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都当过“暴徒”，人生终于圆满》
—— 写在美国250周年国庆前夜
2026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这是一个难得的整数，从年初开始，美国人就在举办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人人都想蹭250这个吉利数字的热度。当然，热衷于时不时搞个大新闻、痴迷于自我表演的大统领川普绝不会放过这难得的自我吹嘘的绝佳机会，我们会有一个热闹非凡的国庆节。
回想当年我考托福考GRE，后来又在秀水街踩点打探签证行情，为签证担忧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一晃眼，在美国工作生活近三十年了。作为一个在马里兰州生活了多年的第一代华人移民，看着街头庆祝的红白蓝彩带，我的思绪总是在两个历史现场之间剧烈跳跃。一个是1989年6月4日的北京，另一个是2021年1月6日的华盛顿特区。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我亲历了两场相隔32年、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荒诞的是，在这两场分别发生在中国和美国的重大政治风波中，按照当时的官方定义，我都扮演了同一个角色——“暴徒”。
站在2026年这个历史的节点上，作为来自华人群体的民间见证者，我说说这两段真实的经历。毕竟，在着两个大国都被当作暴徒的人，可能不是很多，在中美都做过暴徒，人生也算完满了。
一、 1989年，北京：从象牙塔到“平暴展览”
八十年代是一个空气里都飘浮着理想主义颗粒的年代。八十年代后半期，中国正面临着物价飞涨、官倒横行等现实问题。当时中国的大学生们，心中有一股极其纯粹的渴望，希望推动社会变革与民主自由。
1989年的春季，是我大学四年级的最后一学期，我那时还在广州读大学，但已经定了八月底去北京读研究生。我就等着7月拿到毕业证，过完暑假就去北京。
然后是胡耀邦的突然离世，中国的高校像火药桶里炸裂了一颗火星，学生在在天安门广场自发悼念胡耀邦的活动逐步蔓延到全国各地的高校，人们多年的不满终于演变成罢课游行，要求打倒官倒，推动中国民主自由等政治诉求。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席卷全国。
我那时是毕业班，班里的大多同学还是有些担心明目张胆地参加游行会影响到毕业分配，一些同学都是分散着参加，不和认识的同学（尤其是本班同学）成群结队一起去。这样的人包括我在内。我和同宿舍一个会写毛笔字的同学在写过声援运动的答复标语在半夜里贴到宿舍楼的外墙上。我们班的一个女生很活跃，组织本校学生到省政府游行请愿，后来成了本地高自联的头儿，那段时间本市电视台的新闻里差不多每天都有她拿着话筒带队游行、演讲的画面。
六月三日夜晚的枪声震碎了一切。那一夜我们在学校里一夜未眠，凌晨三点半是，宿舍区一片怒吼与骚动，香港的电台和美国之音随时报道着天安门广场的情况，说是军队已经开进广场，已有二十多人死亡，四点时新闻说有几十人，四点半的香港电台说丧亡人数越来越多，北京城内一片枪声。香港电台的新闻每半小时一次，后面的新闻说已不清楚死亡人数。校园里的人们悲愤到了极点，凌晨五点，人们愤怒地吼叫着要去游行、去堵珠江上的海珠桥。
接着两天，广州市内的交通要道海珠大桥被游行地队伍堵了个严严实实。人们发泄着愤怒。那几天，学校里兵荒马乱，各种谣言满天飞，一会儿说学校要被军管，一会儿说部队都快开进来了，一会儿又听说部队停在半路，有条件的同学纷纷收拾东西逃离学校。我是外地生，系主任对我说我可以随时躲到他家。这位老师很开明，八十年代初被公派到美国做过三年半访问学者，在本专业领域的美国顶级期刊上发过两篇长篇论文。我到北京一年后才知道他曾在暗中保护过我。学运期间有个一次问责签名的活动，上面的内容是责问既然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属于人大，那为何中国大的决策都有一个并不担任人大职务的老头子拍板。一天中午我偶然在系办公楼里的公告栏上看见这个请愿签名单，上面还没有人签名，我想都没想，就在上面第一个签了字。那天可能中午吃饭时间，我在楼道里没有看见其他人。一年后有同学来北京说起来，我才知道系主任不知什么时候看见了那张签名单，我的名字赫然是第一个，他把请愿单揭了下来。他的原话是“白纸黑字的事情还是避免为好，以防以后有口莫辩”。经历过文革的一代果然有人生经验，知道中国政府清算学生绝不会手软。
天安门一开枪，大家都知道形势必会大变，肯定会有秋后算账。我们本来应该时七月毕业离校的，毕业证上用毛笔填写的日期也是七月。但有一天老师说大家尽快组织毕业前的活动，比如告别会，毕业聚餐等等，因为学校把毕业时间提前三周，听说那时不少单位已给学校来函退回毕业生。据说学校的意思时赶紧让毕业生离校去单位报道，免得额外生枝。由是，我的本科毕业证上的日期有两处是改动过的，明显是毛笔字“七月”被硬行改为“六月”，以至于每次我给别人看我的毕业证时，我都要解释毕业证是真的，那不是我自己改的。
那一阵子，全国的铁路运输网有几条干线中断。我们班的豪华毕业纪念册是向外地订购的，包裹被困在不知什么地方，直到我们毕业离校时还没到达。我们班有只好临时买了学校商店里卖的那种简易毕业纪念册，大家将就着签毕业赠言。
政府果然正式把学生运动定位反革命暴乱，政治气氛骤然收紧。八月我如期到了北京，去后的一件事就是和一个参加了北京六四学运的高中和大学时的校友（比我高一届，88年考入人大读研究生）去军事博物馆参观政府举办的大型“平息反革命暴乱成果展览”。我和校友自嘲地说，暴徒来看平暴展览，真的很讽刺，像黑色幽默，“我们是胡汉三，又回来了”。我们俩人一阵苦笑。
没到秋后，算账就已经开始了。同学告知我我门班那位进高自联的女同学被抓进去了。其实我在六月底离校前和几个同班同学与她一起在校门外的大排档吃花生喝啤酒时就问她为什么还不跑路，她说她是可以跑去香港的，但是她不打算去。我那次才知道她爸爸是一个大城市公安局的副局长，也许她有其他安排。很明显她爸最终也没能保得了她。她后来在监狱里被关了两年才放出来。
我比较幸运，秋后算账最终没算到我头上，全因研究生院老师的开明。我进研究生院九个月后的一天，政治辅导员拿着一张纸，笑着问我在本科期间是否得罪过系里的政工干部，或是有过什么冲突和过节，她把手中的纸张给了我，原来是一份政治审查结论，我这下才知道每个学生现在都有一份由系里政工干部写的该生在学运期间的表现和鉴定，即便是毕业去了外地，也是有的。我在大学本科期间，常顶撞政治辅导员的说教，他对我崇尚西方的政治体制民主自由的想法非常不满，但因我那届以系里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大学四年成绩在系里也是常年第一，得过诸多学校奖励和奖学金，他没法收拾我；这下终于找到机会了。签定表上的评语对我非常不利，说我常发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在同学间起了非常不好的影响，按标准，我就是有问题的那一类学生。
但是研究生院的辅导员对我说，“你们在广州，哪有多大的事啊，你这个政治鉴定怎么比在北京参加了学运的学生还糟糕，还严重呢？这不合情理嘛。”然后她对我说，这个鉴定就不放进档案里，“你看一遍，销毁掉，千万不要留着！”我看过后真把那份签定撕成细小碎片，扔进厕所的蹲坑冲走了。 我很感谢这位年轻开明的女辅导员，只是她的名字我现在都不记得了。
总之天安门的枪声震碎了一切。随之而来的，是长达数年令人窒息的政治氛围。生活也困顿无聊。周围很多同学和同事去美国留学，不过我对继续待在自己的冷门专业毫无兴趣，更别说出国去继续读这个专业了。那时Internet在中科院兴起，我和几个朋友组建公司，打算在计算机联网工程方面大干一番，那时我也结了婚，因老婆是铁了心博士毕业后去美国做博士后的，我不得不拿起托福和GRE单词书，然后，生活翻到了下一页。
二、 2021年，华盛顿：国会山前的红线
初到美国，我像所有初代移民一样，惊叹于美国的物质繁华，政治的宽松。美国，毕竟开创了现代国家政治体制先河，是自由民主的灯塔，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在这个崇尚法治和言论自由的社会里谋生。求学，找工作、换工作、生孩子、买房子、办身份，典型新移民和工薪阶层的配方。
我曾以为，美国是一座永恒的民主灯塔。在这里，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着每一个普通人说话的权利，体制的制衡可以让社会永远在轨道内运行。
但过去的二十年里，通过屏幕和报纸，眼睁睁地看着美国开始走向一种缓慢而痛苦的衰落。社会撕裂得像两块无法缝合的布，两党不再是为了国家利益而妥协，而是纯粹的党同伐异。媒体上的新闻越来越极端，常识被情绪取代。曾经高度运转的民主，似乎变成了一场内耗的笑话。那个曾经充满积极进取精神，所向披靡，一夜之间把高速公路铺到全境的美国不见了，我们看见被极端的政治正确，男女同厕所、逆向种族歧视、别国利益高于本国利益的种种荒唐政府拖垮的美国。
这种眼见“第二故乡”滑向深渊的痛心，在2020年大选后达到了顶点。
2021年1月6日，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日子。那天清晨，华盛顿特区的风冷得刺骨，气温在摄氏零度左右。我套上厚重的羽绒服，驱车前往国家广场（National Mall）。
现场的景象极其震撼。无数人从全美各地赶来，他们穿着红色的衣服，挥舞着各式各样的旗帜。人群里有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夫妇，有步伐不在灵便的老人，也有像我一样神色严肃的中年人。三十二年后，我再次站成了抗议者的姿态。
在集会现场，当听到台上的政治演讲时，人群的情绪开始被点燃。正午过后，人潮开始顺着宾夕法尼亚大道向国会大厦（Capitol Hill）方向涌动。
我跟着人群一路走到了国会大厦外围的草坪上。随着距离国会大厦越来越近，空气中的火药味开始浓烈起来。扩音喇叭里传出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前方的人群开始推搡，现场甚至升起了烟雾。
我看见在前排的人群开始剧烈前涌，有很多人开始攀爬上国会上高高的平台。平台，
头顶突然炸响巨大的爆炸声，震耳欲聋，感觉脑袋都快要被炸开一样。然后我看见国会山前面平台上空散开浓烈的烟雾，烟雾下面，很多人已经爬上了平台，最前面的人群在往国会里面冲。平台下面大量示威的人群还在往上涌。
继而又是一阵惊爆的炸裂声，似乎就在头顶上方。
有人说是催泪瓦斯。果然，我看到了以前只在电视里看到一幕：政府军用垂泪瓦斯驱散示威的群众，但那都是发生在南美或欧洲的二流国家，绝然没想到在这世界上民主政治手段最先进最完备的美国，这种低级的烂剧上演。
我看到最前面的人群种经略国会大厦。那一瞬间，我的理智拉响了警报。我对自己说：“不行，这过线了。”
游行示威、表达对选举结果的不满，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自由，也是民主的一部分，这没问题。但是，强行冲击最高立法机构，性质就彻底变了。那是暴力，是犯罪，是对法治底线的公然践踏。
32年前在中国，我参加过游行，但没有想过或参与过任何诉诸于暴力的行为。 32年后在华盛顿DC, 我同样认为冲击国会是不能容忍的。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我自己非常胆小，我害怕和厌恶暴力。
没有犹豫，我立刻转身，逆着疯狂向前涌动的人潮，一步步退出了国会山广场。在寒风中，我走回了停放车辆的街区。
后来的结果全世界都看到了。那一天被定义为美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暴乱之一。在后来的国会听证会、媒体报道以及当时的联邦政府叙事中，那一天所有出现在国会山抗议的人群，被统称为“暴徒（Rioters）”。
坐在回马里兰的车里，看着后视镜里远去的国会山穹顶，我扯了扯衣领，露出一丝极度复杂的苦笑。三十多年前在北京，我是一顶宏大政治帽子下的“暴徒”；三十多年后在华盛顿，我再次成了一幅历史剪影里的“暴徒”。
三、 结语：幸耶？悲耶？
作为一名第一代华人移民，我有幸，亦或是有悲，在短短一生中亲历了这两个震惊世界、相隔32年的历史事件。
我常常对比这两段经历。这两个我曾深爱并将生命嵌入其中的国家，到底各自出了什么问题？
- 1989年的北京，那个体系的悲剧在于它管得太死。它容不下任何异质的声音，连青年人最纯粹的、希望国家变好的发声渠道都要彻底堵死，最后用强力将整个社会的活力和理想主义一刀切断。
- 2021年的华盛顿，这个体制的困境在于它撕裂太甚。自由在过度的政客操弄和阶层对抗下，走向了解构与无序。当民主不再基于法治和常识，而是退化为情绪的宣泄和暴力的边缘暗示时，制度的灯塔便开始在风雨中摇晃。
一个硬化到了极致，一个软化到了失去底线。作为历史的夹缝人，我见证了前者的冷酷，也目睹了后者的混乱。
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各种庆况活动规模宏大。大统领川普--这个地球上最大的自恋型人格障碍症患者（也就是精神病患者），强奸犯、金融诈骗犯（照抄在纸上虚拟出来的喜玛拉雅国的伪总统郭文贵大骗子发喜币的伎俩，伙同他那个用钱买来的年轻老婆一起用总统名号发行自家虚拟货币）-- 推动政府发行了印有其头像的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护照；川普的马仔和狗腿子们早就计划打破法律禁止将任何在世人员的头像印在国家货币和证券上的规定，试图让铸币局发行$250的纸币，并把强奸犯和金融诈骗犯的头像放上去。
在这个全国都在反思未来的节点上，我写下这些最真实的民间见证。真正的融入和热爱，带着对它历史伤疤的清醒认知，依然选择在这里生活、纳税、思考。
不管怎么说，在跨越半个地球的两个超级大国里，我都当过一回官方叙事里的“暴徒”——有双面间谍一说，不知是否有“双面暴徒”一说——在两条历史的急流中，我看到了权力的冷酷，也看到了群盲的狂热。
对我一个在这世界上求生活的普通个体而言，见证了这样的历史，我的人生，也算是在某种戏剧性的张力中，终于圆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