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 佚名
美国《外交》杂志2003年11/12月一期刊登了华盛顿和平与自由中心主任迪米特里·西梅斯的一篇文章。他写道：“苏联的分崩离析，消除了美国的国际行为受到的最主要的外在约束。在这种环境下，出现了—种新的乌托邦理想，即认为美国既有资格，也有义务在它认为适当的地方促进民主——必要时不惜运用武力。”
这就是当时的时代背景。他们认为美国的军力无与伦比，经济首届一指，而价值观又是世界上唯一的真理。所以，打着“民主”的旗号来独霸世界就是替天行道、名正言顺的神圣使命。他们推行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只是这项“伟大”事业的第一步。
结果怎么样呢？美军已灰溜溜地离开了伊拉克。那里现在虽然有了一个民主的形式，但内部的纷争、分裂与恐怖爆炸给老百姓带来了难言的苦难。
阿富汗更是美国人捧着的一个烫手山芋。曾在阿富汗工作几十年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员安东尼奥·朱斯托2010年编撰了一本书，题为《解密新塔利班：阿富汗实地考察》。书中批评了强行推行民主的人，认为这种试图用武力自上而下强加“民主”的“善意”的支持者们，至少是受理想主义影响太久了。美国兰德公司阿富汗问题专家塞思·琼斯，在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10年5/6月号上对此书评论说：“如果听从朱斯托的建议，谋求阿富汗稳定的西方官员们一定会大有收获。一开始，他们必须承认：没有最理想的国家组织形式，在解决公众管理问题方面向来都没有轮廓鲜明的‘最佳做法’。”朱斯托的建议是西方必须正视阿富汗的现实。
他说，阿富汗社会结构的现实是：人们根据共同男性祖先的血脉分为部落、次部落、宗族和其他小分部。他们有荣誉感，好客，乐为避难者提供保护和坚守血族复仇的传统。他们有自己的“支尔格大会”和“舒拉”协商会议。在这样一个结构中要马上强加一个“一人一票”的多党西方议会民主，无异于天方夜谭。
美国实际上已放弃了在那里建立民主的幻想。琼斯在文末这样写道：“阿富汗旧有的君主制模式对如今的阿富汗有用。它将中央政府在农村地区自上而下的努力，与让农村地区的部落和其他社区参与进来的自下而上的努力结合起来。”兰德公司的智库精英忽然觉得在阿富汗还得借用旧日的君主制，真令人不胜感慨。
动用武力推行民主已在美国和它的盟友中引起强烈反感。人们批评说，声称美国有权将民主强加于其他国家，而不管它们的境况和选择如何，是傲慢自大的表现。从罗马帝国到大英帝国，用刺刀带来的文明从未博得过持久的感激。他们也认识到，实现民主“既不能输入，也不能外包”，而要靠所在国人民自己探索和逐渐适应。同时，民主离不开经济的发展。美国《华盛顿观察》周刊（网络版）2006年11月8日的文章说：“在国民生产总值没有达到一定水平的国家和地区，民主是无法生存的，即使强行推行，也只会换来适得其反的结果。” 美国确有不少具有救世情怀的人，他们错误地相信民主是治愈世界上一切弊病（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法宝，而且美国有责任在世界上任何缺乏民主的地方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其实，只要看看美国家门口的海地就会明白这是一种幻想。海地曾是法国殖民地，又被美国统治了近20年，过去'20年又实行了美式“民主化”，但却成了个一贫如洗的“失败国家”。这样的例子在非洲比比皆是。如果美国真的悲天悯人，为什么不先把海地改造好，何必大老远地跑到中东去动刀动枪呢？原因很简单，海地没有石油。
还有人指出了美国的虚伪和双重标准。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08年1/2月号文章说，哈佛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务长若热·多明格斯指出：“美国《独立宣言》的开篇几句话就提到，美国不应该把自己的看法强加给别国。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意味着允许别人走不同的道路。但是今天的美国越来越反其道而行之。许多国际准则，无论是在人权、贸易还是环境方面，有些甚至是美国一手主导创建的国际法律，美国期望别国遵守，自己却背而行之。”
伊朗核问题是当今的热点，在西方舆论的渲染下，人们似乎相信伊朗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图一己之私利。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阿巴斯·阿马纳特年5月25日在《纽约时报》网站发表文章说：“每个伊朗学童都知道，中央情报局1953年发动的政变推翻了穆罕默德·摩萨台首相的政府。……摩萨台在1951年至1953年期间领导的石油国有化运动遭到了英国的反对，后来也遭到了英国利益伙伴美国的反对。英美当时那种自以为是的态度与目前它们对伊朗核问题的看法一模一样。”“这些痛苦的集体记忆使伊朗对核能的追求成了民族反抗精神的象征，而不仅仅是现在这个伊斯兰政权的目的。”
政变与民选是两个绝然不同的概念，美国岂能不懂？但只要美国觉得哪个好用，就会毫不犹豫地去用那一个。美国推翻了伊朗、智利、危地马拉等国家的民选政府。近来所谓的“颜色革命”，则是披着民主外衣、动用巧实力的政变而已。正如美国学者乔姆斯基指出的：美国确实支持海外的民主——“假如或者只有在符合其自身战略和经济利益的情况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