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十年前，我在一家外资企业担任小职员。我的大老板--销售市场总经理，是当年叱咤三资企业管理界的风云人物。作为中方的代表参与了和国际著名YY公司成立合资公司的的所有谈判及过程，因为其出色的英语口语及经商才能，被外商看中被挖过去成为了外方的销售总经理，然后经过几次跳槽，到了我们公司担任销售市场总经理，当时年薪1百万人民币。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上海地铁一号线终点梅陇的商品房单价约1000元每平方。按其收入，一年买个几套房是小菜一碟。当年老板给我们开会打鸡血，说好好干，有一天你们也会成为我一样的成功人士。当时傻乎乎的，就信了。但毕竟古话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逐渐的，就了解到了很多老板的黑幕。当年为了打开国内市场，母公司给了大概一千万每年的市场开发及广告宣传费用。结果老板把自己所有的亲戚朋友都组织起来，但凡能进公司的，都招进来当了副总或者主任。学历不够，不能招进来的开了一系列的广告公司，策划公司，把总公司的营销预算给贪得十之八九。又在销售业绩上搞小动作，骗公司奖金，后来东窗事发，因为种种原因，公司并未严格的走法律程序，只是让其自己卷铺盖走人。于是他带着赚来的万贯家财，华丽转身到了下家公司，继续相同的操作，继续祸害下家公司。而外商因为这事丧失了对本土人士的信任，再加上几年的投资基本都打了水漂，在几年后最后决定彻底退出中国市场。现在看起来，这种事，在当年，在现在，在国内，在国外，在私企，在政府，都是普遍现象。但对当时小白的我，却是极其震撼，以至于我决定“弃暗投明”，投奔“法纪严明，民主自由”的西方国家。
初来驾到的几年，真的感觉太好了，连呼吸的空气中都散发着“法纪严明，民主自由”的味道。但同样的，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对西方社会文化的了解，随着自己在国外阅历的增加，感觉却越来越不对头。起因是2008年后，在研究次贷危机没在加拿大发生时，对加拿大的银行历史略微做了下研究。在加拿大的金融历史上，曾经是保险公司几家独大，银行的业务及规模跟几个保险公司比都相差甚远，因为历史上银行的业务受到了很多规定的限制。然后有一位加拿大的经济部长minister of finance,做了一系列的骚操作，解除了约束银行业务发展的条条框框，以至于银行规模急速增长，最终超越碾压保险业保险公司，形成了现在五大行的状态。而这位经济部长则功成名就后，低调地去了某个大银行当了董事。而最近保守党领袖poilievre在和土豆就加拿大的食品价格，通胀的撕逼大战中，互相指责对方有现役或退役官员参与了大型零售商Loblaws的业务，从中获利。
这事在南面也是相当普遍。宪法大街，宾州大街上的咨询公司里的雇员，说客或老板里的绝大部分（90%+？）和政府现任或前任官员有着不同一般的关系。但凡看过美剧纸牌屋的应该都很熟悉。这绝对不是空穴来风的故事虚构。
早年在天朝经历的是赤裸裸的黑，现在在西方经历的是更隐蔽，更高级，更深层次的黑。天朝讲究的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有钱不拿，人走茶凉。西方讲究的是契约精神，你现在给我权，我将来给你利，你现在给我利，我将来给你返利，都是权和利的游戏里的潜规则。
天下乌鸦终究是一般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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