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达维德·马斯特拉奇
加拿大关于所谓中国干预过去选举的讨论是否属于种族主义？
在《环球新闻》报道称议员韩东是“中国选举干扰网络的知情人”之后，这个问题在过去几周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董否认了这些指控，并向《环球新闻》发出诽谤通知，要求撤稿并广泛道歉。）
一些知名人士认为种族主义在这场讨论中没有发挥作用。例如，3月20日，保守党议员迈克尔·庄(Michael Chong)对下议院表示：“有些人认为，通过提出北京的外国干涉问题，我们正在某种程度上煽动反亚裔种族主义。这是一个肤浅的论点，我是作为一个知道成为反亚裔种族主义目标是什么样子的人这么说的。” 有些人则持相反的观点。例如，《环球新闻》指控安大略省保守党议员 Vincent Ke是 2019 年中国与联邦候选人之间秘密资金转移的中间人，他对媒体表示：“这是一项虚假指控。这是种族主义。[……]这是种族主义，因为我出生在中国，因为我来自中国。”
我决定通过关注《全球新闻》和《环球邮报》的报道来研究这个问题，这场政治危机就是从这两家公司产生的。我发现有关恐华症（反华种族主义）影响媒体报道的指控是准确的。
指责政客具有双重忠诚（或彻底的“叛徒”）是可以提出的最严重的指控之一，并且只能极其谨慎地进行。这作为一般原则适用。但受怀疑的政客的身份可能会让事情变得更加严重，因为此类指控导致其社区成员受到歧视、拘留甚至死亡的历史悠久。
例如，指责一名日本议员为日本秘密工作在很多方面都比指责一名英国议员更糟糕，部分原因是加拿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拘留日本人的历史。考虑到这里以所谓的“黄祸”形式存在的仇华情绪的历史，以及后来这种情绪如何与反共主义的种族主义品牌相结合，针对中国议员的此类指控同样严重。当然，这种种族主义至今仍在继续，并在整个大流行期间加剧。
考虑到这一点，指责一名中国议员秘密为中国工作本质上是种族主义，除非你能达到高标准的证据证明这是真的。这种证据在本案中并不存在，而如此多的记者和政客认为确实存在，这一事实进一步证明种族主义影响了报道。
多元文化主义，除非……
报道中基于种族主义假设的一个方面是，所提到的政界人士都来自中国大陆，因为他们与中国领事馆的所谓“密切”关系而感到可疑。
例如，《环球新闻》在有关董的报道中引用了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消息来源，声称他“经常给安大略省的中国官员打电话，‘被认为是多伦多领事馆的密友’。”这里有一些环球新闻没有提及的明显问题，比如什么才算“经常”？使用什么基线作为比较来做出判断？这是他们想出来的，还是他们的 CSIS 消息来源想出来的？谁认为他是领事馆的密友？是领事馆本身还是代理人？
抛开这些问题不谈，这篇文章也未能探讨这些呼吁的潜在原因。例如，2014年至2018年，董担任安大略省Trinity-Spadina选区的省议员。华人是该地区最大的族群，这里还包括多伦多的老唐人街和中国领事馆。侗族目前所在的唐谷北区有 29% 的华人，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族裔群体。（柯和另一位被指控与中国关系过于密切的政治家前自由党议员迈克尔·陈（Michael Chan）也代表了华人人口众多的地区。柯是北当谷（Don Valley North）的议员，陈是万锦-尤宁维尔（Markham-Unionville）的议员，现在是万锦市副市长，据报道华人人口比例为 59.2% 。）正如之前所写，董与领事馆的关系也许是因为他是某个地区的政治代表并为大量华人服务。
另一种解释是，董目前是加中立法协会的联合主席，该协会是一个联邦政府协会，其职能是促进“加拿大议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及驻中国和加拿大的外交官之间的信息交流”。我认为这需要与中国官员通话，事实上，董将此作为原因之一（另一个是中国新年）。然而，《全球新闻》的文章以及显然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泄密者并没有研究这些可能性，只是假设一名出生在中国的议员与中国政府官员接触就证明他受到了损害。
这不是适用于加拿大许多其他社区的标准。正如我两周前所写，“很难想象 Global 会利用一名犹太议员与以色列领事馆的关系来抹黑他们为第五专栏作家。” 部分原因是媒体了解双重忠诚比喻的历史，因此在没有明确证据的情况下不会提出此类指控。中国政客却没有得到这样的恩惠。种族主义在双重标准中显而易见。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种差异的存在是因为以色列是加拿大的政治盟友之一，而中国是敌人。这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并不能消除对种族主义的指控。如果仅仅因为加拿大政府目前与加拿大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就要求移民公开仇恨其原籍国或以其他方式受到蔑视和怀疑，那么加拿大所谓的接受和多元文化主义又有什么用呢？
证明标准是什么？
我在上面说过，除非得到证实，否则指控加拿大的中国政客双重忠诚本质上是种族主义。尽管《环球新闻》发表了几篇报道提出这些指控，但这些指控尚未得到证实。
针对董的第一项指控是，他参与了所谓的 2019 年中国干预行动，包括向联邦候选人转移资金。CSIS明确否认发生了这些资金转移以及候选人受到了损害。《环球新闻》还明确指出，它“尚未证实这篇报道中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指控”。（这些指控实际上来自所谓的 CSIS 泄密者，而不是 CSIS 本身。）
第二项指控也来自《环球新闻》，即董间接建议中国关押迈克尔·斯帕弗和迈克尔·康明凯。《环球新闻》报道发表的第二天，《环球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解释说他们没有报道有关董的指控，因为他们无法审查他与中国外交官的通话录音或文字记录（环球新闻似乎也未能做到这一点）。《环球报》还报道称，一位高级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他们，总理办公室确实审查了这份笔录，并没有发现针对董的“可采取行动的证据”。
《环球新闻》对董的其余指控主要包括我所描述的双重标准和种族主义假设。他们没有任何真正的证据支持。因此，我认为《环球新闻》没有清除提出此类指控的高标准。
但《全球新闻》认为确实如此的事实也揭示了种族主义在加拿大媒体中所扮演的角色。
对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及其人民来说，加拿大出版物的编辑标准似乎并不存在。在标准的顶峰，有美国和西欧国家，企业媒体通常对这些国家进行仔细、细致的报道。从那时起，它就会下降，特别是当涉及到被视为加拿大敌人的国家时（媒体通常也将其视为敌人）。中国在这份名单上排名靠后。
发生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即使考虑到新闻编辑室人员短缺、预算削减、缺乏驻外办事处等因素）是这些国家的刻板印象如此根深蒂固，对它们的诽谤如此强烈，以至于记者觉得他们不需要像在其他地方一样采用相同的标准，因为他们只知道他们所写的是真实的。更糟糕的是，他们（通常是正确的）认为大部分观众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中国大陆侨民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该报道包含了对华人社区大部分人的种族主义描述，而不仅仅是有关政客。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将看一下有关 2021 年联邦选举的两种说法。
这两种说法都有相似的出发点，包括加拿大一些关键投票区的华人数量正在增加，这些选民可以在关键竞选中发挥相当大的影响力，以及在2021年许多以前投票给保守党的人转而支持自由党。2021 年大选三天后，iPolitics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为“加拿大华裔选民通常在保守党选区中摇摆不定”。Mainstreet Research 民意调查公司发现，加拿大华人对三大主要政党的支持率为 43% 的自由党、25% 的保守党和 24% 的新民主党，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表示，“（这个社区）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支持非保守党候选人，这是极不寻常的。”
正是在这一点上，这些叙述出现了分歧。
第一种叙述
将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加拿大华人的一种感觉，即保守党攻击了他们的社区，甚至将他们置于危险之中，特别是考虑到选举前发生的反亚裔仇恨犯罪浪潮。
例如，加拿大华人全国社会正义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告诉《iPolitics》，正如该媒体所解释的那样，“加拿大华人感到受到攻击，并指责保守党。” 此外，一位前温哥华市议员声称，前总理斯蒂芬·哈珀政府已经成功地吸引了新移民，但由于该党对中国的态度，许多人现在与该党产生了问题，部分原因是为了在加拿大获得经济支持，他们“必须与自己的祖国保持业务或某种经济联系”。
与此同时，《国家邮报》在 2021 年 10 月发表了整篇文章，介绍加拿大华人保守党如何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时任党魁艾琳·奥图尔辞职，声称该党在中国问题上的言论和立场“疏远了加拿大华人选民，并在上个月的选举中使该党失去了三个席位”。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该组织的一名发言人在会议上表示：“当你继续攻击中国时，有时会转化为攻击华人社区。”
这种感觉受到攻击的边缘群体的投票模式转变以前也发生过。也许最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在 9/11 事件和随之而来的伊斯兰恐惧症之后，美国的穆斯林转向投票给民主党。2000年，根据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大约 42% 的穆斯林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乔治·W·布什（相比之下，只有 31% 的穆斯林投票给民主党候选人阿尔·戈尔）。与此同时，2004 年大选前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只有 7% 的人计划投票给布什，而超过四分之三的人声称他们会投票给民主党候选人约翰·克里。这种转变最常被提及的原因是伊斯兰恐惧症和反穆斯林政策。由于这里的反恐战争言论已转变为对中国散布恐惧，因此推动反恐战争的各方也受到了影响。
与此同时，第二种说法
基本上声称中国政府欺骗加拿大华人投票给其所谓的首选候选人。这种叙述取决于对中国大陆移民的种族主义看法，将他们定位为比其他群体更容易受到宣传的影响，并且基本上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从而使他们很容易被利用。以下是一些中国大陆人在加拿大的存在被描述为对中国有用的例子。
- “如果你是普通加拿大人
，至少你会发现[对拟议的外国登记处的批评]很荒谬，而且你可能能够核实这些信息，”[前议员 Kenny Chiu] 说。“但我的一些选民
完全依赖微信等社交媒体上传播的信息来源。”——《环球邮报》（2 月 20 日）
- “中国利用与温哥华和大多伦多地区（拥有大量中国大陆移民社区）
的加拿大华人组织有关的虚假信息活动和代理人来表达反对保守党并支持特鲁多自由党的声音。” ——《环球邮报》（2 月 17 日）
- “‘我们党看到了大量华人侨民
选区遭到篡改的明显迹象，’[2021 年保守党竞选活动联合主席瓦利德·索利曼 (Walied Soliman)] 表示。” ——《环球邮报》（2 月 18 日）
这个想法是，中国向这些移民提供了所谓的虚假信息（实际上是指与中国政府有模糊“联系”的新闻媒体，我之前已经对此进行过分析，发现这种联系非常肤浅），这决定了他们如何投票。
除了被洗脑的影响之外，这种叙述还声称这些移民过于关心自己的祖国。这是邱在 2019 年接受《国家邮报》采访时的一个例子：“与此同时，加拿大华裔政治家必须认识到，最近的中国移民大多是大陆共产党政权的产物
，”2015 年失败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联邦保守党候选人肯尼·邱 (Kenny Chiu) 说，“有许多来到加拿大的移民实际上对祖国所发生的发展感到非常自豪。”
这类报道将一些正常的事情（对你来自哪里的赞赏）描绘成威胁，因为所涉及的社区。为了使这一点特别清楚，将这与加拿大对乌克兰人的报道进行对比，加拿大人因了解乌克兰正在发生的事情而受到欢呼和积极评价，并且还受到政客的明确讨好，希望赢得他们的选票。
这份报告还将加拿大普遍庆祝的其他事情定位为邪恶的事情，例如让边缘群体和新移民参与政治体系，希望社区中有更多成员在政治职位上有代表，等等。所有所谓的代表性和多样性的庆祝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因为相关群体被认为是可疑的。那是种族主义。
总之，
我发现这里概述的第一个叙述比第二个叙述更有说服力，后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牵强的阴谋论和种族主义假设。遗憾的是，《全球新闻》和《环球报》主要关注第二种叙述。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想澄清这样一个论点，即这篇报道的种族主义指控只是那些受到怀疑的人为了避免被追究责任而愤世嫉俗地精心策划的指控。
政治家绝对不会不做这样的事情。例如，最近几周，安大略省进步保守党的当选成员指责批评者计划允许在绿化带建设反意大利种族主义的建筑，这是一个真正奇怪的指控，没有现实依据。
但这种关于中国干涉故事的说法忽视了，大多数认为该报道是种族主义的人并没有以任何方式参与丑闻，甚至是自由党的支持者（包括我自己）。此外，它还避免了这样一个事实：这里所讨论的主张没有什么价值，可以在不涉及种族主义的情况下被揭穿。
也许最重要的是，这种说法完全回避了另一个问题：输给被告的前民选官员是否愤世嫉俗地使用（或至少不反击）种族主义比喻来掩盖他们的选民认为他们做得很差并且不希望他们回来的事实？如果被告可以为了个人利益而利用种族主义指控，那么失败者就不能为了自己的目的而使用种族主义比喻来做同样的事情吗？
（谷歌翻译：The Media’s Coverage Of Alleged Chinese Interference Is Rac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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