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我发表了一篇文章，解释了为什么我不相信《环球新闻》的报道，即议员董晗鹏据称是“中国选举干预网络的幕后成员”，他含蓄地向一名中国外交官建议，中国应该继续监禁迈克尔·斯帕弗和迈克尔·康明凯。

如果您有几分钟时间但尚未阅读该文章，我建议您现在就阅读。里面有很多相关的细节。总而言之，我认为，“总体而言，[全球新闻记者萨姆]库珀的报道缺乏说服力。它几乎完全依赖于匿名的 CSIS 来源。它未能证实这些消息来源提出的许多指控。它并没有试图解决他们故事中的任何不一致之处。它没有兴趣询问他们为什么会提出这些主张。而且它过去对董的处理具有误导性（因为在故事中隐藏了非常重要的细节）。”

过去几天发生的事件让我觉得表达怀疑更有道理。

3 月 23 日，即《全球新闻》发布有关董的报道的第二天，《环球邮报》发表了罗伯特·法伊夫和史蒂文·蔡斯的一篇文章，其中包含一些关键细节。

董告诉《环球报》，他打算对环球新闻提起诽谤诉讼，并表示：“这是为了我家人的荣誉。这些指控非常严重。他们是不真实的。” 有人提起诽谤诉讼并不意味着他们被指控的内容不正确，或者他们甚至一定认为这是错误或不公平的。虚假诉讼不断发生（导致反 SLAPP 法律的出台）。然而，这些诉讼也可能导致人们对指控以及发现过程中出现的不雅信息给予更多关注，这意味着原告始终面临风险。

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了解了全球新闻发布报告之前幕后发生的一些细节。

  1. 《环球报》透露，它在《环球新闻》发表报道之前至少六周就知道了针对董的指控，并指出它于 2 月 10 日联系了他，询问与这位中国外交官的谈话。

《环球新闻》的报道发表后不久，我就听到很多人传言称，该媒体并不是唯一一家、甚至可能不是第一家未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就董与中国外交官的谈话联系的出版物。《环球报》的这个故事证实了这一点。

  1. 据《环球报》报道，总理贾斯汀·特鲁多的新闻秘书告诉该报，总理办公室（PMO）是在3月3日接到《环球报》记者联系后才得知董的电话。 

这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然而，它确实揭示的是，《环球新闻》并不是第一家就这些指控与总理办公室取得联系的媒体。我以为《环球新闻》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但现在回顾他们 3 月 22 日的文章，我可以看到这一点从未被提及。

如果这一说法属实，则表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从未向项目办通报过董与中国外交官的通话，这表明他们认为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或者至少没有错到需要与他联系（在如此关键的问题上，我认为标准会低于正常水平）。

  1. 《环球报》称，他们决定不公布对董的指控，因为他们无法审查他与中国外交官的通话记录或录音。

一家出版物决定不继续报道一个故事并不一定意味着另一家这样做是错误的。不过，它确实表明，如果两家出版物都能获得相同的证据，那么它们在报道故事时就会有不同的证据标准。

《全球新闻》在 3 月 22 日的文章中没有表明甚至暗示他们查看了董与外交官通话的录音或文字记录。如果他们审查了这次电话会议，我想他们会明确表示这一点。事实上，他们没有这样做可能意味着，就像《环球报》一样，他们无法审查这一电话，但与《环球报》不同的是，他们无论如何都会继续前进。这支持了我上周提出的批评，即《全球新闻》似乎几乎完全依赖其未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

  1. 据《环球报》报道，一位高级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他们，在听取《环球报》记者的报道后，总理办公室及其国家安全办公室联系了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要求提供通话记录。

我们不知道 PMO 据称何时联系了 CSIS，但考虑到《环球报》于 3 月 3 日联系了 CSIS，而且此事至关重要，我可以放心地假设它会在 3 月 22 日《全球新闻》报道发表之前就这样做了。

  1. 《环球报》报道称，他们的消息来源告诉他们，项目办公室收到了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的笔录，对其进行了审查，并得出结论，没有针对董的“可采取行动的证据”。 

这是故事的一个重大发展，原因显而易见：据称，项目办并未认为董的电话可以证明他做错了事。这使得 PMO 与 CSIS 所确定的组织一致（除非 PMO 撒谎）。

但这对于故事背后的故事也至关重要。正如我所提到的，我们不知道 PMO 何时向 CSIS 索要文字记录。我们也不知道项目管理办公室何时收到通知，也不知道他们花了多长时间才在电话会议上做出决定。（我向 PMO 询问了所有这三个问题，但他们告诉我“CSIS 最适合”回答这些问题，坦率地说，这没有什么意义。）考虑到这篇报道于 3 月 23 日发布，而《环球报》于 3 月 3 日联系，我们知道这需要的最长时间约为 20 天。然而，考虑到这些信息的重要性，我有信心假设这个过程花费的时间更少。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项目办在《全球新闻》发表报道之前就已经做出了这一决定。全球新闻的报道没有包括这一决定。项目办关于这一指控的唯一引用是本文前面提到的那句话，以及他们没有利用董作为通往中国的秘密渠道的说法。

选择包含这些评论可能会让一些人在发布时觉得项目办感到惊讶并且没有调查这些指控。现在，根据《环球报》的报道，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几乎肯定不是真的，因为《环球报》在《全球新闻》之前就已经进行了接触，而且项目办办公室几乎肯定在那时就迅速采取了行动。当然，除非我们知道所有相关日期，否则我们无法确定。（我昨天联系了法夫和蔡斯，询问他们是否在《全球新闻》发表报道之前收到了他们的提示，但我还没有收到他们的回复。如果收到，我会更新这篇文章。）

我一开始对《全球新闻》的报道持怀疑态度，但其他许多人则不然。想象一下，如果库珀 3 月 22 日的报道中包含了项目办审查了董与外交官的通话并没有发现对他不利的“可采取行动的证据”的细节，那么它的阅读和接受会有多大的不同。鉴于这一细节的披露以及项目办的评估对于报道的重要性（即使其他各方可能会做出不同的评估），我们必须问：为什么全球新闻在他们的报告中没有提及这一细节？

一种解释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一点。这意味着他们没有做足够的工作来找出答案，这不是借口（特别是考虑到这个故事的严肃性，并且他们没有真正的截止日期或紧迫性来发布它）。Global 应该等待并向 PMO 及其掌握的任何消息来源施压以获取更多细节。

另一种解释是，他们确实知道项目办的评估，并决定不将其纳入报道中。这完全是新闻业的失职行为。

我昨天联系库珀，问他为什么这个细节没有包含在他的故事中，但我还没有收到回复。如果他做出回应，我会更新这篇文章。

不管最终的原因是什么，如果《环球报》的消息来源属实，那么《环球新闻》的遗漏就是不可原谅的。

（谷歌翻译：Global News’ Shoddy Reporting On Han Dong Is Collaps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