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这个词，在古时候原本是指无业游民。后来，又逐渐增加了“不务正业”“为非作歹”的含义。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流氓”已经成了一种极具政治意味的罪名。它不仅意味着下流、无赖，更意味着一种道德上的“敌人”。
而我第一次被扣上“流氓”这个帽子的时候，只有五岁。小时候，我和大多数同龄孩子一样，上过幼儿园。那是六十年代末，一个月十二块钱，吃喝拉撒睡全在幼儿园里。在那里，有我童年的快乐，也有很多说不清的困惑。
老师告诉我们：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美国的小朋友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可怜；台湾的小朋友连菜叶子和香蕉皮都捡来吃。我听得难受。于是偷偷把几天舍不得吃的馒头攒下来，交给老师，希望她能转给台湾的小朋友。每天早晨，我们都要站在毛主席画像前敬礼、背诵“老三篇”。那个年代，人活得小心翼翼。一句话说错，轻则挨批，重则成了“反革命”。
我小时候胆子很大。有一次，一个小朋友骂我“孙子”，我立刻学会了这个词。为了显得自己懂得多，我竟随口把报纸上的一个领导干部也骂成了“孙子”。结果被邻居听见，告诉了父母。我被狠狠打了一顿。我当时特别不服：说一句“孙子”为什么就要挨毒打？那要是说“重孙子”，是不是该枪毙了？
那时我根本不懂什么叫文化大革命，更不懂什么叫反革命。四合院里，有个小伙伴的奶奶，是个特别善良的人。每次见到我，不是给糖，就是给点心。可有一天，她被绑在院子中央批斗。一群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围着她，骂她“地主婆”，有人揪她头发，有人把她往树上撞。我完全无法理解。在一个孩子眼里，谁给我糖吃，谁就是好人。
我哇哇大哭，大声喊：“奶奶不是坏人！”父母吓坏了，赶紧拿毛巾堵住我的嘴，小声哀求：“你个小祖宗，别给家里惹祸了。再哭，腿都给你打断！”可我还是不服。只是嘴被堵住，再也哭不出声音。
幼儿园里还有一次“吃忆苦饭”。槐树叶拌着棒子面，黑乎乎一团，看起来像狗屎。老师要求每个孩子都必须吃，用来体验旧社会的苦难。老师自己已经吃了三个。我只咬了一口。那东西堵在嗓子眼，怎么都咽不下去，眼泪都出来了。趁别人不注意，我偷偷把嚼过的“忆苦饭”吐进了课桌肚里。结果课后检查时被发现。老师把我揪出来，当着全班批评。我那时才五岁，却偏偏嘴硬，不但不认错，还跟老师顶嘴。气得老师都哭了。从那以后，她开始恨我了。
真正改变我一生的，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有一天课后，老师让我留下，说父母会提前来接我。晚上，父母沉着脸把我带回家。这一次，我终于听懂了大人们在说什么。原来，班里一个小女孩告诉老师：我们在一起玩拍手游戏的时候，我把手放到了她两腿之间。老师立刻下了结论：“这孩子在耍流氓。”她马上通知了我父母单位的党委书记。父母所在单位的领导特批他们请假，提前把我带回家。那天，老师严厉批评父母：“你们对孩子教育有问题。这样发展下去，将来一定会走犯罪的道路。”
那天晚上，父母争论了很久。母亲说：“不打，以后就真成流氓了。”她是共产党员，一向相信“严格教育”。父亲却说：“一个五岁的孩子，他懂什么？他不可能是故意的。”父亲是非党人士，刚被打成“当权派”。两人争吵了很久。最后，我逃过了一顿打。
可从那天起，“流氓”这个词，像烙印一样刻进了我的心里。我开始害怕自己。我会反复问：那个孩子真的是流氓吗？那是一种犯罪吗？一个五岁的孩子，真的会对异性产生欲望吗？
很多年以后，我已经成年，也有了自己的家庭。再和年迈的父母谈起这件事，他们只是无奈地解释：“那个年代，谁都不敢大意。弄不好，全家都会出事。”母亲单位曾有个孩子开玩笑说：“我们家有枪。”结果，他父亲立刻被抓去审讯。几天后，因为受不了折磨，自杀了。
后来我读了很多书。我从没见过哪个真正的流氓，是从五岁开始的。可那个“流氓”的标签，却伴随了我整个少年时代。我甚至会下意识地约束自己，仿佛身体里真的藏着某种危险的东西，随时可能“发作”。现在回头看，那并不是一个孩子的问题。那是一整个时代，把恐惧、政治、道德审判和荒谬，强行塞进了孩子的世界。我们这一代漂泊海外的人，回忆起那个年代时，常常会想：我们当年那些仰望、疑惑与恐惧，是否终于可以被理解？我们是不是终于明白：那不仅仅是一场政治运动，更是一场深刻的文化灾难。
这是以前写的文章，做了一些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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