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住精神病房，大医院结案、再见精神病院
司的挣扎，警察、精神科医生、社工来家、我没虐待他
2010年12月第二次找牧师以失败告终，司一直不甘心。从2011年开初，他的动作不断。一连五次叫警察来捉我，警察来时看家里很安静，我在工作、或在厨房做饭，没有理由送我去精神病院。
五月左右，来了一个精神科医生，不知是从何处、谁派来，还是司找来。也许两次住院，医保公司需要来确认。他来后直接找我，说是随访，了解我的情况。
我想很好，可以给他看实物，介绍所有发生的事情，让他看到我没有任何臆想，是确有其事。当我告诉他敌方给我各种化学制剂让我出现的症状，他非常重视说这是犯罪行为，侵害人权，他说司从玩女人，到玩妓女，这是钱性交易，不能对妻子有任何伤害。
我说这不是简单的钱是用性来抢房子。他说这个问题太严重，然后我告诉他从把毒放在床上，到破坏房子等前述事情，又告诉他对我监视器的破坏等。他问我怎么不找警察？
我告诉他，本片警察根本不接我的报告，去中国城、法拉盛等警局了解破山是老鸨已蹲过监狱，学会了更隐蔽方法来从事他的行业。但我不属于他们那片，所以至今没有找到任何警局帮我。他说把破坏房子的情况照下来一方面报告警局，刑事警察、也应报告房屋局，让他们来评估。
最后坚定地说要报案，不能这样忍着，可以报告给纽约警察总局。
我说已经找过多次都无用，有点失去信心，只想忍着，他说对这类严重的坏事，不应姑息。
这次谈话后，我开始找刑事警局，说没出人命不管，自己想法解决。这才使我下决心找警察总局，这又是一大段经历，单另一章详述。
这位医生是自从司有破蒂后说得最中肯的，最符合实情的。我问他是否愿帮我，他说他是医生，只能建议，从没在随诊时出现我这样的事情。他又一次说实在太严重了，令人不可理解，为了抢房子，用尽了各种非法手段。他的来访给我一点温暖，感到我并不是孤立无援的。
司靠不了警察和牧师，又打电话找各种机构来帮助。三天两头就有人到楼上和他谈话。有一次是两个女士，他们来查我是否虐待他。
她们与司联系好了，司在楼下开门，带她们到三楼谈话。谈完话来找我。我正在厨房做饭。她们打开火上的几个锅，食物很多，营养很好。她们问这是谁吃，我说是我们两人，大约吃两天，因为希望营养全面，所以做出两天的食物，每天可以花样多一点。
她们听后直点头。然后打开冰箱，如此丰富的生熟食物，怎可能会让司饿肚子？又打开干食橱柜，也是花样繁多。即使冰箱没熟食，自己动手做，也不会饥饿。又到其它房间看，厕所很干净，他的卧室很整洁、衣服整齐放在橱柜里，客饭厅也很整洁，安排有序。
司是一个老年盲人，谁做这些工作，当然是妻子做的。为了确认，特别问家中有保姆吗？我笑说：是我呀！ 她们也笑了，走前说好好照顾他。离开了。
午饭司下楼，我问是否告我虐待他了。他说是告我和他吵架。他受到精神压迫。看来这两个女士相信他有妓女，我和他吵架，但仍然好好照顾他，没法说。因为美国男人有外遇，是常事，老婆发脾气可以理解。她们不想管有外遇一事，所以这方面一点也不问。
一次警察来，我在楼阁检查，下来后，警察问我在做什么？我说检查有人在楼阁做什么？司告诉警察，我认为有人放毒，警察不能证明是否有，所以不提此事。只是说如果有人破坏房子，应当到皇后区政府来查，他们会发专业报告。这不是警察的工作。
想起精神科医生也曾有过这样的建议应找房屋局，我想应当去看看，最后迫使司花大钱大修房子。
12月又来了什么单位两位男士，司在楼上和他们谈过后，下来找我谈。我和他们聊得很好，不认为有问题。突然看见屋里有摄像头，问为什么？因为正常人家摄像头应放在外面监视外人进家。而不是监视在家里的人。
我说在外面也有，因为我要看他和妓女的活动，和给我放毒的地方。他俩到我房间，那时我无能力自己布好九头监视器和录像板的电线，一看我房内纵横电线，马上说要送医院评估。当场叫来救护车送我去。
我自己走到急救车，其内一位医护人员，问我情况。我说了前两次及出院结论等，他对我印象很好。我问他去那家医院，他说去一个上级医院，更大医院去评估，这是皇医院。占地面积很大。
精神病房不是家庭庇护所
2011年12月21日我到了精神科急诊部。急救车医护人员和医院的医护人员说了很长时间。他走后，护士让我填表。分给我一个床位。这个急诊部每个房间有三个上下铺的床。我要了一个上铺。然后到大厅，看书报、杂志、散步、做操等。要学会安静等待。
第一天没人找我，晚上回房间睡觉。我的房间其它两个上铺也有人了。他们两人各自用手机打着电话，心情很激动。似乎是要财产、离婚等纠纷。我们互相都不说话。
第二天我仍然坐在大厅活动。一直到近午饭，护士叫我到医生办公室谈话。医生看我一眼，说我的情况他们都知道了，马上出院。
说完他很激动地对我说精神科不是家庭纠纷的庇护所。最近这类事太多，把病房都占满了，真正病人没法入住，让我赶快走，腾出地方。并说家庭纠纷要到法院，找律师，而不是来精神科躲藏。我说是司想让国家养我，所以多次送我到精神病院。
看来他们大概和两个下级医院及随访医生谈过话，没有社工和家属联系，马上就做结论。虽然近午饭时间，为给医院马上腾床位，赶快收拾东西离开，到小摊上买点食物回家。
我很高兴，感谢上级医院的精神科做了结论。再见了精神病院！
开锁进家，司在三楼问谁进来了。我告诉他是我。他奇怪地说就一天？我说了医生的气愤，他不说话了。他知道这三年特别是这一年的各种尝试都不成功，要有新的动作了。
从这次住院和我一生的经历看到那些说配偶有精神病或臆想症者，他们本人大多是有外遇的。这是以守为攻来保护自己错误的惯用伎俩。这也就是这里医生非常气愤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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