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阿妍最近写了篇关于多伦多华人媒体号召力的文章。文中提到一家华人电视台，大部分播放广东话节目，连字幕都不加，流失了讲国语的观众。阿妍的文章在网上贴出，立刻引来百余条评论。评论的内容，已经偏离媒体号召力这一主题，成了一场针对广东话和讲广东话群体的批斗和滥骂。更有读者说，广东人自私、狭隘、自娱自乐、夜郎自大，误导老外把一种难听的方言，当做CHINESE。
看了这么些对广东话的攻击，我的心是有点不平的。广东话是中国的七大方言之一，也是一种很有特色，很有文化底蕴的方言。广东话通行于广东大部分地区、广西东南部、港澳，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等地也有很大影响力。我出生于广西东南的一个县城，母语是一种和广州话较为接近的粤系方言。离开广西，外出求学工作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已经脱离了广东话的生活环境。但是广东话，对我来说是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随时脱口而出的一种语言。这种语言让我有回家的亲切。
不来加拿大，我还没意识到，原来会讲广东话，也是一种有用的谋生工具。二零零一年，连找份餐馆工都难的萧条时期，我在登陆后，很快找到在一份中文报纸打字的兼职工，然后又到一家香港人开的移民公司做文职。这两份工作，让我迅速解决了温饱问题，还让我在怀孕期间，有个比较舒适的办公环境。在这里工作，我知道老板为什么只请会讲广东话的人，因为他们所服务的，是以讲广东话为主的客户。广东话在这里，是一种有效的、必须的沟通工具，不存在什么“老板歧视不会讲广东话的应征者”的问题。
跟我一起来的朋友们，有一些因不懂广东话而没在华人公司找到工作的，反应大体有两种，一是把广东话学好，一是远离广东话的工作圈子。不管哪种反应，我都佩服。北方人学广东话不容易，有的朋友硬是给学会了，还讲得很好，这需要努力还需要灵气。而我的一个朋友，在三次找餐馆工，因不会讲广东话而被拒之后，下决心回到校园读书，毕业后在一家大型电讯公司找到高薪工作。回想这几年的求学找工经历，朋友笑着说：“幸好我不会讲广东话，幸好那几个香港和广东的餐馆老板看不上我，要不然，可能我今天还在唐人街打着工。”
所以说，广东话和所有的语言一样，是一种交流工具。这种工具，只在一定范围内有用。你会讲广东话，在这个圈子里混得顺些，没什么了不起，没资格看不起不讲广东话的人。不讲广东话的，不在这个范围混就行，外面的天地更广阔。如果你曾经因为不会讲广东话，而有过不愉快的经历，也没有必要太敏感，没必要看不起广东话这种方言，以及讲这种方言的群体。
后来我在银行的基层工作，大约服务四百个客户，其中讲英文、国语的和广东话的大约各占三分之一。我公司的电话留言，依次用三种语言录好，所以很长。有朋友开玩笑说：“ALEX，想给你留几句话真不容易，要听你显摆完三种语言才行。”其实，我真不是显摆，是工作需要。
坦白说，这三种语言我哪种都讲不标准。象我们这些二三十岁才移民的人，想要说一口纯正的英语，这辈子怕是难了。我那普通话里的南方口音，怎么也去不掉。就连我从小就说的粤系方言，也不是标准的广东话。广西粤语和广州话的区别，挺明显的，比如说我们把“四”念成“SEE”，正宗广府话念成“SEI”，后来我通过看无线剧集，以及结交讲正宗广府话的朋友，试着去掉自己的乡音，这么多年下来，再不把“SEI”发成“SEE”了。我拿腔拿调时，说的广东话好象也正宗，可是一不注意或是一急起来，乡音就出来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可以用广东话，和客户们顺利沟通，不会因为我的乡音而有阻碍，也不会因为乡音而被人歧视和笑话。在加拿大讲广东话的人中，其实讲正宗广府话的人只是一部分。粤系方言有很多分支，很多口音，没有哪一种是主流，能沟通就行。
因为歧视广东话，而把普通话树为主流的朋友，有很大一部分，其实也讲不好标准的普通话。大家来自中国各地，普通话带有各式各样的口音，互相之间，很少会因为不同的口音而产生歧视和排斥。这种排斥，却更多地用在了广东话之上。也许广东话这种方言太强势，以至于让人有点不舒服。我家先生不懂广东话，为了避免他的排斥感，我在家里不说广东话。有朋友问我为什么不教儿子讲粤语，让他国粤英三通。首先我要考虑孩子他爸的感受，如果我跟孩子说粤语，他爸就无法参与我们的交谈，一家三口的和谐气氛没了；其次，孩子在加拿大出生，能掌握国语和英语两种语言已经不容易，不能给他再增加负担；更重要的一点，我骨子是接受普通话教育的人，在文化上，认同“普通话是主流”这一观点。广东话不过是一种方言，没必要当个本事来学。周围讲广东话的朋友，不管来自两广还是港澳，很多都把孩子送去学国语，这也说明了，在中国话里，国语是主流，是方向。
这阵子，儿子去了一家香港人办的夏令营，每周有一天学习广东话的课程。一开始我很担心，孩子长到六岁半，没有在广东话的环境里呆过，在一堆讲广东话的孩子中间，他会不会有挫折感？两个星期后我知道自己的担心很多余，儿子说：“别人怎么说，我就跟着学，不懂我就问。”他虽然连广东话的皮毛都没学到，却也会背几首广东儿歌，而且学得很开心。孩子对于语言，能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大人为何不能？
阿妍文章的评论中，隐约还有那么种声音：争论华人媒体的影响力、争论普通话还是广东话哪个有用，根本就没有意义，唯有英语、英文媒体也是真正的主流。这让我想起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客户，明明是中国人，却不说中国话，哪怕见着国人，也只讲英语。在北美出生长大、中文已经退化的中国人，只说英语是很自然的。
可对于那些来加拿大才几年，为了显示自己融入了“主流社会”，就不再讲中国话的国人，我心里是带着不屑的。我的这种不屑，也许是 “酸葡萄”心理在作怪。到加拿大八年多，除了上班时讲些英语，和各种族裔的客户打打交道，在大部分时间里，我还是活在华人圈里，看华人电视，上华人网，交华人朋友，看华人医生。不是不学英语，不是不想“主流”。只是会讲英语，也不能在西人朋友那里找到心灵深处的共鸣；哪怕带上英语发声字典，看医生的时候，勉强说得出哪个器官有伤痛，却形容不出痛的滋味，是剧烈地痛、隐隐地痛，还是放射状的痛。所以我宁愿去华人医生那里排两个小时的队，也没信心去看等候时间短，据说态度还格外好的西人或其它族裔的医生。
几星期前见了一个客户。见面前她在我电话里用英语留言，确定时间和事项。她的英语比我的还烂，从她把SUPPORT念成“撒炮”，我都能判断出，她大概是个东北人。见面后我用国语向她问好，她用英语回我。我也只能用英语回她。可是谈着谈着，她有几个投资名词说不上来，蹦出两句国语，我也就立刻换上了国语频道。没想道她又说上了英语，并说：“ALEX，你们在士嘉堡，中国人很多吗？平时上班都讲国语吗？”接着她告诉我，她在市中心的西人大公司上班，只讲英语。她不住华人聚焦的地方，不看华人医生，不逛华人超市。临走前，她用一种带着同情的眼光看着我，象是说：可怜啊，这个活在边缘的非主流人！
送走她后，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不知为什么，和国人讲英语，让我有一种演戏的感觉。我想跟她讲中文，不因为我不会说英语。我的英语不标准，看电影还有听不懂台词的时候，但在我的工作领域中，我已经有了足够的沟通能力。我的黑人老板愿意请我，并把我当作她的爱将之一，不是因为我的英文，而是因为我有足够的从业资格，会讲国语和粤语，能照顾到这个区域大部分的客户。
记得有一天，我因为赶时间，电话录音里只说了英文，没说国语广东话。一位客户打来后留言：“你怎么不讲中文啊？不讲中文的话，以后我就不找你了！”这位客户只会讲广东话，如果没有广东话服务，她会不安，还可能会把放在我们银行的巨额资金转走。你可以认为这位客户只讲广东话，文化层次低，可银行做生意的就这么现实，有钱就是上帝。上帝要广东话服务，我们就提供广东话服务。有一天，如果我因为只讲英语而怠慢了这位客户，我的老板不会因为我的英语说得好，“主流”了而赞赏我，而会因为走失了一位尊贵的客户而唯我是问。语言是什么，交流的工具，哪个工具有用就使哪个，没有“主流非主流”，没有“贵贱”之分。
那位只讲英语的东北客户，还让我想起了我的大学同学。同学是在多伦多市中心上班的金融精英，有加拿大学历，嫁了老外，住西人聚居的豪宅区。我曾经以为，她会不再听中国音乐、吃中国餐，而被全盘西化了去。可后来我才知道，她和我一样，车上放许茹芸的CD，逛华人超市，上华人网站。她的老外老公在场时，我们也会演戏一样说英文，但只要他一走，我们象过去一样，用广西和湖南口音的普通话，聊家长里短，啃鱼头吃鸡杂，回味那份从大学时代就开始的友谊，感受一份从出生就种下的，种在思想深处的文化和情感的共鸣。在我们相处的时候，那种共鸣，就是我们的“主流”。
如此说来，无论在哪种语言环境里，所谓的“主流”，就是让你觉得自然和舒适的感受。说着带乡音广东话的我是自然舒适的，看广东话电影电视、听粤语歌的我，是容易感动和到共鸣的。那些电影电视一旦译成国语，效果就打了折扣。粤系方言那种饱含生活和市井气息的幽默感，译成国语后可能不是那么回事了。粤语歌更有自己的韵味，陈奕迅的《明年今日》，可以让人听出眼泪，而国语版的《十年》，却平淡似水。
讲广东话的国人，受的总还是普通话的教育。读普通话小说，用普通话写文，看普通话电影电视，此间不只是语言的认知问题，更是深层次的文化根基。我看《潜伏》、《金婚》，却不会推荐给来自香港的同事看，以他们所受的历史文化教育，未必能体会出这些片子的精彩。那些以广东话行文的随笔和小说，我看着觉得晦涩，远不如普通话的看得投入。
随着华人移民的不断涌入，华人社区的不断强大，普通话和广东话在加拿大的地位，变得越来越“主流”。有时候，我们也开始“强势”地使用起自己的语言。在公司里，常常看到中国同事用中文交谈，而不理会身边其它族裔同事或客户的感受。这无论在办公场合，或是在午餐室里，应该算不礼貌的行为。设身处地想一下，如果自己在午餐室里吃饭，身边人用泰米尔语大声交谈，我们会不会觉得受孤立和冷落，甚至以为别人在说自己坏话？在这些场合，说英语应该更得体，更合乎主流。
什么是主流？在加拿大这个多民族的移民国家，很难说哪一种语言、哪一种文化是绝对的主流。真正的主流，应该是四个字：多元，包容。
看了这么些对广东话的攻击，我的心是有点不平的。广东话是中国的七大方言之一，也是一种很有特色，很有文化底蕴的方言。广东话通行于广东大部分地区、广西东南部、港澳，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等地也有很大影响力。我出生于广西东南的一个县城，母语是一种和广州话较为接近的粤系方言。离开广西，外出求学工作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已经脱离了广东话的生活环境。但是广东话，对我来说是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随时脱口而出的一种语言。这种语言让我有回家的亲切。
不来加拿大，我还没意识到，原来会讲广东话，也是一种有用的谋生工具。二零零一年，连找份餐馆工都难的萧条时期，我在登陆后，很快找到在一份中文报纸打字的兼职工，然后又到一家香港人开的移民公司做文职。这两份工作，让我迅速解决了温饱问题，还让我在怀孕期间，有个比较舒适的办公环境。在这里工作，我知道老板为什么只请会讲广东话的人，因为他们所服务的，是以讲广东话为主的客户。广东话在这里，是一种有效的、必须的沟通工具，不存在什么“老板歧视不会讲广东话的应征者”的问题。
跟我一起来的朋友们，有一些因不懂广东话而没在华人公司找到工作的，反应大体有两种，一是把广东话学好，一是远离广东话的工作圈子。不管哪种反应，我都佩服。北方人学广东话不容易，有的朋友硬是给学会了，还讲得很好，这需要努力还需要灵气。而我的一个朋友，在三次找餐馆工，因不会讲广东话而被拒之后，下决心回到校园读书，毕业后在一家大型电讯公司找到高薪工作。回想这几年的求学找工经历，朋友笑着说：“幸好我不会讲广东话，幸好那几个香港和广东的餐馆老板看不上我，要不然，可能我今天还在唐人街打着工。”
所以说，广东话和所有的语言一样，是一种交流工具。这种工具，只在一定范围内有用。你会讲广东话，在这个圈子里混得顺些，没什么了不起，没资格看不起不讲广东话的人。不讲广东话的，不在这个范围混就行，外面的天地更广阔。如果你曾经因为不会讲广东话，而有过不愉快的经历，也没有必要太敏感，没必要看不起广东话这种方言，以及讲这种方言的群体。
后来我在银行的基层工作，大约服务四百个客户，其中讲英文、国语的和广东话的大约各占三分之一。我公司的电话留言，依次用三种语言录好，所以很长。有朋友开玩笑说：“ALEX，想给你留几句话真不容易，要听你显摆完三种语言才行。”其实，我真不是显摆，是工作需要。
坦白说，这三种语言我哪种都讲不标准。象我们这些二三十岁才移民的人，想要说一口纯正的英语，这辈子怕是难了。我那普通话里的南方口音，怎么也去不掉。就连我从小就说的粤系方言，也不是标准的广东话。广西粤语和广州话的区别，挺明显的，比如说我们把“四”念成“SEE”，正宗广府话念成“SEI”，后来我通过看无线剧集，以及结交讲正宗广府话的朋友，试着去掉自己的乡音，这么多年下来，再不把“SEI”发成“SEE”了。我拿腔拿调时，说的广东话好象也正宗，可是一不注意或是一急起来，乡音就出来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可以用广东话，和客户们顺利沟通，不会因为我的乡音而有阻碍，也不会因为乡音而被人歧视和笑话。在加拿大讲广东话的人中，其实讲正宗广府话的人只是一部分。粤系方言有很多分支，很多口音，没有哪一种是主流，能沟通就行。
因为歧视广东话，而把普通话树为主流的朋友，有很大一部分，其实也讲不好标准的普通话。大家来自中国各地，普通话带有各式各样的口音，互相之间，很少会因为不同的口音而产生歧视和排斥。这种排斥，却更多地用在了广东话之上。也许广东话这种方言太强势，以至于让人有点不舒服。我家先生不懂广东话，为了避免他的排斥感，我在家里不说广东话。有朋友问我为什么不教儿子讲粤语，让他国粤英三通。首先我要考虑孩子他爸的感受，如果我跟孩子说粤语，他爸就无法参与我们的交谈，一家三口的和谐气氛没了；其次，孩子在加拿大出生，能掌握国语和英语两种语言已经不容易，不能给他再增加负担；更重要的一点，我骨子是接受普通话教育的人，在文化上，认同“普通话是主流”这一观点。广东话不过是一种方言，没必要当个本事来学。周围讲广东话的朋友，不管来自两广还是港澳，很多都把孩子送去学国语，这也说明了，在中国话里，国语是主流，是方向。
这阵子，儿子去了一家香港人办的夏令营，每周有一天学习广东话的课程。一开始我很担心，孩子长到六岁半，没有在广东话的环境里呆过，在一堆讲广东话的孩子中间，他会不会有挫折感？两个星期后我知道自己的担心很多余，儿子说：“别人怎么说，我就跟着学，不懂我就问。”他虽然连广东话的皮毛都没学到，却也会背几首广东儿歌，而且学得很开心。孩子对于语言，能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大人为何不能？
阿妍文章的评论中，隐约还有那么种声音：争论华人媒体的影响力、争论普通话还是广东话哪个有用，根本就没有意义，唯有英语、英文媒体也是真正的主流。这让我想起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客户，明明是中国人，却不说中国话，哪怕见着国人，也只讲英语。在北美出生长大、中文已经退化的中国人，只说英语是很自然的。
可对于那些来加拿大才几年，为了显示自己融入了“主流社会”，就不再讲中国话的国人，我心里是带着不屑的。我的这种不屑，也许是 “酸葡萄”心理在作怪。到加拿大八年多，除了上班时讲些英语，和各种族裔的客户打打交道，在大部分时间里，我还是活在华人圈里，看华人电视，上华人网，交华人朋友，看华人医生。不是不学英语，不是不想“主流”。只是会讲英语，也不能在西人朋友那里找到心灵深处的共鸣；哪怕带上英语发声字典，看医生的时候，勉强说得出哪个器官有伤痛，却形容不出痛的滋味，是剧烈地痛、隐隐地痛，还是放射状的痛。所以我宁愿去华人医生那里排两个小时的队，也没信心去看等候时间短，据说态度还格外好的西人或其它族裔的医生。
几星期前见了一个客户。见面前她在我电话里用英语留言，确定时间和事项。她的英语比我的还烂，从她把SUPPORT念成“撒炮”，我都能判断出，她大概是个东北人。见面后我用国语向她问好，她用英语回我。我也只能用英语回她。可是谈着谈着，她有几个投资名词说不上来，蹦出两句国语，我也就立刻换上了国语频道。没想道她又说上了英语，并说：“ALEX，你们在士嘉堡，中国人很多吗？平时上班都讲国语吗？”接着她告诉我，她在市中心的西人大公司上班，只讲英语。她不住华人聚焦的地方，不看华人医生，不逛华人超市。临走前，她用一种带着同情的眼光看着我，象是说：可怜啊，这个活在边缘的非主流人！
送走她后，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不知为什么，和国人讲英语，让我有一种演戏的感觉。我想跟她讲中文，不因为我不会说英语。我的英语不标准，看电影还有听不懂台词的时候，但在我的工作领域中，我已经有了足够的沟通能力。我的黑人老板愿意请我，并把我当作她的爱将之一，不是因为我的英文，而是因为我有足够的从业资格，会讲国语和粤语，能照顾到这个区域大部分的客户。
记得有一天，我因为赶时间，电话录音里只说了英文，没说国语广东话。一位客户打来后留言：“你怎么不讲中文啊？不讲中文的话，以后我就不找你了！”这位客户只会讲广东话，如果没有广东话服务，她会不安，还可能会把放在我们银行的巨额资金转走。你可以认为这位客户只讲广东话，文化层次低，可银行做生意的就这么现实，有钱就是上帝。上帝要广东话服务，我们就提供广东话服务。有一天，如果我因为只讲英语而怠慢了这位客户，我的老板不会因为我的英语说得好，“主流”了而赞赏我，而会因为走失了一位尊贵的客户而唯我是问。语言是什么，交流的工具，哪个工具有用就使哪个，没有“主流非主流”，没有“贵贱”之分。
那位只讲英语的东北客户，还让我想起了我的大学同学。同学是在多伦多市中心上班的金融精英，有加拿大学历，嫁了老外，住西人聚居的豪宅区。我曾经以为，她会不再听中国音乐、吃中国餐，而被全盘西化了去。可后来我才知道，她和我一样，车上放许茹芸的CD，逛华人超市，上华人网站。她的老外老公在场时，我们也会演戏一样说英文，但只要他一走，我们象过去一样，用广西和湖南口音的普通话，聊家长里短，啃鱼头吃鸡杂，回味那份从大学时代就开始的友谊，感受一份从出生就种下的，种在思想深处的文化和情感的共鸣。在我们相处的时候，那种共鸣，就是我们的“主流”。
如此说来，无论在哪种语言环境里，所谓的“主流”，就是让你觉得自然和舒适的感受。说着带乡音广东话的我是自然舒适的，看广东话电影电视、听粤语歌的我，是容易感动和到共鸣的。那些电影电视一旦译成国语，效果就打了折扣。粤系方言那种饱含生活和市井气息的幽默感，译成国语后可能不是那么回事了。粤语歌更有自己的韵味，陈奕迅的《明年今日》，可以让人听出眼泪，而国语版的《十年》，却平淡似水。
讲广东话的国人，受的总还是普通话的教育。读普通话小说，用普通话写文，看普通话电影电视，此间不只是语言的认知问题，更是深层次的文化根基。我看《潜伏》、《金婚》，却不会推荐给来自香港的同事看，以他们所受的历史文化教育，未必能体会出这些片子的精彩。那些以广东话行文的随笔和小说，我看着觉得晦涩，远不如普通话的看得投入。
随着华人移民的不断涌入，华人社区的不断强大，普通话和广东话在加拿大的地位，变得越来越“主流”。有时候，我们也开始“强势”地使用起自己的语言。在公司里，常常看到中国同事用中文交谈，而不理会身边其它族裔同事或客户的感受。这无论在办公场合，或是在午餐室里，应该算不礼貌的行为。设身处地想一下，如果自己在午餐室里吃饭，身边人用泰米尔语大声交谈，我们会不会觉得受孤立和冷落，甚至以为别人在说自己坏话？在这些场合，说英语应该更得体，更合乎主流。
什么是主流？在加拿大这个多民族的移民国家，很难说哪一种语言、哪一种文化是绝对的主流。真正的主流，应该是四个字：多元，包容。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