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丁丁
我的母亲年近八旬，身体虽无大碍，但已承受不起跨洋旅行的颠簸，更不习惯异国他乡的生活。因此，生活在美国的我，只能日夜在心里，默默地思念着远方的母亲；时常在梦里，回到儿时生活在母亲身边的日子。
在我上中学以前，父亲在县城工作，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四人生活在乡下老家。母亲年轻的时候是老家的农民，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那时，母亲几乎每天都在村里的生产队干活：春天耕田播种、插秧耘禾，夏季割禾晒谷、抢收抢种，秋季收稻种棉，积肥施肥，冬天开荒垦地、修溪建库。母亲就是这样和村里的男人女人一样，从春到冬、年复一年地为温饱在田忙碌着。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母亲在家里，就象一台永不停转的机器，为我们兄妹准备一日三餐、养禽种菜、缝补浆洗，从早到晚忙忙碌碌。我经常不知道母亲在早上是何时起的床。清晨我醒来时，常常见母亲要么拎着装满刚洗好的衣服的木桶，从村后的小河边回来；要么提着盛满新鲜蔬菜的篮子，从屋傍的菜园回来；要么拿着空空的盛猪食的盆子，从屋后的猪圈回来。我也常常不知道母亲晚上何时上床。一觉醒来，我经常见母亲依然在昏暗的灯光下，或坐在床上织着毛衣，或坐在桌旁纳鞋垫做布鞋，或踩着缝纫机缝补衣物。那些年父亲工作忙常不在家，母亲得常常干些村里男人才干的活。我至今记得，母亲经常挑着百余斤的谷子到县城的机米站碾米，来回十余里，这对一般的男人来说，都是不容易的事。
在我们兄妹长身体的时候，正是物资贫乏的年代。乡下老家的许多农民有时连温饱都是问题。在那艰难的岁月，为了我们兄妹能健康成长，母亲想尽了办法、费尽了心血。母亲那时是养猪能手，每年要养两头大肥猪。我至今记得母亲拖着大板车去县城食品站卖猪，和在县城集市上吆喝着卖猪肉的情景。在农闲的时候，母亲常去父亲的工作单位打零工：为建筑工地桃泥推砖、为食堂洗碗刷锅，洗菜捞面。我终生难以忘记的是母亲在凛冽的寒风里、冰冷刺骨的河水里，为父亲单位的招待所洗床单被褥的往事。母亲就是这样苦自己、累自己，为的是我们兄妹肚子里多点油水、身上多一件衣服、冬天的被窝更温暖一些。
母亲小学毕业，没太多的文化。然而，即便是在那”读书无用”的年代，她也相信“穷要养猪、富要读书”的古训，总是要求我好好读书。农村的孩子到了上学年龄也是开始下地帮大人干活的时候。可是，母亲很少要我干农活，为的是让我有更多的时间读书。我的小学是老家村里读的，教我的老师都是要下地干活的民办教师。小学毕业那一年，父亲通过关系让我在县城的一所小学插班读了三天书，使我有机会参加县中学招生考试。我不但被县中学录取，并且以优异的成绩被编入了“尖子班”。我这样一个在农村读小学的孩子，能凭实力进入县中学的“尖子班”，自然是与母亲平时对我学习的重视分不开的。
上中学后，我和父亲生活在一起、住在他的工作单位。母亲总是担心我不习惯父亲单位食堂的伙食，她只要一有空，就提着家里的鸡下的新鲜鸡蛋和地里长的新鲜蔬菜，步行五、六里路来到父亲的工作单位，为我做可口的饭菜。周末和寒暑假回到家里，母亲几乎不让我沾手任何家务活，生怕耽误我的学习和休息。在我高考总复习的最后一个学期里，母亲几乎每天来回走十多里路，到父亲的工作单位，为我做饭做菜以保证我的营养。那时我最喜欢的菜就是母亲做的韭菜炒蛋，以致今天无论在那里看到韭菜炒蛋，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母亲。
一九八二年的夏天，我如愿以偿地考起了大学，成了“文革”以后老家村里的第一个大学本科生。象我这样一位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孩子，能够在那大学生被认为是”天之骄子”的年代有机会上大学，自然是父母重视教育和精心培养的结果。我能上大学，父母的高兴是难以言表的，过日子一贯精打细算的母亲，竟高兴得请公社的电影队在村里放了一场电影。然而，也就是从那时，我离开了母亲，而且，越走越远。
我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滋养的；我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比较踏实耐劳又于人有点用处的人，也是由于母亲的感化。我小的时候看到母亲辛苦劳累，总盼望着自己早日长大成人，以报答母亲。如今，我已早为人父，然而，我能给予母亲的，仅是她满头的白发和她对我无尽的牵挂。
2019，圣诞节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