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读博时，有一年暑假我回台北看我生病的爷爷。我的一位高中同学跟我说

一位在大陆做生意的台商正在台北，想找一位懂英文的机要秘书，问我有没有兴趣。我想到我少女时代的梦想，想我如果到大陆去，做一段时间了解环境后，离开机要秘书的位子，找一家工厂当女工，然后找个老实鲁钝脾气不好的农民工嫁了，用我还不错的容貌让他快乐，用我的柔情抚平他的脾气，替他生养孩子，给他一个温暖的家，实现我少女时代的梦想。当然在台湾也有许多底层人士，但在台湾我有许多既有的社会关系，很难隐名埋姓做这种事。

于是我去应征这份工作，当场拿到offer。那位台商说请我吃完饭，好多谈工作的事情。赴晚餐之约前父亲给我一个当地的小手机，说有事就赶紧打给他。吃晚餐时那位台商尽谈他个人的事而不是谈工作，让我觉得很不安。然后他又建议晚餐后去唱歌。我假意敷衍，借着上洗手间赶紧打电话给我父亲。我父亲很快就出现，原来他就在餐厅附近徘徊。他借口家里有事就把我带离开那里。那份工作我当然就放弃了。

如果当时那位台商不是那种人，或许我就真的走上那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