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亂無章，缺乏兼容，準確，簡潔是漢語的缺陷

準確，簡潔, 通用,完善 must have enough phoneme, 漢語,字的缺陷: 隔離, 局限, 模糊,繁瑣
“汉语犹如国画，讲究总体效果，不刻意追求细节上的准确性”（王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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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

 

周生伟 转载自 网络
 

对外开放和保持传统相辅相成，先进文化不是外来文化的简单重复，也不是古代文化的直接承传，先进文化是面向未来的与先进科学和人文精神相融合的、创造性的进步文化。抓住重点、难点、焦点问题，找准事关全局的关键点集中力量进行突破切实解决提高素质的实际问题,达到“四两拨千斤”。

中国的传统文化，着重于从整体的、运动的、联系的观点去认识事物，不仅强调事物之间相互对立，还着重事物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和相互协调。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全息性。因此，中国文化中没有西方文化那种绝对的、纯粹的一元论, 也没有完全对立的不相信的两言论。中国文化认为天、地、人都遵从共同的法则与规律,具有一致的本源和内在规范。由此达到提纲挈领、综观全局、把握事物的总体和一般本质。但缺乏系统、严密的逻辑加工的思维过程，没有自觉地使用精确的语言进行概念、判断、推理、分析、综合的工作，缺乏明确的规定性。作为一种认识模式和思维方法，在处理信息时，侧重于直觉和归纳，不轻视偶然与突现，将不同的现象、状态，精简、抽象、整合浓缩成“理”——宇宙万物的总规律（包括人与客观世界的统一性、对应关系和相互影响等诸多方面）。采用“以物观物，以我观物”的方法，并通过具体事物的“理”来表现出来，这个“道”或“理”不受具体内容的限制，没有绝对的基准，没有确定、统一的公共是非，也不受具体对象的限制。“理”在不同的情形之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有不同的结果，即“理一分殊，义以盖全，内外一体”，着重分殊，避免高度抽象化。列子说“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都有理，理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动态性。“心物一元”、“心能转物”、“天地与我同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天人合一，物我一体”将天地万物宏观地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人与自然互相映照，息息相通，形成互为因果的动态关系。人类社会与自然万物，主体与客体具有相似性和一致性。西方的那种“执于一端”的生命激情或者说狂热的追求，或理性真诚，是强调中和并认为“过犹不及”的民族文化所不提倡的。

中国的智慧特征是自然流行、任心率性、于平朴中见非凡，它不离世俗之情而游心于无穷；顺应万物之性而无不周应；内在而超越，游外而宏内；在而无不在的涵摄与通透；万物并育而不害，道并行而不悖的太和。它是一种避免走极端的“中庸”文化，推崇相得益彰、不可偏废，具有深刻的协调性。

东方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具有相关、相合、相融、整体等多方面的意蕴，而不是简单的形式上的对称与归一，是一种整体上的和谐, 万事万物相含相容，和而不同，相反相济，维系着一种有机的动态平衡。物质的组成及相关基本现象却是相互联系，不能把他们分割成孤立的实体，只能作为一个统一整体的不可缺少的部分。整体性强调一致现象的统一性和相互影响、相互关联。万物同源（与大爆炸理论相似）方有万物一理，认识自然与认识自身一致，“天”道和“人”道是一致的，都在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

§1.2   传统文化的智慧和价值取向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宗教、伦理、政治、哲学等常常混在一体，并无明显的分界。中国传统文化则发展了一种连续无限整体观或万物相通、大化流行的有机整体意识，对具体对象则侧重于行为、功能和结构的分析与把握，深入意识的更深领域，所采取方法是意识和内省相结合的从整体进行谐调。这种整体一元性的内核，就是全息思想。从全息含义上看：（1）任何整体、系统中，其局部子系统，直至最小单元，都包含或潜在地包含整个系统的完整信息。（2）系统的部分，子系统乃至最小单元，对于整个系统来说，都是或潜在地是同源、同质、同构的。（3）在同源、同质和同构的前提下不存在无关的事物，任何事物都是相关联的。在全息的原则下，风马牛是可以相及的。因此，宇宙间由于各个单元具有内在本质的同源、同质、同构性质，一切精神和物质的变化就可归纳为阴阳的运动与变化。因此，传统文化能把许多不相干的事物联系起来，并从这种联系中获得信息和启示。所以一些外在的不相关的事物，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存在相生、相应、相通、相容的一体化关系。中国文化突出的是综合、打开与贯通，故产生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说法。

“以己度物”、“以类度类”和直观把握的方式推测和理解研究对象，用隐喻、论证、想象、类比等形式构成一种物我同一、物我交感、互生互感，甚至物我两忘的超脱。这是一种“有机的”、“生态的”世界观和理论模型。它是一种“引玉之砖”，带有某种不确定性、非线性、非平衡、随机性、权变、经验主义的意味。变幻莫测的整体性、有机性、复杂性的诸多色彩，是滋生复杂性科学的萌芽（对现代科学具有一种潜隐的影响）。泡沫经济是一种滚雪球，不符合协调圆满，中和统一的原则，从而导致了整体动态平衡机制的破坏。

人生是一个整体，需要全面的陶冶与修养，如文化、哲学、伦理、艺术等各个方面。情感道德是一个局部，同时与其他成分交相融合，它是人类行为方式的一种认识和规定。因此有人提出“法理意义上的公民素养，伦理意义的道德底线，文化意义上的道德情怀，心灵意义上审美能力和爱美情感”。通过个人的自修、自省、自我认知与躬行，达到职业与事业、道德与人生、知与行的合一，达到内在的自由与超越，这样才能与社会融洽在一起，自得其乐。同时，中国传统重宏观的、整体的“义、理”，轻具体的、细节的“技、艺”。崇尚气节、重视情操、淡薄物欲、超然物外，实现精神的超越和自由（心灵的安和，肉体的健全，精神的自由，养生与养性、养德紧密是相连的）。研究“道”，重的是思想和文化精神（西方人则偏重功利和应用而研究“术”），试图依靠深思、内明冲破时空等外在形式对身心的束缚（西方文化则利用工具的发明来冲破时空的局限）。故传统文化又是一种生命的学问、内圣之学、人格修养之学，进而成为文化、意识形态的主导原则。讲究内在的修炼，寻求内在的超越，由内到外，由精微到旷达。克服情绪的浮躁，可以驱繁求简，驱杂求纯，达到沉稳的心境，心态越是平静、安然、有序、主体的观照体验就越丰富、越精致，心静则神明，才思独运，洞察力倍增，潜能畅发，才能达到淡然求真，坦然致远，这与奋进拼搏的正向追求并行不悖。由此可以减少功利负累，外欲平扰，杂念渗透。从而获得恬静旷达的心境，养成淡薄洒脱的胸怀。因此，淡泊可以明志，宁静可以致远。

传统文化认为，天理在时序和逻辑上先于人和万物，却又寓于人和万物之中，天理属于内在的超越。天人合一，天是道、是理、是本体，天人合一之境，是与道合一、与理合一、是本体合一。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理未有穷，知有不尽，（理是本质、是规律），从类比转向内心体悟，朱子着重分殊，避免高度抽象化。

科学要求概念清晰确定，语言简洁、准确、通用、完善，有一套严格定义的符号体系。内涵系概念所反应的事物的特有属性，外延则是具体概念所反映的特有属性的事物（指称范围）。通过公理、定义、公式、符号等形式语言，确定其内涵意义，陈述有严格的逻辑规范，命题内容同经验事实相符，准确表述经验现象之因果关系，并借助于数学手段的推导预测其它可能情况。其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科学命题具有明确性和可反驳性（不具可反驳性，不能辩伪的命题是伪科学的），这是判断其是否正确及进一步修正和发展的前提。自然语言的传统文化，带有价值意识的色彩，没有数学或物理那种清晰精确的特性，比如，没有严格的定义，没有明确的前提，没有自明的公理，也没有清楚的推论程序，没有确定性的解释，不能只读而要想，要靠“想”靠“心”来理解。孔子的论语是日常会话及自然语境的记录，是对话（情景对语）；老庄著作是作者加入想象，创作的诗话语言，诗（神化色彩）借隐喻来表达。隐喻的字面之义（言）与所喻之意（意），并不一样，如同“道”未必指“路”一样，而是寄喻了其它旨意，言意有别，（不能把隐喻当命题来读，不是直接对应的，言意分离与文人画的物象分离同出一辙）。我们的民族文化具有反思的传统，“反求诸已”、“扪心自问”、“吾日三省吾身”，这是一种置身自我之外的批判地省思自己言行及情感的能力。

概念、命题、陈述体系分别存在指称、具体意义、特殊论断同含义、抽象意义、普遍精神的对位差异；不可拘泥于字句，从注释上升到诠释，从确定知识上升到揭示义理，由具体提炼到抽象（合理），再由抽象落实到具体解释方法的变革（要用方法论来反思）。

强调对立面互相依存、互相联结、互相映照，是对立同一性的一种方法。亦A亦B（“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宽以济猛，猛以济宽”）。重视本质，忽略精致的技巧。

科学是描述性的。它提供知识、重客观色彩，通过分析的方法，把对象透析分解为不同属性的集合。这种分析能获得普遍性，是抽象的普遍性。分割越细，现象的完整性和独特性就越消失。言语、物象不可分离，侧重理性、讲究准确、推崇实证，理由必须支持结论。

价值具有意向性和主观色彩，蕴涵着历史、文化等精神指标。它作为一种生命现象、独立精神和独立人格都不是万分之万的，也是不能量化的，应避免空洞，要具体化，但不能琐碎和支离。

感性、直观的批判形式凭着感觉、印象，甚至是愤怒的情感、偏激的情绪进行批判，易流于肤浅、片面，甚至成为宣判、攻讦及形而上学式的否定。由于“万物同源，万物一理”，可以由内而外，无须张扬与直露。人的身体、情志甚至整个心灵都可与天地相互交融。当人与天“融为一体”时，心能知万物，能察辨极微，能思虑无穷，心能运达自如，无所不至。把修养功夫和精神境界联系在一起，把整体作为事物的本质与主旨，至广至大、包罗万象，亦应至精至微、深入毫芒，大而空，小而狭，均不足取，强调心性的提升和格局的扩大。

善于从自然事物体悟出道德精神，以道德的自我完善为人生价值的第一取向。中国文化关注生命智慧，淡薄对具体的客观知识的求教，重视心性的修养和提升，旨在追求内在的精神、理想、修养，生命被内化为精神和心性，这种不断修炼和体味的过程，是功到自然成，格物可以至知，静坐可以收敛，事勤可以练达，节制可以清明。只要加强内养的功夫，就可以有心、有灵性，可以知晓一切事物。因此，“语言意识以外”的东西不是教会的，需要用心去思索、去感悟。例如，齐白石教画教到一定的程度，就没法教了，要依赖修养和理性等内功来依托，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需要用心去感悟。

把画同人格、人品、才思结合在一起，穿过历史的岁月并弹去社会的风尘，追求一种“真气、真意、真趣”。

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侧重的是国家的兴衰和民族的存亡，立意和格调甚高。因此，轻视具体直白的东西不便于管理与规范，不适合大批量规模生产，只能是提篮小卖的自由市场。强调规则和方法被国人认为是呆板和不够灵活（如没有车辆通过和警察存在时就可以大摇大摆地闯红灯）。

§1.3    民族文化的直觉体察

传统文化着重于从整体的、运动的、联系的观点去认识事物，将“道”作为宇宙万物的总规律，揭示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普遍联系，便于提纲挈领、统观全局。但由于笼统抽象，模糊了不同类事物之间的本质差异，妨碍了对于具体事物、局部细节进行缜密入微的精确分析，不宜于向客观外界探索。传统文化采取以虚静内观为代表的内省、内求方法。单纯以这种方法不能达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将会导致思维的某种封闭性。直觉的知识是以直接的、非智力的实在经验为基础的。它倾向于综合的、整体的和非线性的，忽视了感官经验、后天知识、逻辑思维和直觉认识之间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

传统文化推崇思考，通过接触、观察（是一种独观大略与直觉归纳相结合的观察，不同于粗略观察与科学观察）、体验事物，加上深思，从而豁然贯通，忽略逻辑推演与证明，缺乏实验验证，不像西方传统科学仅把自然界作为一种客观对象来考察，而把人作为可分离于客体之外的主体。东西方文化的出发点不同，思维方式不同，研究对象的层次也不同。由于直觉常常可以打通逻辑行不通的地方，常常可以解决从特殊到一般的问题。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向我们提供了理解现代物理学的新方式、新视角，提供一种多层次、多角度交错的整体思维方式，具有直达性和大跨度的特点。这种整体直觉需要逻辑的加工和整理，以便于从“意会”到达“言传”。科学需要用清晰准确的简单语言文字或公式图形来表述。逻辑常常解决从一般到特殊的论证展开，构成体系，具有明显的描述性和客观性。

传统文化追求一个自然的、人文的、社会的共同的“理”，具有跳跃性、开放性和非逻辑性，是一种广义的“自然规律”，以动态、变化和整体的观念来分析事物，追求神似，不求形近（更关心内容，而不是形式），强调静坐、深思、凭直觉去感知宇宙的奥秘，是一种直觉的能力，正如管仲所说：“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所谓“心明就是天理”，主观与客观密不可分，具有一定的意向性。西方文化以经典物理学方法为代表，没有明确提出万物同理之说，强调逻辑和实验，推崇和依赖理性的分析，追求简单、精确、绝对和唯一。这两种对立思维方式之间的碰撞（完全非弹性碰撞）与融通将产生最丰富的想象力。对立的双方具有深刻的互补性，两种文化的交流，可以开拓眼界，敏锐心思，克服偏狭，认识传统、接受传统、运用传统，就会自然而然地从文化内涵的角度深入地继承与发展。因此，只在现代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才有可能体会出传统文化的动态整体观，这与现代物理学的研究不谋而合。传统文化亦探讨自然规律，以一种非概念性的语言和思维方式达到内外合一。

由于传统文化注重韵味、含蓄、深沉、淡雅，不讲究具体和逻辑上的规范化，看不起具体技术，许多发明常常是刚一开头就不再研究下去了，有了技术也不去开发，甚至认为理性、智慧、技术、先进工具，不符合道法自然的精神，认为人工的东西是对“天人合一”的背离，不利于把握整体和精神世界，走向了写形与模仿的俗套，虽工亦俗。因此，尽管技术很高，但由于对技术的态度偏狭，而不能发展为系统科学思想，不鼓吹一清二楚东西。（太明白了，反而没有艺术性了。）

§1.4    散点透视的写意

西方艺术中，强调立足局部的定点透视，突出知觉与感知的真实，纯粹、“客观”的视觉图像。人物总是接近中心的，中心总是最充实的，最重要的，这是一种“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的创作方式，通过不懈地追求细节，来达到真实和完美,像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这样的作品，特别的微笑是在面部的所有一切都描写的十分准确完备之后才能体现出来。能从局部出发来展现整体，直接宣泄精神、思想和感受，可直接体会绘画的意境。

中国画采取“散点透视”，亦称“动点透视”，便于抓住事物更本质、更明显的整体特征，省略个别的、表面的、细节性很强的、偶然性的特征，是对纯粹的、本质的一种把握。“散点透视”可通过视点视线的不断移动、变化来观察、描绘对象，其特点是步移景异，视域广，开境大，适合默写动态的东西，体现出思路的开阔，形式的多元，曲径通幽。通过省略、变形，综合地、哲学化的表达自己情趣、精神，从而达到一种境界，把心态和真情表露出来。根据需要，在布局上可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可将相距百里、千里甚至万里之遥的场景安排在同一画面之中，在意境上达到天、地、人一体、相通。中国画以线条为主，点、线、面结合，自由地构思布局，体现了写景状物，便于寄情与传神言志。中国画强调以主观精神的表现为目的，强调物象精神的气韵生动，重在写意，侧重客观事物的“精神”特征和主观精神的契合。西画重人体，中画重万物；西画是贯串着以具象再现方法的写实体系，中画则介于似与不似之间（具有定性与“半定量”的特点），作者“写意”，观者“会意”。散点透视反映内在的、动态的演化特点，焦点透视是外在、静态的真实。　

中国画的散点透视可以多层次、多场景的自由构思布局，不受光影、明暗和具体时空的限制，山水景物、风花雪月的形状、色彩、大小、比例都没有清晰、具体、准确地刻画，需要受众的人世经验、艺术想象来填充和补足。因此可以是“近景、中景、远景、全景、和特写”，可以是“平视、仰视、俯视、也可斜视和眺望”，又有墨分五色之说。因此，可以形成平远、高远、深远等绘画技。中国画与西画在若干层次上是极性相反的，有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应加强相互平等的对话与交流。“恩生于害，害生于恩”好坏往往是连为一体的，有时坏就是好。

东方文化讲究内在和精神，忽略外形，在曲折之中，意境之中见性格，重“神”不重“形”，从整体出发，多视角地把握全局。由于透视点的不断变换，形成不讲究透视与比例的东方艺术特有的神似和整体之美。因此，无论是“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摹写”，以及用笔的繁简，用墨的干、湿、浓、淡，都要服从气韵生动与骨法用笔，达到诗书画印一体。京剧界强调：“不能不像，不能全像；不像不是戏，全像不是艺”，追求的是意境和表现上的神似。中国文化强调大意、义理、基本精神，甚至是一种人生境界，不是局部的精确，不是一句一词。从心性、精神和体验上认识、了解自然法则。

东西方人由于在艺术气质上的差距，更确切地说是审美观和价值趋向的不同，造成了对不同艺术式样理解上的差别。学艺到一定的水平，就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境界问题了。所谓境界是指艺术创作在修养、学识和道德层面上所达到的高度和水平。它潜藏于人的思想、观念和意识之中，外化为言行或作品之中。因此，境界有很大的直觉成分，是无形的不可言传的，只有学贯中西后才能形成质的飞跃。阴阳是一种对偶结构，由阴阳及其衍生出来的虚实、表里、动静、形神等构成了整体性的审美观的基础。境界也是一种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的体现。只有志存高远，胸怀宽广，才能表现出崇高的艺术精神和深邃的洞察力。这体现了东方民族的性格、精神和文化特征。

中国画虽也讲究“应物象形”，但更侧重对物象精神的刻画，写其形而不拘泥于形，从而以“以形写神”或“遗形写神”，达到气韵生动，侧重的是作者感情的倾注。坦诚倾注内心情感，百虑俱忘，进入一种无忧无我的境界，才能达到情景交融。情者，文之经，画之魂。宋画院也曾追求相似逼真（这种逼真不像西画受逻辑和理性的规范化限制，而是毫厘之间见精神，不是标本式的写实，是以形写神），并强调画风的一致性，反对艺术个性的发展（多以鸟、山、水、宫廷生活及宗教内容为主题）。但中国画以表现意境为主，形似要服从神似，因此，必然要超越具象的局限，避免形似神不似。文人画则藉以抒发作者的灵性、个人抱负、更加突出创作者的主体意识，强调主观感受和个性发挥。思考方式、人生态度和人生追求都可以通过绘画这种特殊的语言表达出来。（中国画的发展是中国文化的观念史，哲学史、思想史。）由于追求的是一种想象中的真实，理解、认识和感知都　赋予想象之中，所以才需要“惜墨如金”、“计白当黑”，从而达到“点到为止、以少胜多”的含蓄之美。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画的层次是含蓄的、朦胧的、渗透的；中国画的意境是概括的、综合的、才智的，最忌“笔到而意不到”。中国画超越了“形似”而脱俗，力求“空灵”而“神”似，很少运用色彩和结构的对比，从空淡中透出一种深远的、淡泊的灵气，有一种遥远的精神性，体现了本体性东西的存在。这种稀疏的、空白的不是虚无一物的画面体现了一种灵活的抽象的意境。因此无画处皆成妙境，具有了明显的非线性特征。在风格上标举“士气”、“逸品”，崇尚品藻，讲究笔墨情趣、脱略形似，强调神韵，突出的是精神层次，因此，道德也是构成美的本质，艺术亦为道德的载体。借物象征、寓情于物、托物言志。寄情于“四君子”，作为美好情感的象征，虚拟为一种人格魅力，表达出一定的欣赏趣味。变形凸现“四君子”的美质和特征，以说明画家所弘扬的君子的品格。把他们作为自己品格的象征，注入了自己的精神，“神似胜形似，天工夺人工”。抽象美在内涵上是写意的，须调动作者的艺术积累，产生联想，由现物之形而“至于其理”，掌握“神似”，达到物与“神”、“妙”、“巧”的高度统一，即在物中寄寓了作者的精神品格，得诗人之清丽，体现雅的气质，不以外物为转移，不媚俗，保持了气质节操，“不着一笔，尽得风流”。在方法论上有主客不分、情理不分的特点，将生命感悟与研究对象融为一体，形成了心灵的互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种心灵的呼唤和思想的凝聚）。本质是天、地、人合一的理解思考与认识，由于这种理解和认识融入，才将具体的“山”、“水”、“风”、“月”、“花”、“树”、“鱼”、“鸟”变成了抽象的、符号的、象征性的描写，使人格风骨、情感道德与自然景物直接关联、相互对应。垂钓的渔翁、梅、竹就是画家“本人”，也是一种曲笔的描写。画家与其作品已经浑然一体，成为自己生命形态的展示，不是简单的感情宣泄。这是情与物的合一，情与境的合一，情与理的合一。这种托物言志、借景生情、以物喻理具有一定的自由性、随意性和灵活性。由于“物”和“志”的联系（已经程式化、符号化的除外）并非明显（不是完全的一一对应的），具有一定意向性、模糊性、朦胧性和不确定性，是暗含的、不是直接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缺少数值化的倾向和理性的反思。但从反映一种人生态度和生存方式看，达到了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涉及到联想、比附、引伸、隐喻、象征和人格化的表现手法，经过提炼、取舍和加工来高度概括和突出主题，表现出高度独到的观察和生活体验。它是反映自然界不同侧面的心理观照。画家不仅要掌握技法，还要讲究涵养与气象，要有那种气吞山河的“大丈夫”性格，格局和追求过小，画品的层次亦低。绘画强调的是心灵的感悟和个人创造的情境与风貌，而不是偏重临摹和技法。它把美学传统、哲学省思和时代精神融合在一起。（激情与理性、怀旧与狂欢、先锋与媚俗、养生与欣赏、对话与言志、回顾与畅想，都会在画的意境中有所表现。）

透视是“真实性”、“立体感”的保障。它利用了人的近大远小的“视错觉”，科学研究要指出这种视错觉，西画的写实要尊重这种错觉。“真实”也是人的一种精神现象，写实中有深刻的思想，也有关于来自对象信息的分割取舍问题。这种分解，取舍的精细方式形成了不同画家的风格。

中国文化中的物泛指主体之外的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文化是抽象的，也可以是不断变化的，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拟的。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体察哲理、把握规律。例如“水滴石穿”、“一叶之秋”、“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天地有好生之德”、“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等，强调的是智慧。

中国画不以色彩填满整个画面，要有不着笔墨的空白，与有笔墨着色之处形成虚实对比，相互补充，达到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讲究有详有略，太实则近俗，太虚则会完全“不似”，失掉了惨淡经营之妙。

中国画中“留白” 避免形成臃肿迫塞的局面，尤其是当要表示开阔浩渺和空灵的效果时，要留有适当的艺术空白。“留白”是一种整体观的反映，突出的是一种整体的综合的美。它还是一种“曲笔”，是“虚处藏神”，是一种别出心裁的构图，是一种以不全求全的简洁之美。利用不着墨色的空白来包容一切，展现一切，把有限与无限联系起来。这种笔墨上的简洁性，是画家才力的表现。在简单中蕴涵了“神”这种深厚的精神上的东西，通过最简洁的笔墨（模型）来表示极度复杂事物之间的联系。徐悲鸿的奔马，吴作人的骆驼，常常都只有动物，而不见草原或沙漠。山水画中常取一角、半边或取断山、截峰或取独木、孤舟来显示其“全”，从而扩大其艺术的容量。基于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性，观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进行“空处联络”与“无中生有”，虚拟出最恰当的背景，巧妙地利用“虚空”来构筑特别的韵味，表现运动所展现的时空特征，达到“无画处皆成妙境”。这是中国或东方传统文化的共同特点（由虚实相生，阴阳变化来传神），强调把内心世界，主观精神倾注到审美对象中去。读者发挥理性和直觉的想象作用去感悟、“去会意”，即使是工笔画也不追求在透视和比例上的精确严谨，因为那只是一种形似。过分地追求相像，会因为太逼真、太具体，而丧失想象的空间，会影响意境的表达。中国画强调于神似中追求工整，保持在“似与不似之间”，在毫厘之中见精神。完全抽象化的“不似”，抛弃了具象，走到了极端，会失去通用的艺术语言。只有观者产生“身临其境”或“融为一体”之后，才能真正认识，甚至还要打破常规，超越现实的时空制约才能领悟。

中国画的神似也是一种笔墨，通过忽略一些细节形成水墨与物象的分离，为传达一种思想，表达一种精神，突出精神与自然景象的关联，表达了生命世界中无形的真髓。从而使精确化、具象的东西甚少。这种物象意义的弱化，作为一种处理信息的过程与方式，突出了形式（造型、色彩和构图）与内容（题材、情节和角色）之间的一种非对称性、天然性和非直线性。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个性化的意境营造，形成人人都可以看懂的图形语言，用心去创作，把自己的心里感受创造出来。（当然也有分割、化简、提炼、浓缩的过程，只是没有传统西画所包含的那么多的理性与分析的成份，空白之处并非是一无所有。）如何抓住本质，对于同一题材因人的经历不同、处理方式不同从而体味和感受也就不同。这是一种不同于古人、今人及生活的艺术课题，要探索和求新就要不断否定自己，否定自己已被承认的东西就更难。

不是分析的方法，而是通过直觉和观察来提炼和浓缩。从整体出发，即从关系出发。把握整体的能力，是掠过细节的表面，片刻间通观全局，把握了哪个层次上的关系，也就把握了哪个层次上的全局（整体）。分尺度、分层次来研究，好像是形成一个不同声部的大合唱。极土的农家用具，因其处理和构造上的简洁而蕴涵着大雅，这是发展中的辨证，是一种动态的互为因果的关系。

中国画的主观与客观并不严格区分，画家自己也是景物的一部分，而不同于西画（一种置身其外的写实与观察）。中国画不受具体的时间、事件和地点限制。过去西画认为色彩容易破坏节制和均衡，不如构图、选题和透视重要。印象派依据在三棱镜下把白光分解成七色的原理与色料在调色板上五彩缤纷的现象，体会出了用最小的色彩单位去记录特定时刻和特定地点所感知的景象，因此条件色与写实的固有色并不相同（西湖在任何时刻看都是不同的，莫奈认为塞那河也是如此）。

中国文化更侧重智慧和谋略，标举一个“活”字，通过诗化的语言，具体的事例子来阐发一般的思想主张、规律原则和经验教训。它的内容可以超越形式，就像九伯皋相马一样，能透视马的内在神机，忽略雌雄和毛色，只关心他们应侧重内容，从而放弃他们不必牵挂的外在形式，达到笔不周而意周的境界。比如书法练到一定程度，其字符所代表的原意已经失去意义，力透纸背的是它“龙飞凤舞”的神韵，是骨子里的风雅。这是中国特有的线条艺术。

§1.5   分门别类与全息关照

宇宙是人的放大，万物是心的外化。所谓一叶之秋，见微知著，也都来自于全息原理。如何处理整体和理解全息问题，非线性思维极有帮助，抓住小与大在某方面的共同性、全息性。中国传统文化认为部分包含整体的全部信息，部分与整体同质同构（由阴阳五行决定），任何事物间相互关联，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但对事物间区别的重视不够。许多东西都是自然缩影，如盆景、庭院都是浓缩，散文艺术中“一粒沙里看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都是以小见大（或小题大做）讲究整体性的，一个男人是从女人那里学会生活，女人也是从男人那里学会了解社会。不知人焉知天，或不知天焉知人，所强调的是一种整体把握。科学与艺术互相借鉴、相互渗透、相互映照，彼此又是对方某一层次的揭示，同时属于一个大文化的系统中。不能把绘画语言简单地归结为一种物理学的，光学原理的应用。绘画语言虽不是自然科学结论的引伸，但它可以刺激旧规范的打破，促进新规范的诞生。科学思想、艺术思想与哲学观念相通，这是一种诗意与底蕴上的相通；这是一种根脉上的相关；是发展中的交叉与纠缠，他们都是“外师造化，内得心源”的结果。科学研究和新理论是对现成东西的背叛，常常具有惊世骇俗的壮举。

把今天人类用于解决问题的某些途径（如科学方法）作为唯一的方法，轻视古代文明的创造性和适应性，对古代文明所持的片面化观点是错误的（隐喻的混沌神话即为一例），应该不断地重新理解和诠释。文化是有生命的，不光有积淀、承传，还有演化与发展。

传统文化牢固地把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的个体行为扭结在一起，把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互作验证，具有强烈的伦理意识与审美倾向。它偏重于整体的横向联系，促使主体的心理活动能够超越原有的思维定势，向多维方向发展，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的特点。从非线性的角度看具有超前和深刻的定性特点，不能单纯用理性的方式去比较以及进行清楚的理解和传授。其内涵常远离其本身，甚至风马牛不相及。其精髓多要从其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中体会。这种强调内省的思考途径，割裂了感官经验、后天知识、逻辑思维和直觉认识的辨证关系，妨碍了对自然万物作全面系统和具体的分析。它还缺少局部的纵向研究，没有向更精细的专门化方向发展，缺乏对宇宙万物的特殊性和个性的探索，不利于局部研究和分解，过分偏重统一性，突出求同和相融。而西方学科则是通过分解、求异来求同。传统文化与西方科学走着不同的道路，只是在非线性科学中走到了一起，形成了交汇点。

“大”与“小”，整体与局部之间相互依存，相辅相成。非线性所说明的一个重要原理就是讲究事物的普遍联系。一方面，大系统是由无数个子系统组成的。所谓“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海；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所有这些，都是讲“大”与“小”辩证关系，讲办大事要从办小事做起。另一方面，小事连大事，小中见大。小的问题多了可发生质的变化，所谓“风起于青萍之末”。因此，办大事莫忘办小事，办好小事是办好大事的必由之路。从全息性或非线性的角度看，细节是不能忽略的。

在一定条件下，“大”与“小”还可以相互转化。“防微杜渐”反映了事物之间转化的规律。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有些矛盾“由小到大”，也有些问题“大事化小”。“轻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这句老话准确地道出了两者的辩证关系，它是非线性因果关系的认识萌芽。

老子说：“道生一（阴阳未分之前的混沌一体），一生二（宇宙剖分为阴阳），二生三，三生万物（阴阳运动生成新的统一体后生化出世界万物）”。一切功能关系和转变都与动态的阴阳观念不可分离，它们之间相互协调、渗透和竞争，达到一种不断演变发展与对立统一的具体关系，揭示了所有的复杂性都是由简单性产生的机理。(图灵机的数据处理是以0和1来处理十分繁杂的信息。)道作为天地万物的来源，又是宇宙万物的根本规律。它和由它派生出来的阴阳这一矛盾普遍地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道在时空是无限的、无形无像的，没有任何具体性质，超越一切具体的事物，而又居于万物之中。由于道不能用语言具体的限定性的描述，因而不能从一般认识途径获得，只有在无私无欲，致虚守静的境界中依直觉去扑捉、体悟。

中国文化是辩证思维，强调变异与发展的动态结构，反映出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物极必反的整体关联，维护矛盾的同一性以及矛盾体的平衡，防止矛盾的激化，避免了由于系统的失衡所造成的整体破缺，谋求中正适度、和谐一致，是防止事物向着不利或相反方向转化的有效方法，同时它也是一种辨证智慧的取胜之道。但中国文化缺乏冒险创新精神。“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敞则新，少则得，多则惑”，如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大勇若怯，大巧若拙，大辩若纳，柔能克刚等，推崇不偏执一端，保持无过无不及的自洽状态。这与非线性中“乱中有治”、“治中有乱”利用反面因素制约的作用来保持系统的稳定性是相一致的，尤其在相变点上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具有四两拨千斤的功效。从传统文化的整体性以及天人合一的思想看，认为人是一个小宇宙，包含着全部的宇宙信息。通过观察局部，完全能够把握整体，更进一步是“一枝一叶总关情”、“一粒米中藏世界，半边锅里煮乾坤”，反映了物质世界的“全息”特点。整体不是局部随意堆积，而是按照一定结构关系组成的体系。中国的园林艺术，特别讲究“园中有园，湖中有湖，楼外有楼，天外有天”的自相似嵌套结构。从广义的角度看，物质的属性离不开它包含的信息。宇宙间任何部分与其他部分及宇宙整体都蕴涵于其属性中，具有某种同一、等价的特点，这样一来才能彼此过度、相互转化，否则其统一性便遭到破坏（这与非线性科学中的自相似结构不谋而合，即：由局部推知整体）。传统文化以表示事物行为功能的动态形象为主体，而将事物具体物质“组成”作为辅从，只从起源和演化角度来对待，而不从万物的基本构成来看待，同时也不试图将形形色色的事物进行分解，研究其物质形态的存在（这与现代物理学中“靴袢理论”相类似）。

中国古典艺术重意境、重整体象征和整体观照，园林艺术讲究气势完整，以一贯之，把广袤的现实内容压缩在有限的画幅之中，在咫尺之内观万里之遥，于“方寸之间见天地山川”，以小天地关照大天地，活了方寸也就活了整体。（完整——全息）。艺术家们“以点带面”、“以此代彼”，例如：“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中国画与雕塑艺术虽然准确上不如西方（没有逼真的细节描写，细节不细），但借助人物富有特征的动作、表情以及局部的夸张，以整体和综合的方式来生动传神地刻画人物的内涵与性格，达到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不执着于语言文字，意在言外、悠然神会。例如，中国的乒乓外交（以小球推动大球）；毛主席邀请美国友人思诺走上国庆观礼台，都带有暗含和隐喻的色彩。

传统文化强调事物相互包含、互相兼容、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整体性，是一种朴素的直观整体思维方式。中国的整体论是合一之道，这里的“道”既指宇宙的本体、总根，又包含万物万事产生、发展、演化的自然法则，体现宇宙的整体性，与事物发展的自然法则有相通性、一致性。演化中的不对称，特殊（变异、离奇、不同等）是一种对称的破缺，是一种平衡的失调，例如：养生和治病是一个平衡，动态平衡，因人而异的平衡。

阴阳平衡，气血平衡，脏腑之间变形成一个整体的调节而达到平衡。因此，中医学中把人的脏腑、经络、筋骨作为一个整体来辨症，并把自然界的阴阳，五行概念运用到病理研究中，把人当作一个宇宙，人与宇宙“全息”。孙子兵法中，把“道、天、地、将、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军事。合中有分，分中有合，相离相即，相即相融，这是一种动态的辩证的整体观，侧重于研究自然的发展、变异、演化规律。其对立的范畴可以兼容、互补、交渗和转化，这种侧重于高层次、宏观性的直观，忽略了艰苦细致的微观推理，缺少量的精确性和质的规定性，不利于认识的言传和描述的准确与深入；重视事物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在演化继承的同时，也造成了概念的隐喻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因而能够容纳五花八门的解释，形成了朴素的辩证观念和推理的不严格性。在经验基础之上的类比和类推并不是运用严密的逻辑推理、精确策划和认识范畴，它是以经验为参照，从整体上把握对象，有时能体验证悟出逻辑上所不能揭示的意境。

阴阳是介于虚实之间，心物之间的物质，是自然的物象属性，可以分为阴阳，也可以不分阴阳，从对立与对隅的两部分合成，也可以从整体角度，多方位去对应外界的大自然。非动、非静、亦动亦静，无从直观分解“参合”在一起的状态，都可以参照此处最原始的阴阳含义。《易经》试图用两个具有对立性的符号“—”与“-- ”，（数学中正负号或可比拟）来代表不同性质的事物，通过他们的排列组合形成多种外相，借以说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

中医用药是草、木、动物、矿物等诸多味药形成的君、臣、佐、使的“配伍”整体。同一医师针对不同的病人，或同一病人的不同治疗阶段的处方都不同，从恢复机体的整体的动态平衡来下药，用药物将人的机体激活，形成抗体，达到整个机体的动态平衡，实现以治本来治标的目的，这是“来自于自然，归于自然”，达到了人与自然的统一。而西医分科严格，各自管治一种病，所以在诊治时都是从局部到局部，因而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医风，用药常常是单一的化合物，甚至可以用一个具体的分子式来表示药物的成分，它针对人身体的局部病灶，运用相应生化反应来直接治疗。

“养心知性以知天”的认识论与“天人合一”的整体论相互补充。它把整体关系归结为某种直观可见的事物的联系，如：金、木、水、火、土，是一种类比推理的方法，古墓中五色土与（阴阳五行）一致，墓穴的几何造型和墓主生前居室采用一样的几何形状，是一种整体性（玉帝、阎王爷等神话，反映了天界、冥界和人界合一的整体观）。因此，古人“视死如事生”。传统文化认为天象、气象等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之间存在某种一致性，而忽略其中存在着不同的质和特征，例如：天有五行，人有五常、五脏，天有六气，人有六情等。

不着人为，自然化生，人类不能以自己的主观意志来强行改变或违背自然界万物各自的特殊本性，“有无相生”，“物各有性”。有所为，有所不为，就是一种整体观，是道法自然、师法自然，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持续发展，与天斗，与地斗，是蛮干和盲动。（相克相生、与狼共舞）自然的过程是自生、自长、自发展、自复制的过程。对于这样的过程，任何干预都可能违背自然规律，故主张无为而治，自然而然。有所为指的是人只有在尊重客观规律（管理系统的环境、资源和人的条件）的前提下，才能正确地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自强不息，勇于进取，达到人和自然之间相互依存，共同发展。但不是听天由命，无所作为，也不是知足要命，不思进取。

西方文化强调通过对话来达到沟通，西方思维是以把握构成为基本特征并通过科学实验与仪器检测来直接验证的，而中国对自然发展变化规律的认识靠的是直觉和感悟。

诗歌、散文中采用隐喻，其中的“理性”、“道理”需要体味，不能直白说出来。 科学是描述性的，要求概念清晰、言传意达，将语与意、物与像尽可能明确的一一对应，企盼定量的精确表达，渴求唯一性和高度抽象化，达到普遍性。艺术是文化的根脉，也是科学的命脉，是基础，是底蕴，只有根深才能叶茂。它以另一种信息处理方式揭示客观世界的本质，是科学的诗外功夫或他山之石。科学与艺术均有两重性，它们互相包容、互相映照（复杂、模糊、随机、偶然与明晰、确定、必然）、相互渗透，是一种整体效应，需要“兴趣”与“妙悟”，用精神上的超越，来摆脱身体和现实上的局限。

民族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在整体中存在地域差异，因而存在着有差异文化的相互作用。民族文化早已渗透华夏子孙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中。同一地域形成的集体心志与意识，共同的风俗、文化、习惯的积淀，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东西。

骨子里的地域影响是消不掉的，因此一方水土培养一方人的性情，（传统习惯、风俗、饮食的不同，形成了共同的价值取向，构成了性情上的一致性以及认识与理解上的相同性）。这是一种整体与局部的相似性。以长安画派为例，长安有周、秦、汉、唐等十三朝古都的传统积蓄，山川雄壮、地域开阔，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给人以无边的遐想；黄土高原的农家用具像一个历史文化的博物馆，把极土的东西和极雅的理念勾织在一起。现在传统的东西，可能就是未来现代的东西，它传达着一种思想，表述着一种精神，盲目追求现代是不行的，这也许就是它们的魅力。

民族性格是由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思维方式、人生态度、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心理特征等多种要素和多种层次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特质的一种凸现。个体是对该民族文化模式的认同和内化，形成社会化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少数民族的服饰（苗族）是穿在身上的史书，上面有离奇的神话和深渊流长的历史。它是历史的延续，是生活中的场景，只有生活在其中，才能感悟到人与自然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山水的可观、可行、可游、可居，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天地人合一的精神。

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儒家文化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中，中国传统社会讲究人际关系，每个人都要服从别人，个人和群体发生矛盾的时候你要去服从集体；而西方文化认为主客两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沟通是通过对话来完成的，人和人之间有独立的人格，组织的凝聚力在于有共同的价值观。因此，西方是以我为中心，形成了以个人主义为最基本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我认为，每种文化都有其各自优点和缺点，从人类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两种观念是需要互补的。例如，西方很多人看到西方社会的很多问题，他们就会发现可以在东方文化中学到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可以用来调节西方社会存在的问题。而中国现在开始注重个人的价值，注重个人的发展，由于个人的发展和个人的价值带来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和价值。我们在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基础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东西方文化也都有各自独立存在的价值，不能互相替代，没有优劣之分。我们既不能妄自菲薄，也要开阔眼界，看到世界上不同的东西。只有认清这些差异，才能更发际发展。

 

东方文化认为人与人交流是通过融为一体来实现的，为集体更高的利益，可以牺牲个人的利益，重传统不重理性，重虔诚不重反抗，讲无私奉献而不重浪漫，这些文化是经历了几千年的浓缩，正确的认识需要几千年的时间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