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死那天我结婚（上）

金正日死了，朝鲜民众如丧考妣号淘大哭的画面使大家想起毛主席逝世时的中国。也许那时确实有人阶级感情很深，可我较知心的朋友都感觉如释重负，只表面装严肃罢了。家乡的一个农民因说“好啊，喝两杯去！”被判了7年徒刑。几位守灵的干部困了打扑克熬过夜被开除党籍。谁愿往枪口上碰？
我恰恰在1976年9月9日那天结婚，信不信由你。
说来话就长了。70年代初我在云南省某少数民族自治州医院当外科医生，正和医院的一个护士谈恋爱。1975年8月，接到要去上海市第6人民医院进修一年的通知。不巧女朋友正回农村老家探亲去了，我便先去她家求婚。得到满意的答复后，第二天我从她家直接离开云南。仍按我爱游山玩水的劣根性，先上西岳华山。山上没几个游人。认识了两个大庆油田的小伙子，一个叫王力，一个叫边沿。和他们一起爬了“鹞子翻身”和“长空栈”。那时年轻又未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爬了也就爬了不当回事。边沿后来还来上海短期学习，我俩星期天到处瞎逛。
下山后继续东行，在郑州见到街上很多流民，还有墙上贴着募集旧衣服支援灾区的通告，这才知道驻马店那里水库崩塌，死了很多人，京广线也断了。再往前走到南京，在那儿转芜湖去黄山。那是我第二次上黄山，在山上结识一位上海市隧道公司的朱技术员。他有一架海鸥牌相机，这架相机一年后我结婚时派了大用场。
8月底，到北京西路/常德路的市6医院报到，住在医院门口不远的进修医生宿舍（参见我的博客文章《也算搞笑的名字》）。没多久，同科来自内蒙古军区的杨大个告诉我，他们在外科大楼顶天台上有个小天地：电梯房。两房，一大一小，没人管。只有4个进修医生住着，我便搬了上去。这可是个好地方：天台有半个足球场大，能望到江南造船厂那边。楼高风大，好放风筝（上海人叫“鹞子”）。陈中伟手下的大将王琰从手术室偷了些4号丝线给我。每天晚饭后就是我们放鹞子的快乐时光，聊天活动也多在这时进行。
进修医生更换频繁，那一年同住的还有：沈阳军区的老杨，南京军区的欧阳，福州军区的小郑，福州的老蔡等。他们都比我大，社会经验也丰富得多，内幕消息听得我这个来自夹皮沟的土包子心惊肉跳。杨大个先说批林批孔“其实就是要整那个周”，欧阳说“现在反军派得势”，小郑说“那戴眼镜的肯定抽鸦片”。我不懂这些，能说的都是云南少数民族风俗之类。几位老大哥常因此拿我开涮“女朋友现在怕是在跟少数民族小伙子睡觉”一类的玩笑。物价上涨和副食品供应短缺也常是话题。说来说去难免总是归结到“文革搞糟了”，“主席不知是怎么想的”怨言上。
批邓开始后，这几位仁兄私下更“猖狂攻击”了。周死后，记不起谁说过“假如主席提议张当总理，朱德会不会反对”这样的话来。有天晚上，杨大个去开党支部会回来，透露“两边都没上，挑了华”，又评论道“主席善搞平衡”。
然后就是“四五天安门事件”，邓正式下台。我表哥来上海短期学习，和我聊，也说“老头子真是糊涂了”。那年五一节晚上人民广场放焰火，我随医院救护车去主席台担任救护工作，只见整个广场上“上海民兵”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没几个游客。过一会民兵拉来个据说是“小流氓”的年轻人，拿棍子打，再送保卫处去了。一点节日的气氛都没有。
接下来批邓便进入高潮。电影《春苗》放映了（我觉得挺好看的）。医院也抓阶级斗争。一个姓俞的老医生因嫖娼被批斗。还有一个叫马小非的病人，原是上钢五厂的工人，冒充外交部副部长马文波的儿子，李富春的女婿，上钢五厂党委委员，住院整一年，招摇撞骗。连骨科的清洁员因女儿当知青去新疆多年，都向他送礼，希望他帮忙调回来。最后是陈中伟在市里的一次会议上碰到上钢五厂的领导，才戳穿这桩骗局。有一次还听科里的党员金医生说邓的后台可能是周。
也有好消息：女朋友本来被编入“学大寨工作队”下乡一年的，这时云南搞批邓，所有工作队全撤回来了。我的学习也快到期了，便商量让她到上海来旅行结婚。首先是向单位写申请，批准后到市民政部门办结婚证书。那位女办事员原来认识我的，在我没在场的情况下也盖章了，只叮嘱我未婚妻，要我回去后亲自去补签字。最大的问题是未婚妻从没出过门，当时到处乱哄哄的，要来上海有些害怕。这最后也解决了：医院同位素室的上海知青小姜要回上海探亲，两个女孩子正好结伴同行。
8月底，我向市六医院办了结束手续，只没退房。未婚妻要9月9日晨才能到达上海，那几天正是游玩的大好时机，我去了舟山和普陀山。当时政治笑话说，浙江省有六个主义：杭州无政府主义，金华帝国主义（武斗），绍兴封建主义（迷信活动），温州资本主义（投机倒把），舟山群岛关门主义，杭涌铁路共产主义（坐车不用买票），就是独缺社会主义。果然沈家门鱼货之丰富使我印象深刻；但普陀山很令人失望：普济寺被军队征用不开放，只在百步沙游了几天海水浴，又拣了些贝壳。9月8日晚回到医院又遭几位老大哥揶揄：“未婚妻一定不干啦----怎么嫁个非洲黑人哪？”我们那间小房，他们已腾了出来，用红纸剪了一个大大的双喜贴在门上，兄弟般的情谊让我非常感动。那时上海的住房特紧张，我去过著名的外科医生朱锡琪家，他曾任上海市革委会宣传组组长，爱人在《智取威虎山》剧组当医生，还有个12岁的儿子，一家三口也只住一间房，儿子睡沙发。科里有个护士，结婚十年了还没有房，起初每逢周末还去旅馆租房，后来也没那兴致了。大多数职工上班，要花一两个小时倒几路沙丁鱼公共汽车。现在我特能理解为什么上海的房价会涨到那么高。当时我俩算是福星高照了。
9月9日一早到上海北站接车。到了那才知道火车误点11小时，要黄昏才到（后来她们到后说列车在贵阳站停了十来个小时动也不动）。只好又回医院，午饭后上图书馆，听到有人说下午中央台有重要广播，我也没在意。回宿舍见欧阳在抽烟，唠叨没几句，高音喇叭就响了,是哀乐。那年哀乐特多,康生，周，朱德。这又是谁啦？欧阳真敏感，皱了一下眉头，将右手食指向天上指。我立刻明白：皇上驾崩了！广播还在进行时，天台上来两个带着“上海民兵”徽章的年轻人，恭敬地捧着一面国旗，走到旗杆下，把它升到一半高。听完《告全国人民书》，欧阳又给我上开了形势分析课：老人家撒手西归了，全国前途未卜，我们只能自求多福了。我对这些根本没放心上：未婚妻就要来到了，高兴还来不及,管他娘的什么谁驾崩不驾崩呢！（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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