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半生创伤记忆

我刚刚完成一篇关于海鸥札记，提到五岁时在鼓浪屿海边第一次见到海鸥时的情形。

 

写罢意犹未尽，从抽屉里翻出老相册，找到了几十年前全家在鼓浪屿菽庄花园的一张黑白合照。我们一家四口以日光岩为背景，妈妈搂着我，爸爸搂着妹妹。妹妹站着，其余几个人坐在白色花岗岩筑成的四十四桥上 ，拍下了这幅春水长天照片。

 

（照片摄于七十年代，我将年份遮住了）

老妈有一个好习惯，总会在每张老照片背后写上拍照时间和地点。有时她甚至直接吩咐照相馆的工作人员在冲洗出来的照片上留下印刷体的时间地点。从这张全家福底部留白处的一行印刷体字，我发现拍摄的时间在我五岁那年的春天，不禁纳闷起来：五岁那年的春天我不是在闽中山区吗？妹妹也在那里，爸爸那会儿正陪着妈妈在上海治病，我们全家怎么会突然出现在鼓浪屿呢？再说，第一次回厦门老家是五岁时和妈妈一起去的，我穿着夏天的裙子，在轮渡边见到了好多只展翅高飞的海鸥呢。

 

五岁那年春天发生的事，就像烙印一樣，一闭上眼睛，就会一幕幕在脑海里展现开来。先生常常说，那是我的创伤记忆，带着强烈的情绪冲击，长期下来成为“高优先”的记忆，被永久保存下来。几年前，我将这段创伤记忆以小说形式写在了《边城岁月》里，用文字疗愈了自己。

 

我将这张全家福给先生看，他猜测道：“是不是当年你爸妈决定到上海治病前，特地到乡下接了妹妹回福州，全家人又一起回厦门探亲，顺便拍下了全家福？”

 

我连连否认：“不可能，妈妈那时都病得快死了，爸爸妈妈自顾不暇，把我扔在福州亲戚家里，写信吩咐两个在沙县务农的舅舅来福州接我，他俩就去上海了。他俩哪有心情和精力去乡下接妹妹呢？”

 

鉴于妈妈对痛苦往事的记忆常常出现有意无意的偏差，我没有向她求证此事，而是发了微信给定居台北的舅舅：“您还记得第一次接我去沙县的情形吗？”

 

舅舅答：“大概是在你四岁的时候，具体细节我记不清了！”

 

也就是说，我的创伤记忆是在四岁时就形成的，而我一直认为那时自己五岁，是因为妈妈不时提起：“你五岁时，我去上海最好的肿瘤医院动手术……”受过旧式教育的妈妈习惯讲虚岁，而我从小则接受了实岁观念。鼓浪屿的全家福是妈妈大病初愈后拍摄的，难怪她和爸爸都笑的那么开心。我由此推断，自己第一次回故乡厦门时才四岁，是与妈妈同行的，五岁那年的春天第二次回乡。

 

捋顺了创伤记忆的前后脉络后，竟然有如释重负的感觉。我童年时的照片并不多，如今只余几张，四五岁时的每张照片总是苦着脸。妈妈说，那时无论给我拍照的叔叔怎么哄，我都笑不出来。好容易面部肌肉抽动了几下，以为挤出了笑容，拍出来的却是一幅哭相，彷佛受了天大的委屈。

 

幸运的是，尽管幼年时痛苦的记忆如影随形伴随了我大半辈子，上天却赐予了我一幅感恩的心肠和用文字舔舐伤口的能力。如今的我每天都在笑，有时微笑，有时开怀大笑，有时含泪地笑……

 

生活不总是那么糟糕，我的创伤记忆可以翻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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