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海外的王丹近日终于被揭下了“民运精英”的“画皮”，随着台湾民进党前总统陈水扁国务机要费案深入，王丹收取阿扁40万美元台独经费的事实也水落石出，他假民运、真台独的面目也昭然若揭。
王丹一向标榜自己清白和讲诚信，在收取台独经费上也不断抵赖，企图蒙混过关。早在扁案爆发多年前，就有台湾媒体揭露王丹收取阿扁巨额台独经费，海外民运组织民主教育基金会曾有成员质问王丹，但他矢口否认拿了黑钱，还信誓旦旦说“不信可以查我的银行帐号”。且不说这种黑钱从来见不得阳光，即便收了也不会在银行留下痕迹，而他不主动出示银行帐号以示清白，已说明了他的极度心虚。不仅如此：2004年王丹和王军涛还发表“关于政治陷害案的十点声明”反咬一口，摆出一副政治受害者的姿态，来混淆视听，博取同情。
不料两年之后的2006年，阿扁因贪腐东窗事发，他亲口招供被指贪污的机要费中有20万美元给了王丹。此时王丹仍一口咬定没收过阿扁的钱。但终究纸包不住火，4月15日台湾高等法院就阿扁国务机要费案召王丹应讯，他在法庭上不得不承认确曾收到阿扁两次汇款，每次20万美元，总计40万美元经费。
尽管王丹事后发表声明，称自己是收取“中华民国”的捐款而不是阿扁的私款，但不论他怎样玩弄文字游戏为自己辩解，他诚信破产、出卖人格已是铁的事实。更为重要的是，王丹视阿扁为台独金主和教父，甘愿为台独卖力的黑幕也被彻底曝光，根据台湾重量级媒体披露，陈水扁当年策划把海外民运变成民进党的台独招牌，并企图将海外民运推回大陆，变成民进党在大陆的“第五纵队”，王丹正是阿扁手中的一张王牌。
实际上，王丹任社长的《北京之春》是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的外围机构，它有一个正式名称是“大陆工作海外研究室”。《北京之春》由台湾“军情局”提供经费，为“台独”及“藏独”和“疆独”等制造舆论，并替“军情局”收集两岸及美国的情报资料，监视、控制大陆流亡海外的民运组织及海外华侨社团的台谍机构。至于《北京之春》的编印出版费用，是来自于美国有情报背景的“国家民主基金会”（简称NED）。《北京之春》的经理薛伟也承认，“军情局”拨给《北京之春》的活动经费共达2亿元（新台币，下同），而《北京之春》每年必须向“军情局”提供250份的定额情报。
阿扁又为王丹、王军涛专门设立了“二王专案”，由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颜万进和国安会谘询委员林佳龙负责相关工作，扁当局打着“资助学术研究”的招牌，通过海基会向王丹等人提供经费，王丹则向阿扁提交“工作报告”。从2001年11月到2002年10月，以“推动研究”中共十六大为名，扁当局共向王丹等人提供了80多万元，其中王丹和王军涛的人事费各为12万元，交通费共10万元，座谈会车马费还有2.4万元。
据台国安局密件透露，民进党政府与“二王”团队的最初正式接触始于1990年代的“波士顿会议”。台湾方面出席的是颜万进和徐斯俭，民运方面出席的有王丹、陈小平、吴稼祥，来自大陆的刘军宁、张祖桦和香港的卢四清。
王丹也投桃报李，从事台独不遗余力，他除了经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公开支持台独外，还为主张台独的民进党站台背书。例如2006年王丹为阿扁“终止国家统一纲领”（即废统）站台鼓气，抗衡外界反对声浪，激励岛内台独士气。2008年台湾总统大选时又为民进党候选人谢长廷站台。
其实王丹的台独立场已不是什么秘密，甚至连海外民运都看不过眼。当年阿扁招供给王丹20万美元时，民运大佬王希哲等人就曾发表过联署声明，要求王丹就此向海外民运作出交代，指决不允许“我们都身在其中的海外民运的名义，被王丹私下拿去与陈水扁作交易，责任却似乎海外民运人人都有份”，海外民运不作阿扁的替死鬼。
该声明第一条更明确指出，海外民运的大多数是反对台独的。此外还反对民进党台独政府打着所谓“资助海外民运”的幌子，将其变成私下收买个别人物为其分裂中国的台独政策背书站台的工具。特别是阿扁将所谓“资助海外民运”当作掩护其贪污犯罪的挡箭牌、隐蔽伞，侮辱丑化海外民运，海外民运对此表达强烈愤慨和抗议。
王丹后来辩解，指他收取阿扁的经费都用在他主导的“中国宪政协进会”、“北京之春”杂志上，以及联系有志推动大陆民主化的大陆知识分子。但《北京之春》杂志社总经理薛伟指杂志没有收到任何以王丹之名转来的经费，没收到过一分钱，真不知道王丹把那么多钱用到哪去了。
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无论王丹怎么寻找借口和辩解，也掩盖不了自己收黑钱、搞台独的劣行。正所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不可能像王丹所说，阿扁给钱不带任何的附加政治条件，而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王丹也应该知道迟早会有身败名裂的这么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