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的性格是糊涂，随便，就凭这两条，就做不了官。
他一九零一年出生于浙江的一个乡绅家庭，据说祖居后来被用做乡政府办公处了，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对当地亲戚也没有什么印象，小时候只记得一个老年人，每年春节会带着儿子送一只家乡特产的阉鸡来，爷爷总是给十块钱回礼。论辈分我是那位老人的姑姑，乡里的人讲规矩，他见到我这个小孩子总是站起来问好。 再后来因为认识的最后一个远亲也不在了，我们就不联系了。爷爷的父亲，我的曾祖父是颇具小聪明，爷爷的母亲是继室，生了子女五人。前头的太太还留下一个女儿。曾祖父成年后自己到大城市去发展了，虽没有大富贵，靠着税务官的好处也着实攒下了一点家业。几个儿子都在20-30年代期间留洋了，女儿也上了大学。
说到我爷爷了，他是家里的老二，和他机灵的兄弟们不同，他没有学医而学了工，专业是无线电。 从交通大学毕业后他留学美国了，据说他和胡佛同届校友，拿到学位后又在美国实习工作了一两年。 那时候的留洋人，或是有志改变中国的人，或是家景好要镀金，学业结束后海归居多，所以我爷爷也归了。爷爷在南京的交通部做事，负责无线电通讯。 后来在他的悼词上虽然是说报国什么的，但他自己说回来是自然的，犯不上在别人的地方混。 象当时的很多归国青年，爷爷被邀请加入国民党，入党介绍人是当时的部门上司，也曾在美国学习无线电的徐恩增。 历史弄人，徐恩增后来脱离技术，建立了特务机关，成为特务头子，我爷爷其实和他并无私交，但为此后来没少解释。
爷爷归国后也老大不小了，按现在的话叫剩男了，所以家里就张罗给他介绍对象。 天赐良缘，我祖母的家人也在为她找合适的人家。祖母祖籍福州， 出身在清末一个很有前途的官宦人家，母家更是累代簪缨的世家，达到了清贵的顶峰。祖母的童年在北京度过，讲一口漂亮的官话。 祖母的父母早逝，父亲家到了民国也没什么戏，所幸她外祖的家族人才辈出虽改朝换代还很丰裕，她就和哥哥一起被送到福州的外祖母家养育。外祖母去世后又跟着舅舅到了南京生活。到了谈婚嫁的年龄，她舅舅舅母思虑细密但也开明，觉得以我祖母的情形，如果找门第相近的，因为没有父母恐怕要受冷落。何况时代变了，不如找个普通人家，只要生活好，还会因她的身份看重她。 所以定下目标，就要找家境宽裕的留学生，还指定要美英法，不要德意日，因为后者不尊重妇女。 祖父家小富了，虽有留学生的金字招牌，到底嫌出身不够响亮。 祖父的哥哥和祖母的表哥在从德国回国的轮船上相识，这两下一拍即合，不过还不是包办，双方相亲约会送巧克力，也费了大半年才定了婚。 最后年纪相差近二十岁的两个人结成了五十几年的好姻缘，据说当时祖父年龄偏大成了祖母家考虑的优点了，说不会再娶妾了。
爷爷的父母亲那时候已经定居在上海。 爷爷奶奶在南京正式结婚， 爷爷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建立和维护对欧美的国际电台。 婚后不久全国性的抗战开始了，然后我的大伯出生了。南京沦陷的前期，爷爷被叫走了，说是去重庆工作，但实际失去了联系，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我奶奶那个急啊，就要去重庆找他，但组织上不让找。 身边没有了丈夫又带着幼子，于是她把家交给佣人管，她就到了上海租界的婆婆家暂住，这样竟躲过了南京屠城。到了39年，组织上说叫她去香港，除了孩子和必备品都不带。一个二十不到的少妇，拖着一个幼子就去了香港，还是不知道我爷爷的下落。后来香港又靠不住了，结果组织接人又让他们进了印度支那（现在的越南）。 再后来就不是我奶奶的地理知识所能理解的了， 她唯一记得的是在越南坐了火车。
最后我奶奶也不知怎么就到了广西桂林，在桂林的街头被重庆来的同志在街上遇到了（听着象007故事吧，也不知道是如此还是我奶奶几十年后糊涂了）。三天后见到了我爷爷，于是他们就在桂林附近的铜鼓山住了下来。 铜鼓山有不少趣事，比如洗澡的时候怎么发现大蛇爬到了房梁上什么，最关键的是我爸爸就出生在那里了。他们在当地一直居住到桂林沦陷前期，才又撤到了重庆。 我爷爷几乎从来不谈他自己的经历，因为他从来很看淡世事，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重要。很多年后，我们才知道他在桂林的几年，和驼峰航线很有关系，当时西南成了盟军抗战的重要地区，对无线电通讯导航有很大的需求。 到了重庆不到一年，抗战胜利了。 南京的家早毁在战火中了，奶奶的所有贵重嫁妆都丢失了，原来看家的佣人也生死不明。 抗战胜利后，爷爷因为专业的原因，被派去接管日本人的电台，按当时流行的说法，也算当了回接收大员。 不过他这个接受大员，根本就没有发财，因为他不懂怎么发财。 在旅途中虽有随员，还是生生地丢失了自己的行李。
抗战结束后过了点舒适的日子，我奶奶第一次和公婆家的大家庭正式住在一起。 她不善家务，但她的婆婆很认她的出身，所以在妯娌里一直很维护她，她也过得很舒心。 然后国民党退败到台湾。爷爷的一家，除了一个侄子去了台湾和一个弟弟去了美国，都留在大陆。 爷爷的弟弟在国内有一个儿子，由于一些家族内部的问题，交给我爷爷暂时抚养。 当时是说随时就会反攻的，也没想到从此就分离了四十年，这个侄子一辈子再没见过自己的父亲。交通部撤退的时候，关照我爷爷要负责把电台都毁掉，将来再重建， 可我爷爷想好端端的设备浪费岂不可惜，所以就没有积极执行这个命令。他后来跟我们说他的想法就是这么简单，并不存在投诚立功的想法，如果怕共产党，当时完全可以出国什么的。
就是因为这么一念之善，结果四九年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爷爷过了安定舒适的日子。 在三反五反的高峰，有人揭发他贪污腐败，他的同事纷纷做证说他为人很糊涂，自己的东西都管不了，抽屉从来忘了锁，根本不可能贪污不留痕迹，所以他也就过关了。中苏关系恶化后，原来从中亚中转到欧洲的电台不能再使用，于是爷爷被派到新疆设立通过巴基斯坦的无线点中转站。 再后来，我爷爷光荣退休了，就居家过小日子。我祖母在四九年前不曾工作，但后来受到妇女要自立的风气影响，因为她受过一些教育，就当了小学教师，她很有自尊上进心，工作比较出色。
文革开始了，一切变得比较疯狂。我爷爷因为留美的关系受到了审查，虽然他的国民党身份因为是国功合作期的并不要紧，但受徐恩增的牵连仍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受到了一年多的隔离审查。当时各部门的革委会都盛行抢房子，我爷爷奶奶家的房子也被住进了本部门的造反派。 我作为家里的长孙女已经出世，我们三代人被挤在一间房和顶楼的一个阁楼里。 但我们的新邻居并不是穷凶极恶的人，相反我们和他们相处得还算平安。我那时很小也不记得什么事，但有一家的大哥哥在四楼的晒台上养鸽子，我很喜欢看，他有时还会给我一个鸽子蛋。 据说爷爷被隔离审查的时侯 ，虽没有受什么皮肉之苦，但也在威逼利诱下交代了自己的莫须有的问题，但后来我们知道，他从没有牵连他人。 虽然家里的房子被枪， 但没有被抄家，因为他还算一点统战对象，加上为人随和也没有仇家。到了文革初步结束，因为几个子女要结婚，家里的房子不够住了， 加上一些初步的平反措施，我们得以搬到当时属于地段较偏僻的两套房子，好在子女中有两个到了北方工作也缓和了住房矛盾。 家里子女都成家立业，第三代也相继出生了，
改革开放后，爷爷和海外的亲友重新取得联系，幸存不多的一些老友也开始互相书信往来。 我虽是第三代里的老大，但因为两代晚婚，和爷爷的年纪差了不少， 他很多朋友的曾孙都比我大了。 八十年代有一天，爷爷家突然来了不少人，他原来工作单位的局长来访，不久，局长陪到南方视察工作的陆定一到了家里。 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从没有听说爷爷认识陆定一，一般知道他是主管文艺思想领域的，跟我爷爷也不会有什么业务上的关系。陆定一进门就称呼我爷爷某某学长，还对别的领导说我爷爷是他的恩人。 后来才知道，陆定一早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的电机系，和我爷爷是同一时期同一系的，文革的时候为了罗列陆定一早年罪状，动用了所有可以找到的有关系的人。 文革结束后，陆定一被平凡，得以看见当年的宗卷，据说莫须有的事情数不胜数，虽然当时是迫不得以，他也理解，但我爷爷是少有的一个没交代陆定一罪行的人。 过后我们好奇问爷爷，他说他其实并没有什么坚贞不屈，他在学校里认识的人不多，他对陆定一这个人也不了解，所以让他交代时，他就说他和陆定一并无交往，陆的事情他一概不知。 这个事情就是这么平淡无奇，但不知道是因为陆定一的关怀还是落实政策的进一步到位，这不久以后，我爷爷原来的工作部门决定他是对国家有贡献的老一辈知识分子，给他申请了一些待遇，其中之一就是恢复他解放前的工资待遇，一下子他的工资涨到了当时普通高级工程师的三倍之多。单位里又说他的房子太小要另给他一套。当时我爷爷已经八十多岁，也不想搬动就拒绝了，家里同住的小儿子也没有任何不满。
我爷爷经过了很多历史事件，但他一如既往地恬淡平和，一生不酒不烟生活规律。 他绝不奢侈但对生活有一些简单要求。比如他吃得很少，以素和鱼虾为主，但家里开饭总有三菜一汤， 三餐都用少量的水果，就是在供应紧张的年代里也是如此。 他几乎从不提早年的经历，也不说英语，也再没踏出国门一步。 唯一能看出他早年留洋的一点痕迹就是他的下午点心经常会有一片面包黄油或水果蛋糕。他对子孙并不特别宠爱但都平等文明对待，没有家长作风。唯一的无言权威是一家吃饭时，他不动筷子谁也不吃第一口，并且要是谁要是多吃了一碗他就会说不健康。 在八十岁以后的一次例行体检中，他被诊断有晚期肺癌，家里人一直瞒着他，他也不是很上心。祖母对他照顾得很好，他心情也始终愉快，觉得子孙都很好。因为年纪大了的原因，癌症发展很慢，并没有开刀化疗，只是常年吃中药， 就这样又过了近十年。他的听力不太好了，但思维还很清楚，虽然他不是健谈的人，但时常和我们谈论一些社会见闻，每天上午下午都外出散步一两小时，看报听新闻。 他的最后几个月是在医院度过的，虽然本系统的医院给了他超出普通标准的护理，但我们全家都认为没有必要无谓地延续生命。 问他想什么，他说他想看看上海新建的南浦大桥。 在他去世的那天早晨，他对我奶奶说就是今天了，你别回家就在这里陪着我吧。 当晚六点多，他去世了，我父亲当时正值班照顾他送了终，所有的子女都到医院见了最后一面。去世的时候，他活了整整九十岁，在那个年代是少有的高寿。
我祖母在祖父去世后出奇地平静，她原来的性格有些高傲，后来也很随和了。 闲时和我们回忆年轻时的往事。九十年代的时候她的福州族人重新印制了族谱，还专门一人到上海给她一本，我得以了解她的家世，知道了她的父母亲族中的众多近代名人，也更正了她记忆失误的地方。 九十年代她受邀到美国一游，亲眼看了爷爷当年留学工作过的地方。 现在她也超过九十了，健康尚可，可贵的是她和我祖父一样，一生都不迷信，彻底唯物主义。
我写完了初稿后，父亲阅读，指出了其中的一些错误，我尽可能地以我祖母和父亲的回忆还原了祖父祖母的故事。 如有个别因年代久远产生的错误，因为我也不是研究历史的，就不能一一证实了。
他一九零一年出生于浙江的一个乡绅家庭，据说祖居后来被用做乡政府办公处了，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对当地亲戚也没有什么印象，小时候只记得一个老年人，每年春节会带着儿子送一只家乡特产的阉鸡来，爷爷总是给十块钱回礼。论辈分我是那位老人的姑姑，乡里的人讲规矩，他见到我这个小孩子总是站起来问好。 再后来因为认识的最后一个远亲也不在了，我们就不联系了。爷爷的父亲，我的曾祖父是颇具小聪明，爷爷的母亲是继室，生了子女五人。前头的太太还留下一个女儿。曾祖父成年后自己到大城市去发展了，虽没有大富贵，靠着税务官的好处也着实攒下了一点家业。几个儿子都在20-30年代期间留洋了，女儿也上了大学。
说到我爷爷了，他是家里的老二，和他机灵的兄弟们不同，他没有学医而学了工，专业是无线电。 从交通大学毕业后他留学美国了，据说他和胡佛同届校友，拿到学位后又在美国实习工作了一两年。 那时候的留洋人，或是有志改变中国的人，或是家景好要镀金，学业结束后海归居多，所以我爷爷也归了。爷爷在南京的交通部做事，负责无线电通讯。 后来在他的悼词上虽然是说报国什么的，但他自己说回来是自然的，犯不上在别人的地方混。 象当时的很多归国青年，爷爷被邀请加入国民党，入党介绍人是当时的部门上司，也曾在美国学习无线电的徐恩增。 历史弄人，徐恩增后来脱离技术，建立了特务机关，成为特务头子，我爷爷其实和他并无私交，但为此后来没少解释。
爷爷归国后也老大不小了，按现在的话叫剩男了，所以家里就张罗给他介绍对象。 天赐良缘，我祖母的家人也在为她找合适的人家。祖母祖籍福州， 出身在清末一个很有前途的官宦人家，母家更是累代簪缨的世家，达到了清贵的顶峰。祖母的童年在北京度过，讲一口漂亮的官话。 祖母的父母早逝，父亲家到了民国也没什么戏，所幸她外祖的家族人才辈出虽改朝换代还很丰裕，她就和哥哥一起被送到福州的外祖母家养育。外祖母去世后又跟着舅舅到了南京生活。到了谈婚嫁的年龄，她舅舅舅母思虑细密但也开明，觉得以我祖母的情形，如果找门第相近的，因为没有父母恐怕要受冷落。何况时代变了，不如找个普通人家，只要生活好，还会因她的身份看重她。 所以定下目标，就要找家境宽裕的留学生，还指定要美英法，不要德意日，因为后者不尊重妇女。 祖父家小富了，虽有留学生的金字招牌，到底嫌出身不够响亮。 祖父的哥哥和祖母的表哥在从德国回国的轮船上相识，这两下一拍即合，不过还不是包办，双方相亲约会送巧克力，也费了大半年才定了婚。 最后年纪相差近二十岁的两个人结成了五十几年的好姻缘，据说当时祖父年龄偏大成了祖母家考虑的优点了，说不会再娶妾了。
爷爷的父母亲那时候已经定居在上海。 爷爷奶奶在南京正式结婚， 爷爷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建立和维护对欧美的国际电台。 婚后不久全国性的抗战开始了，然后我的大伯出生了。南京沦陷的前期，爷爷被叫走了，说是去重庆工作，但实际失去了联系，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我奶奶那个急啊，就要去重庆找他，但组织上不让找。 身边没有了丈夫又带着幼子，于是她把家交给佣人管，她就到了上海租界的婆婆家暂住，这样竟躲过了南京屠城。到了39年，组织上说叫她去香港，除了孩子和必备品都不带。一个二十不到的少妇，拖着一个幼子就去了香港，还是不知道我爷爷的下落。后来香港又靠不住了，结果组织接人又让他们进了印度支那（现在的越南）。 再后来就不是我奶奶的地理知识所能理解的了， 她唯一记得的是在越南坐了火车。
最后我奶奶也不知怎么就到了广西桂林，在桂林的街头被重庆来的同志在街上遇到了（听着象007故事吧，也不知道是如此还是我奶奶几十年后糊涂了）。三天后见到了我爷爷，于是他们就在桂林附近的铜鼓山住了下来。 铜鼓山有不少趣事，比如洗澡的时候怎么发现大蛇爬到了房梁上什么，最关键的是我爸爸就出生在那里了。他们在当地一直居住到桂林沦陷前期，才又撤到了重庆。 我爷爷几乎从来不谈他自己的经历，因为他从来很看淡世事，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重要。很多年后，我们才知道他在桂林的几年，和驼峰航线很有关系，当时西南成了盟军抗战的重要地区，对无线电通讯导航有很大的需求。 到了重庆不到一年，抗战胜利了。 南京的家早毁在战火中了，奶奶的所有贵重嫁妆都丢失了，原来看家的佣人也生死不明。 抗战胜利后，爷爷因为专业的原因，被派去接管日本人的电台，按当时流行的说法，也算当了回接收大员。 不过他这个接受大员，根本就没有发财，因为他不懂怎么发财。 在旅途中虽有随员，还是生生地丢失了自己的行李。
抗战结束后过了点舒适的日子，我奶奶第一次和公婆家的大家庭正式住在一起。 她不善家务，但她的婆婆很认她的出身，所以在妯娌里一直很维护她，她也过得很舒心。 然后国民党退败到台湾。爷爷的一家，除了一个侄子去了台湾和一个弟弟去了美国，都留在大陆。 爷爷的弟弟在国内有一个儿子，由于一些家族内部的问题，交给我爷爷暂时抚养。 当时是说随时就会反攻的，也没想到从此就分离了四十年，这个侄子一辈子再没见过自己的父亲。交通部撤退的时候，关照我爷爷要负责把电台都毁掉，将来再重建， 可我爷爷想好端端的设备浪费岂不可惜，所以就没有积极执行这个命令。他后来跟我们说他的想法就是这么简单，并不存在投诚立功的想法，如果怕共产党，当时完全可以出国什么的。
就是因为这么一念之善，结果四九年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爷爷过了安定舒适的日子。 在三反五反的高峰，有人揭发他贪污腐败，他的同事纷纷做证说他为人很糊涂，自己的东西都管不了，抽屉从来忘了锁，根本不可能贪污不留痕迹，所以他也就过关了。中苏关系恶化后，原来从中亚中转到欧洲的电台不能再使用，于是爷爷被派到新疆设立通过巴基斯坦的无线点中转站。 再后来，我爷爷光荣退休了，就居家过小日子。我祖母在四九年前不曾工作，但后来受到妇女要自立的风气影响，因为她受过一些教育，就当了小学教师，她很有自尊上进心，工作比较出色。
文革开始了，一切变得比较疯狂。我爷爷因为留美的关系受到了审查，虽然他的国民党身份因为是国功合作期的并不要紧，但受徐恩增的牵连仍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受到了一年多的隔离审查。当时各部门的革委会都盛行抢房子，我爷爷奶奶家的房子也被住进了本部门的造反派。 我作为家里的长孙女已经出世，我们三代人被挤在一间房和顶楼的一个阁楼里。 但我们的新邻居并不是穷凶极恶的人，相反我们和他们相处得还算平安。我那时很小也不记得什么事，但有一家的大哥哥在四楼的晒台上养鸽子，我很喜欢看，他有时还会给我一个鸽子蛋。 据说爷爷被隔离审查的时侯 ，虽没有受什么皮肉之苦，但也在威逼利诱下交代了自己的莫须有的问题，但后来我们知道，他从没有牵连他人。 虽然家里的房子被枪， 但没有被抄家，因为他还算一点统战对象，加上为人随和也没有仇家。到了文革初步结束，因为几个子女要结婚，家里的房子不够住了， 加上一些初步的平反措施，我们得以搬到当时属于地段较偏僻的两套房子，好在子女中有两个到了北方工作也缓和了住房矛盾。 家里子女都成家立业，第三代也相继出生了，
改革开放后，爷爷和海外的亲友重新取得联系，幸存不多的一些老友也开始互相书信往来。 我虽是第三代里的老大，但因为两代晚婚，和爷爷的年纪差了不少， 他很多朋友的曾孙都比我大了。 八十年代有一天，爷爷家突然来了不少人，他原来工作单位的局长来访，不久，局长陪到南方视察工作的陆定一到了家里。 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从没有听说爷爷认识陆定一，一般知道他是主管文艺思想领域的，跟我爷爷也不会有什么业务上的关系。陆定一进门就称呼我爷爷某某学长，还对别的领导说我爷爷是他的恩人。 后来才知道，陆定一早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的电机系，和我爷爷是同一时期同一系的，文革的时候为了罗列陆定一早年罪状，动用了所有可以找到的有关系的人。 文革结束后，陆定一被平凡，得以看见当年的宗卷，据说莫须有的事情数不胜数，虽然当时是迫不得以，他也理解，但我爷爷是少有的一个没交代陆定一罪行的人。 过后我们好奇问爷爷，他说他其实并没有什么坚贞不屈，他在学校里认识的人不多，他对陆定一这个人也不了解，所以让他交代时，他就说他和陆定一并无交往，陆的事情他一概不知。 这个事情就是这么平淡无奇，但不知道是因为陆定一的关怀还是落实政策的进一步到位，这不久以后，我爷爷原来的工作部门决定他是对国家有贡献的老一辈知识分子，给他申请了一些待遇，其中之一就是恢复他解放前的工资待遇，一下子他的工资涨到了当时普通高级工程师的三倍之多。单位里又说他的房子太小要另给他一套。当时我爷爷已经八十多岁，也不想搬动就拒绝了，家里同住的小儿子也没有任何不满。
我爷爷经过了很多历史事件，但他一如既往地恬淡平和，一生不酒不烟生活规律。 他绝不奢侈但对生活有一些简单要求。比如他吃得很少，以素和鱼虾为主，但家里开饭总有三菜一汤， 三餐都用少量的水果，就是在供应紧张的年代里也是如此。 他几乎从不提早年的经历，也不说英语，也再没踏出国门一步。 唯一能看出他早年留洋的一点痕迹就是他的下午点心经常会有一片面包黄油或水果蛋糕。他对子孙并不特别宠爱但都平等文明对待，没有家长作风。唯一的无言权威是一家吃饭时，他不动筷子谁也不吃第一口，并且要是谁要是多吃了一碗他就会说不健康。 在八十岁以后的一次例行体检中，他被诊断有晚期肺癌，家里人一直瞒着他，他也不是很上心。祖母对他照顾得很好，他心情也始终愉快，觉得子孙都很好。因为年纪大了的原因，癌症发展很慢，并没有开刀化疗，只是常年吃中药， 就这样又过了近十年。他的听力不太好了，但思维还很清楚，虽然他不是健谈的人，但时常和我们谈论一些社会见闻，每天上午下午都外出散步一两小时，看报听新闻。 他的最后几个月是在医院度过的，虽然本系统的医院给了他超出普通标准的护理，但我们全家都认为没有必要无谓地延续生命。 问他想什么，他说他想看看上海新建的南浦大桥。 在他去世的那天早晨，他对我奶奶说就是今天了，你别回家就在这里陪着我吧。 当晚六点多，他去世了，我父亲当时正值班照顾他送了终，所有的子女都到医院见了最后一面。去世的时候，他活了整整九十岁，在那个年代是少有的高寿。
我祖母在祖父去世后出奇地平静，她原来的性格有些高傲，后来也很随和了。 闲时和我们回忆年轻时的往事。九十年代的时候她的福州族人重新印制了族谱，还专门一人到上海给她一本，我得以了解她的家世，知道了她的父母亲族中的众多近代名人，也更正了她记忆失误的地方。 九十年代她受邀到美国一游，亲眼看了爷爷当年留学工作过的地方。 现在她也超过九十了，健康尚可，可贵的是她和我祖父一样，一生都不迷信，彻底唯物主义。
我写完了初稿后，父亲阅读，指出了其中的一些错误，我尽可能地以我祖母和父亲的回忆还原了祖父祖母的故事。 如有个别因年代久远产生的错误，因为我也不是研究历史的，就不能一一证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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