，翁东是个出名的少壮派领袖人物。
早在著名的“茉莉芬”暴动中，据说翁东就与印尼共产党并肩战斗过。后来，他在印尼反抗荷兰殖民者、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斗争中屡立战功。1949年荷兰殖民当局被迫承认印尼独立后，翁东一直在印尼军队中任低级职务。1962年5月，印尼发起了收复仍被荷兰殖民者占据的西伊里安的战役，翁东亲率一支空降部队深入西伊里安的原始森林中，在著名的基诺山战斗中，翁东率军与荷兰军队激战，名声大噪。次年2月14日，苏加诺总统在独立宫前的草坪上，亲自为翁东授勋，将他晋升为中校。1965年，翁东又出任精锐的总统卫队营长这一要职。在他的周围，渐渐地聚集起了一批与他志同道合的中青年少壮军官，如陆军战略后备指挥部驻西班加里曼丹司令苏马尔佐准将，陆军第5军区步兵旅长拉蒂夫上校，哈利姆空军基地保卫团长苏约诺中校等人，正是这些人，构成了发动“九·三○”事变的核心。
4个连的事变部队抵达首都雅加达后，已是10月1日凌晨，部队按既定计划分成7支抓捕部队，分别扑向印尼陆军7名高级领导人的住所。每支抓捕部队到达各自负责抓捕的高级将领住所时，都分成3支小部队。一支负责把守四周的街道，一支负责包围住所，另一支直接进屋抓人。所有的理由只有一个：总统要他们立即到总统府去。
印尼国防部长纳苏蒂安是事变部队的首要目标，一支数量最大的抓捕部队来到了住处，纳苏蒂安听到动静后，已经猜出了是怎么回事。当士兵们在敲门时，他在夫人帮助下，翻上墙头，跳进了一墙之隔的伊拉克驻印尼大使馆内。一名士兵发现有人翻上墙头，于是便开了一枪，但没有打中纳苏蒂安。在混乱中，纳苏蒂安的女儿被打伤后致死。他的副官站了出来，趁乱穿上纳苏蒂安的制服，被事变部队误认为是纳苏蒂安而抓走。
在抓捕陆军部长雅尼的行动中，他没有怀疑总统要他立即到总统府去的命令有何不妥，他要求进屋去洗一下澡和换换衣服，当他的要求被拒绝时，他冲着士兵们发了火。随后双方发生冲突，雅尼被士兵们开枪打死。
除了纳苏蒂安和雅尼外，在抓捕其他5名高级将领的行动中，有两名将领因拒捕而被打死，另外3名将领被活捉，他们被带到了鳄鱼洞关押。10月1日凌晨6时左右，3名被活捉的将领，还有冒充纳苏蒂安的副官共4人，被枪杀于鳄鱼洞的一口废井中。
与此同时，事变部队也在雅加达市中心展开了行动。约1000人的事变部队分别控制了总统府和广播电台，后者是控制国内外信息传播的关键所在。当天，在印尼最重要的中爪哇地区，三宝垄、日惹和梭罗等城市也发生了类似首都雅加达的事变，当地事变部队发表声明，支持雅加达发生的事变。
至此，7名印尼陆军高级将领中的6名被打死，加上总统府和广播电台被控制，事变看来取得初步成功。
然而，翁东等事变领导人还没有与印尼的灵魂人物苏加诺总统取得联系。在印尼，任何人都知道，任何政治事变，如果没有苏加诺总统的支持，要想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同时，他们更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犯下了一个到死不能饶恕的致命错误：即他们忽略了印尼陆军中的强硬人物——地位仅次于陆军部长的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正是这个人，使得“九·三○”事变陷入失败，包括翁东等事变领导人在内的几十万人头落地，拥有300多万党员的印尼共产党全党覆灭。
事变的高峰与失败
就在“九·三○”事变发生的当天晚上，苏加诺在首都雅加达的一个体育馆在印尼全国技术人员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会后，他于晚上11点左右回到了总统府。但过了一会儿，他离开了总统府，前往他的第四个妻子、日本舞女出身的黛薇处过夜。第二天一大早，苏加诺像往常一样，早早便起了床，6点钟时，他在赶往总统府的路上，听到了国防部长纳苏蒂安和另外几位陆军将领家中出事的消息，并且听说了纳苏蒂安情况不明。由于无法知道局势详情，也出于安全考虑的原因，他立即放弃了前往总统府和几位妻子住处的想法，而是前往他认为较安全的哈利姆空军基地。
在控制了总统府和广播电台，以及全部抓捕解决了6名陆军高级将领后，10月1日清晨7时10分，翁东等事变领导人在印尼广播电台，向全国宣读了事变后的第一份公告。
在这份公告中，事变领导人说，他们为了避免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扶植的印尼军内将领的压制，已对这些将领进行了逮捕。他们还说到，苏加诺总统和一些知名人士，已经受到他们的保护。但是，公告中没有对苏加诺进行平时那种歌功颂德式的颂扬，也很少提到苏加诺的名字，这使得民众听起来，有一种此次事变是反对总统的感觉。
公告还公布了由45人组成的“印尼革命委员会”，翁东出任革命委员会主席，苏马尔佐准将和拉蒂关上校分任副主席。45名革命委员会委员中，包括了印尼各主要势力的代表，几乎有一半是政府官员，一位副总理和外交部长留任，5名共产党的代表也在内，但印尼共产党的主要领袖都没有在名单中。与此相反，其他主要党派的主要领袖的名字却赫然在目。印尼六大军种都有代表。最让人跌破眼镜的，是名单中居然没有苏加诺总统的名字。公告宣布，“革命委员会是印尼共和国国内一切权力的中心”，并且将在全国各地成立省、县、乡、村各级革命委员会。
接着，翁东等事变领导人派人到哈利姆空军基地会见苏加诺总统，以求得他的支持。苏加诺对事变的态度，到今各方说法不一。事变的胜利者陆军军方在政治上亲向西方，自然希望找出苏加诺支持事变的材料，以便踢开苏哈托，把印尼国家的政治方向转向西方。更大的阴谋是，借此机会，解决即将掌握政权的印尼共产党。不知苏加诺是由于无法知道印尼国防部长纳苏蒂的真实准确下落，担心军队会有什么样的行动，或是对事变不知情，但客观事实是，他迟迟没有对事变进行表态。这使得事变领导人大失所望。
后来一些史学家为此进行了评说，苏加诺没有对事变进行公开支持表态，是印尼“九·三○”事变失败的分水岭。
就在这时。身为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的苏哈托果断采取了军事行动，他自行接管了陆军的指挥权，发布了没有他，任何人不能调动军队的命令。随即，他取得了警察、海军的支持，并立即调动忠于他的部队向首都雅加达挺进。下午6时，忠于苏哈托的部队开始进攻电台和电讯大楼，由于力量的悬殊，忠于翁东的事变部队无法抵抗，纷纷向哈利姆空军基地撤退。当晚，忠于苏哈托的部队向哈利姆空军基地进攻，到了第二天上午，忠于苏哈托的部队控制了哈利姆空军基地，事变部队溃散。
随后，从10月2日起，忠于苏哈托的部队向中爪哇地区的三宝垄、日惹和梭罗等城市发起进攻，并在10月5日前攻占了这几座城市。
至此，“九·三○”事变完全失败。
震惊世界的反共大屠杀
事变失败后，掌握了大权的苏哈托在全国范围内抓捕翁东等事变领导人。
翁东等事变领导人分别潜藏，翁东本人在事变后，一直躲藏在首都雅加达市郊的农村，后来，他前往中爪哇地区，由于风声紧张，又决定前往他的家乡。在他做出决定两天后，他换上当地平民的服装，乘坐一辆普通的公共汽车悄悄地启程了。然而，就在这辆车上，他被两名士兵认了出来。1968年9月，苏哈托承认，翁东在1967年12月被处决。
另一名事变领导人拉蒂夫上校在雅加达市郊躲藏了约10天后，又悄悄返回雅加达，不幸被俘。被俘时他进行了抵抗，据说他的双腿中弹，后来被截肢。直到1978年5月，他才被判处无期徒刑。
另一名事变领导人苏马尔佐准将则一直到一年半后，才被苏哈托的陆军抓获。他于1970年5月被处决。哈利姆空军基地保卫团长苏约诺中校则早在事变后的十余天就被军方抓获，与翁东一起在1967年12月被处决。与此同时，大批参加事变的官兵也相继被抓或被杀。
苏哈托决心利用这一良机彻底解决印尼共产党。为此，他公开宣称印尼共产党策划并参与了此次事变，在全国范围内抓捕艾地等印尼共产党领导人，同时掀起了一场血腥的反共大屠杀。
印尼共产党紧急发表了与此次事变无关的声明，但苏哈托根本不予理睬。原来对印尼共产党一直有好感的苏加诺总统，由于怕事变与此有牵连，加上也已处于自身难保的境地，此时已无力保护印尼共产党了。
事变的失败和苏哈托的血腥反共大屠杀，使印尼共产党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由于印尼共产党一直标榜的是和平夺取政权，在军事上处于一片空白。因此，在这场血腥的反共大屠杀中，只能引颈就刎。
最先被捕的是印尼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大雅加达市委负责人约诺，他于10月5日被捕。次年2月被处死刑；印尼共产党第一副主席鲁克曼和第二副主席约多在军方的追捕中被杀；印尼共产党第4号人物苏斯蒂曼随之遇难。到1967年3月，印尼共产党中央政治局5名常委中有4名遇难；10名政治局委员中有6名遇难。其他中央委员和各级党组织负责人，以及大批党员骨干纷纷被捕牺牲，全国各地的党组织陷于瘫痪。军方出于对共产党的愤恨，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采取了活埋、刺杀、枪决等手段，全国陷入一片恐怖之中。
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于10月2日离开了首都雅加达，之后，他化装辗转来到了印尼共产党势力颇大的中爪哇地区，10月5日后，他再也没有公开露过面。他的安全由这里的共产党员负责保卫，他们对共产党忠心耿耿，安全措施十分得力，艾地的安全保障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然而，谁也没料到的是，印尼陆军谍报处早就混入了印尼共产党核心内部，一名代号为“H”的特务竟然混进了艾地的贴身警卫队伍中，艾地甚至躲藏在他的家中。1965年11月22日这天，一支印尼军队来到艾地藏身的小村庄，挨家挨户地搜查。当他们来到艾地藏身的这户人家时，艾地已经藏入了密室中，然而，士兵们在密室旁边的柜子旁边发现了一双拖鞋，他们移开了柜子，艾地就这样被捕了。几小时后。艾地被枪决。几十年过去了，他的尸体的埋藏地点，至今仍被印尼军方严格保密。
1965年12月，当得知艾地殉难后，老泪纵横的毛主席写下了这样一首词：
卜算子
——棹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艾地同志
疏枝立寒窗，笑在百花前。
奈何笑容难为久，春来反凋残。
残固不堪残。何须自寻烦?
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
“九·三○”事变后，美选派马歇尔·格林为驻印尼大使。格林到任后，积极参与了反共大屠杀行动。1990年，格林和美国其他退休外交官及中央情报局官员承认，他们曾向印尼军人提供了5000名印尼共的干部名单。这些人很快被抓捕和处决。另外，近年来的资料也表明，澳大利亚也参与了印尼的大屠杀。
在这场反共大屠杀中究竟有多少人遇害。各方众说纷纭。事变后印尼军方公布的数字是8.7万人；国际上有人认为是50万人；而美国中央情报局公布的数字是接近25万人。考虑到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印尼军方的特殊密切关系，25万人这个数字是可靠的最低数字。
尾声
印尼“九·三○”事变之后产生了三大后果：一是印尼共产党的覆灭；二是印尼从一个对中国和苏联友好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亲美和亲西方的国家；第三个后果，则是被印尼人民称为“国父”的苏加诺总统政治生命的终结。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九·三○”事变给东西方的史学家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迷。
不解之谜之一是：印尼共产党究竟在这场事变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在事变刚刚失败时，虽然印尼共产党紧急发表了与此次事变无关的声明。但印尼军方认为，事变是印尼共产党一手策划和领导的，他们因此对印尼共产党进行了大屠杀。据事变后美国中央情报局披露的众多材料和当事人(包括对事变领导人和印尼共产党中央负责人)的审讯记录，证明发起“九·三○”事变的核心人物有5人，即翁东、拉蒂夫、苏约诺和印尼共产党中央特别局局长夏姆和副局长波诺，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夏姆和波诺。事变当天，正是他们5人在现场进行指挥。印尼共产党中央特别局是党内的秘密组织，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事变的报告称，夏姆和波诺在印尼共产党内的地位极为神秘，甚至连一些政治局委员都不知情。印尼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约诺在审讯中说，“党的秘密组织，只限于党的主席艾地一人掌握。”夏姆本人在审讯中声称自己是“‘九月三十日运动’背后的智囊”。据说印尼共产党在次年，曾在党内通报了夏姆“叛党”一事。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结论认为，“印尼共产党在策划政变中起着中心的作用，这是确切无疑的。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所有重大决定都是由印尼共产党做的。”奇怪的是，夏姆和波诺两人事变后被处死刑，但据说直到80年代初都没有执行。
不解之谜之二是：印尼“国父”苏加诺总统在这场事变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印尼军方在事变后，一直认为总统与事变有牵连，并出示了许多相关材料。但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报告结论中认为，军方的这些材料，不能确定总统与事变有牵连，至多只是同情事变而已。但印尼军方却一直不放过总统，事变之后，苏哈托竭力寻找苏加诺总统参与了事变的证据，但都缺乏明证。1966年3月11日，手握实权的苏哈托派人前往总统行宫，逼迫苏加诺签署了由苏哈托代理总统的“命令书”。次年8月又制定了禁止共产主义活动的“25号决定书”。1967年3月，苏加诺总统被逼下台。1970年6月21日，苏加诺病逝于首都雅加达，一代枭雄从精神到肉体都永远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不解之谜之三是：中国在这次事变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由于事变前印尼、苏加诺总统及印尼共产党和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印尼军方在事变后，一直试图寻找中国与事变有联系的证据，但都拿不出确切证据。军方在审讯夏姆时，向他问到事变是否与中共情报部门有牵连时，与军方十分配合的夏姆却断然否定，“绝对没有任何关系”。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事变的报告称，“应该认为，没有证据证明中国直接插手了这次印尼政变。”但美方又认为，如果获得了事变前夕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访问中国时的谈话内容，就可以最后做出结论了。但苏哈托在当政的几十年中，一直咬定中国与事变有牵连。多次发起大规模迫害华人华侨的活动，并有在一次迫害活动中集体强奸上千名华人华侨妇女的惨无人道的行为。
1998年5月，独裁了33年的苏哈托被控贪污腐化而被赶下台。2008年元月17日，苏哈托病死，终年86岁。
4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当年印尼“九·三○”事变几乎所有的重要参与人与知情人都已离开了这个世界。但只要印尼、美国、中国当年有关这次事变的档案不能真正公开，40多年前的印尼“九·三○”事变真相永远也是一个迷。至于在“九·三○”事变死亡的25万生灵，只要印尼政局不能走向真正的民主，则更是永远不能申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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