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去这个老人中心，每周有几次桥牌活动，相当于中国人打麻将。在中国写书期间曾和那三个老头打过，不知天高地厚，我勇敢地参加。但不懂约定，一些高手不愿教我，更不愿和我打。
周一晚饭前有桥牌课，马上参加。黑人老太太是我们老师，备课认真，每次课教一个约定，准备好几副牌型，便于练习。大家学得饶有兴趣，每次课有三、四桌人参加。退休前在生物研究单位做技术员工作，退休金很好，义务来这里教桥牌课十几年。后来觉得太累，就停止了。
她喜欢旅游，到世界各地玩，照很多相片给我们看。没有因自己是黑人产生的自卑感。疫情之后给每个学员打电话问候。她很欣赏我一个人打桥牌，适合疫情环境。
换了其他老师，教学法不好，每次只一桌人，我也就不参加了。
不参加桥牌组活动后，我一直坚持一个人自己打桥牌，锻炼脑子，熟悉约定。一直到现在仍然坚持每周至少打一次一小时。
一人打的好处是效率高。既可主打，又可打敌方，只要自己诚实，想着怎样使每一方都能赢，就可学到很多本领。
老人中心中国人组成了合唱团，让我做伴奏，我说开个钢琴伴奏课，将来这些学员可轮流伴奏。于是在这里申请教十次简谱伴奏课。重点培养四个学员。最后仅一位男生，成了合唱团的伴奏。算是我给老人中心的贡献吧。
周四晚上，这里组织社交舞会，我是积极参加者，尽量带不会跳的跳，可惜没有合适音乐、时间太短，会跳的不来，最后只好停办了。
关于“燕京人”的出炉经过。
在中国我多次想写这本书，因为想为父亲鸣不平。一个一向被称为进步教授的父亲是带着敌人的称号离世的，这是多么滑稽。另外在解放前父亲在社会学界是极著名的。他带着学生每年下乡调研。希望中国强大，把工作放在对中国农村的分析，希望找出方法。与大领导的农村考察报告一样，都是从农村下手。大领导只是号召、组织地痞流氓敢于拿起武器的人用暴力来夺取政权。
父亲的社会学不是研究民族问题的。那些从民族入手的专家学者去了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做调研，写出论著。这是社会学的不同方向，不能把研究民族的当作社会学，把父亲做的工作什么都不是。因为命短，没有写出大部头著作，就否定掉了。
由于这些刺耳、辣手的问题，在中国写不了，弄不好成了为阶级敌人鸣不平。有机会在美国呆下来，就要想法写出来。
在魏家我开始动笔，但呆不长，总动荡。和司生活杂事太多，后来花大量时间和黑社会斗，也没有心情写。
姐妹在父亲100岁时写过文章，收集资料成册送给亲友。登在燕京校刊上。他们所作不能表达我想说的。
在2012年住公寓后我曾写了在中国、在美国部分的详细提纲，寄回中国听取亲友意见，但忙于教钢琴，参加老人中心活动，及各种不同看法又没有执笔。
到了父母110岁的2017年我想再不动笔就可能写不出来了。这时黑社会对我的迫害大大减少，心比较安静了。
七十街老人中心换领导。我最喜欢的音乐博士已经离开，曾参加的两个音乐课都停止了，桥牌课老师换了也不参加，平时的桥牌活动，因人逐渐老去；另外纽约桥牌活动中心，成为会员就可和高手打，所以走掉很多；还有人想玩钱，到人家去打。我没有钱付会员费及每次去打牌的活动费，自己一人打，省钱、时间机动。
时间有了，就安下心来埋头写作。
首先把写出的部分寄到燕京校刊发表，被删掉不少，我决定在美国自己出书，来纪念2019年燕京建校100周年。
一位老人中心曾出了书的朋友，给我出版商联系方式。见出版商的第一个问题是否审查，他笑着说这里出版社与大陆无关。第二个问题是否有编辑？出版商说没有编辑，要自己解决。
我赶快给两个钢琴学生看，一位是教高中语文的教师、另一位的几个姐姐是著名作家、历史学家，有很多著作。前者说尊重我所写，只改了几个错别字。后者姐姐非常认真地和我谈了三个小时。
这位著名历史学家、作家，年事已老，背痛、血压高，不能坐在书桌旁看，半躺在床上端着书边看边写。如此辛苦的情况下，仔细看了我写的。然后约我谈话。我听后非常感动，一定好好听，然后好好修改。
我是学工的，只写过论文、技术书籍，从来没写过文学东西，高中的作文永远没词，干巴巴的不知应当如何写。
她按照教一个初学者那样教我怎样写作。首先告诉我要学会分段，一个大长段，像块大烙饼，让读者吞，都噎住了。举了一两个例子，告诉我怎样分，让我按这个思路去打散这些大烙饼。
然后详细介绍“的”、“得”、“地“的使用，举了很多例子。仔细写在纸上让我读懂，自己改出来。
最后对我父亲作了分析，一个老知识分子，绝不卑躬屈膝。表现知识分子不屈不饶，为真理而奋斗的精神。给我两篇评击我父亲的文章，作者是燕京毕业生台湾中央研究院长余英时，和燕京英文系教授巫宁坤讽刺我父亲给中共抬轿子。
我按她说的仔细做了大修改，又送给出版商，他开始做出版准备，先给5本校样，我拿给几个朋友看，有指出错别字、对历史背景提看法的。有一位，很严肃地说文字不好，这样出的书质量太差，她仔细看，写出病句，教我怎样改。这样一点点的抠，做了近半年。
另一位给我像改作文一样的改了前30页。他们两位教了我怎样写好句子。经过这样手把手的教，使我明白许多。
在文学城登载的“燕京人”是专家指导后写的，也就是校对版。经过这次大改，拖了半年，打乱了出版公司的出书计划，出版公司不再给出版了，得罪了出版商，最后换到在亚马逊出版。
这次的出版，使我知道正确写作的全过程。要认真改好，再交给出版商。也明白写作的过程。写好提纲，不打断思路把材料写进去，然后不停地修辞润色、使用成语，语言精炼。要看、改很多遍。
到近八十岁才开始写书。有人客气地称我是作家，我实在不敢当，就是一个初学者，要成为作家有漫长的道路，我要不停地学习、进步。
通过两个好友的认真批改、手把手地教。使这本书在2019年燕京100周年校庆前出版了。算是完成纪念燕京校庆、纪念父母的心愿。
我把书寄给了余英时先生。不知是否看了。因为一年后就看到他去世的消息。
老人中心为它的出版举办了新书发布会，让我非常感动。感谢老人中心。
这样多年参加老人中心丰富、多样的活动，使自己在各方面有很大进步。老人可以不停地学习，不停地进步，老年人之间没有很大的代沟，容易互相理解。真正感到老人之间互相陪伴，互送一程的重要性，在这里使我有回到家里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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