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拉丁美洲的例子

今年早些时候，和平与外交研究所（IPD）组织了一次关于拉丁美洲的虚拟圆桌会议，以讨论加拿大在该地区利益的性质和范围，IPD 更广泛的工作计划是关于加拿大在拉丁美洲不断变化的利益。不断变化的国际秩序

圆桌会议探讨的问题和观点包括：相对于欧洲和亚洲等历来优先考虑的其他地区，拉丁美洲应在加拿大的战略地图中占据什么位置；是否有可能设想与巴西等主要区域参与者在气候变化和环境治理等特定问题上建立更深入的伙伴关系，尽管我们对加拿大优先考虑的其他问题的看法可能不一致；以及加拿大以自己独特的声音、价值观和观点在该地区发言和存在的战略重要性。关于后一点，如下文将详述的，历史证明加拿大如何能够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同时与美国邻国保持良好关系。

圆桌会议由加拿大外交界最杰出的“拉丁美洲主义者”吉列尔莫·里什钦斯基（Guillermo Rishchynski）精心主持，吸引了具有广泛专业知识和参与该地区事务的与会者，并自由地交换了意见和观点。

许多与会者指出，尽管加拿大与该地区有着悠久的接触历史和积极的关系，但加拿大只是断断续续地、短暂地给拉丁美洲带来了高层持续关注。这被认为是不协调和不恰当的，因为拉丁美洲属于我们所属的半球，也因为该地区从一系列角度对加拿大具有明显的重要性，包括重大的商业和投资利益，以及一系列当代问题。全球和区域重要性，例如移民、各种跨国威胁等。除了这些传统的外交政策重要性基准之外，与会者指出，加拿大在与拉丁美洲的关系中享有不小的比较优势：我们被视为“另一个”繁荣、现代、

加拿大在与拉丁美洲的关系中享有不小的比较优势：我们被视为“另一个”繁荣、现代、治理良好和稳定的西半球伙伴，没有任何拖累美国关系和声誉的沉重争议性历史包袱。在该区域。

在哈珀政府领导下，也许这是唯一一次，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被正式公开宣布为外交政策优先事项。但正如圆桌会议期间批评人士指出的那样，哈珀领导下对拉丁美洲的优先考虑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和促进加拿大在该地区的投资上，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采掘业，包括将我们的发展计划与支持商业项目联系起来。

如果说哈珀政府的“美洲战略”没有带来任何持久价值，那是不公平的。高层政治关注的增加无疑提高了加拿大在该地区的政治形象。但过于狭隘地关注经济利益，有时过于僵化的意识形态/政治身份（例如对洪都拉斯政变的反应，美洲和福克兰群岛峰会上对古巴的立场等），最终分散了高层的注意力。其他地区（阿富汗、中东、乌克兰）的优先事件削弱了产生变革性影响的机会（如果这曾经是目标的话）。

在外交政策方面，注意力和资源必须长期持续，才能实现变革；他们不在这种情况下，而且历史上也没有出现在拉丁美洲。缺乏一致性和持久力对加拿大来说不仅是在拉丁美洲的挑战，而且正如过去几个月关于加拿大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秩序中的地位的一系列激动人心的IPD讨论所表明的那样，外交政策的优先顺序，即加拿大应该将其政治注意力和资源集中在哪里，这一问题一如既往地存在问题，而且可以说比我们历史上几乎任何其他时期都更加严重。加拿大的疆域过于狭小，涉及太多的地区、问题和群体，这是历史、联盟、人口统计和侨民的影响，难以克服。

加拿大的疆域过于狭小，涉及太多的地区、问题和群体，这是历史、联盟、人口统计和侨民的影响，难以克服。

对于加拿大这样的国家来说，情况总是如此，国际参与工具——注意力、时间和资源——的部署将是被动的，被头条新闻所吸引，无论所涉及的问题是否是是否有官方优先权。最近 IPD 圆桌讨论的一位与会者强调，为了在对加拿大重要的领域产生影响，我们应该减少对欧洲的承诺。无论该论点的实质性优点是什么（充分披露：我认为微乎其微），任何人都可以想象，针对乌克兰事件，任何加拿大政府可能会表示我们不会对这个问题投入主要关注，因为我们的优先事项是别处？明显地，

拉丁美洲有一个富有启发性的例子来说明这种动态。加拿大能够为拉丁美洲带来持续有效的高层政治关注和参与的时期之一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中美洲冲突期间。几年来，持续的政治参与、外交部长、总理、议会委员会和众多高级官员对该地区的高层访问，加拿大领导了联合国维和人员在该地区的初步部署。加拿大在该地区及其他地区确立了作为中美洲主导的和平进程的主要外部支持者的明确身份。

当然，影响加拿大或任何类似国家选择投资外交政策资源的因素有多种。在这种情况下，外交部长乔·克拉克的个人承诺以及总理布莱恩·马尔罗尼的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主要推动因素是中美洲“成为新闻焦点”，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优先事项，也是加拿大人非常感兴趣的主题。毕竟，那是罗纳德·里根提到马那瓜距德克萨斯州哈林根“两天车程”的时代（结果是一系列令人难忘的杜恩斯伯里连环画，这也许是美国误导性的对待世界的唯一好处。地区及其灾难性的实施。）

回顾这一事件，引人注目的是加拿大的参与与美国的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在美国对尼加拉瓜实施经济制裁并寻求推翻其政府的同时，加拿大与桑地诺政府保持着亲切甚至友好的关系，并维持了双边发展合作资金。同样，在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加拿大明确谴责侵犯人权的行为（由美国训练的军队实施），并实行特殊的“国内”难民选择程序，允许反对美国支持政权的个人在加拿大获得难民身份。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保守党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加拿大总理（莫罗尼）和美国总统（里根）之间的关系仍然密切而温暖。

今天，很难想象加拿大政府会如此公开地采取与美国政策相矛盾的立场（也可能是华盛顿对此的容忍度较低）。最近的委内瑞拉事件，很难看出加拿大考虑不周的参与是出于在华盛顿赢得分数的利益之外的任何动机，这与支持谈判和“地区主导”的和平进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中美洲。谁能想象，如果加拿大今天面临像1960年古巴那样的情况，我们会选择抵制美国的压力并制定自己的政策？

我们不应低估加拿大的国际声誉和影响力，以及历史上拉丁美洲和世界大部分地区对加拿大的钦佩，这在多大程度上源于我们以独立声音说话的能力和意愿。

我们不应低估加拿大的国际声誉和影响力，以及历史上在拉丁美洲和世界大部分地区对加拿大的钦佩，这在多大程度上源于我们以独立声音说话、实行外交的能力和意愿战略同理心，并捍卫超越联盟共同利益的价值观。

 

撰写者：

 

 

马修·莱文

马修·莱文 (Matthew Levin) 是 IPD 顾问委员会的成员，除在加拿大外交部门担任过其他职务外，还曾担任加拿大驻哥伦比亚、古巴和西班牙大使。

 

（谷歌翻译：HOW CANADA CAN SPEAK WITH ITS OWN VOICE: THE EXAMPLE OF LATIN AMERI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