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医生也好，护士也好，只要动针动刀，就有手指被扎被割的危险。尤其是在事情比较急的时候。我自己就被扎过。而且是用过的针头。被扎以后本能的反应是紧紧捏住被扎手指的近端，再尽量挤出自己的血，权作清洗之用。幸运的是，我被扎的时候，病人是一个老人。来看我们的原因是肿瘤。我想都不会想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只是依照医院的规定，自己去Employee Health Office备个案了事。后来有热心肠的护士告诉我，老人的所有指标都是正常的。没有AIDS，也没有肝炎。
如果碰到初次就诊的病人，尤其是年轻人，被扎的时候，顾虑就会多一些。有时侯会要求病人留下来。由传染病科的专业人员作一个问卷调查。有时还会要求病人抽血以确认其携带病毒与否。这类的要求，从我看来就是病人在帮医生的忙。正因为是这样，才让我们有机会留意到许多不起眼的小人物们另外的一面。
这是一个三十来岁的中国女人。象很多她的老乡一样，在某个餐馆打工。这次从外州回纽约，就顺便看看她身上的一个块。
我的主治是一个毛毛糙糙的年轻女人。这一针扎得够深够狠。一时间血流如注，自然也有她拼命挤的原因。挤完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弄清楚这个病人是否病毒携带者。
事情自然又落在我身上。我对她说，“好不好请你留下来，我们这位医生扎伤了，能不能帮我们一个忙。我们需要知道一些情况。”
我预备她说不。
“没问题。我只是须要告诉我先生要多等一会儿。”
我知道这不是一会儿的事。公立医院拖沓的办事风格我早有领教。我不知道她要等多久，也不知道她会被问一些什么问题。我只知道我必须留下来做翻译。
过了很久，一个看上去五十来岁的护士来了。手里拿着一个木头匣子，里面是一整套抽血的器械。还有一叠各式的表格。
问个好，一套早已经耳熟能详的解释，坐下来，节目就开始了。
先是问卷。护士问一句，我翻一句，病人答一句。无非是些一般的病史，倒也顺畅。
“你接过几次婚？”
我看着护士，怀疑我听错了。护士看着我，脸上没有表情。我索性直接跟她确认，这是她的问题。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我如实翻译过去。
病人离过一次婚。现在是她的第二个丈夫。
“你和你丈夫住在一起吗？”
“没有。我在外州，他在纽约。我是昨天回来的。”
“你们昨天或今天有同房吗？”
这时候护士看出我的不快。的确，我不愿意知道别人任何的隐私。何况我看不出病人的婚史以及夫妻的私事与今天的扎针有什么关系。
“她有过两个丈夫，就是说她有multiple sexual partners。” 护士简略地解释了一下。我从来没有把再婚和多个性伙伴联系在一起。我知道护士在说什么，也不能不同意她的说法。只是心理上还是不能把二者等同。到现在依然如此。
“有。” 病人有些局促，脸稍微红了一下。但还是回答了我翻译的问题。
“我们需要抽血做一些化验。” 护士说。同时开始准备。
这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仗着护士听不懂，我告诉病人：“你可以拒绝的。”
“医生，没有关系。抽就抽吧。”
护士抽完血，带着一套的材料走了。我陪病人走出病房。
等在外面的是一个瘦瘦的男人。正坐在沙发上看《世界日报》。看见我们出来，站起来，打个招呼，就说，我去取车。
到这时候我才知道，这位丈夫是开车来接太太的。这一等，不知道要多花多少钱的停车费。要知道，这是曼哈顿。如果是我，绝对是要心痛的。何况在餐馆打工的他们。
我从来没有跟这些人有太多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每每在餐馆看见他们忙碌的时候，脸上很少有笑容。有一次还被他们赶过，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客人来赚取更多的小费。侍应们勾心斗角的故事也听了不少。然而，象很多人一样，只要机会合适，你就会看到他们心中无法湮没的善良。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些少许幸运的一些人，如果处在他们的位置，会不会为多挣几块小费而搞一些小动作，也未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