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这个国家是国际热点的常客，出镜的原因多数是因为怼美国，甚至扬言要消灭以色列。
这个国家在中国的民间舆论场中热度也不低，前不久伊朗议会议长率领的高级别代表团还对中国进行访问。由于靠谱的信息不多，谣言四起，也让这个国家显得十分神秘。不过，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中伊保持着十分亲密的关系，甚至是“准盟国”。
然而在伊朗多少待过一段时间的人都很清楚，这一切暧昧不清的讹传背后，所谓的“盟友”仅存在于想象中。
低调不张扬
总体来说，中伊一直保持着比较友好的关系。中国是伊朗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产品充斥着伊朗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企业在伊朗有诸多投资项目。伊朗也是中国能源供应渠道多元化中比较重要的一环，伊朗外长扎里夫（Mohammad JavadZarif）曾公开表示，伊朗可以成为中国稳定的能源供应方。不过对于中伊合作的细节，两国一向低调处理，这是一种传统。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新生的伊斯兰革命政权在推翻巴列维国王（Mohammad Reza Pahlavi），清算外来势力的过程中，怼天怼地怼空气，和前巴列维国王关系还不错的中国和欧美西方国家一样，都属于被批判的对象。
形势比人强，随后到来的两伊战争让伊朗重新与中国走近。随着战事推进，巨大的战争消耗让霍梅尼（RuhollahMusavi Khomeini）手中的美制高精尖装备损失殆尽。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伊朗迫切需要寻找一个多快好省的武器供货商。对于高举反霸权、反西方大旗的伊朗，中国成为唯一的选择。军火贸易成为中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展开广泛合作的开端，而双方对此都尽可能保证低调处理。
延宕8年的两伊战争以双方筋疲力尽罢战言和而告终。在战后的岁月里，特别是伊核问题事发后，伊朗与周边阿拉伯、以色列及欧美等国家纷争不断，矛盾升级，并不断遭到国际制裁。与此同时，向来不介入干涉中东恩怨的中国与包括伊朗在内的本地区国家的合作在不断扩大。不节外生枝，闷声大发财的中国企业很少宣传自己在伊朗的存在，即便已经成为在伊朗规模最大的外资集团。
单纯贸易关系
2018年12月5日，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谈时，按照美国方面要求，中国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遭到加拿大扣留，罪名涉及华为在伊朗的业务。
事件引爆的舆情和外交纷争至今仍在发酵，但焦点早已转向中美大国关系，而很少有人还关注事件本身细节。
按照了解华为在伊业务的知情人士的说法，华为与其他绝大部分在伊开展业务的中国大公司一样，在商言商，所有的经营活动都符合欧美国家和联合国对伊朗相关的出口管制规定，不会为伊朗特别承担所谓的“政治任务”，牺牲任何商业利益。特别是华为在伊朗业务的贸易合规水平在中资企业圈内很出名。
而伊朗方面对中国公司也没有特别的礼遇。尽管在2012年至2015年伊朗因伊核问题遭到美国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严厉制裁的情况下，欧美日韩的企业几乎都从伊朗跑路，只有中国公司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坚守下来。然而当伊核协议签署后，西方公司再度对伊朗产生兴趣，伊朗方面几乎立刻对中资公司翻脸。在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时期，中伊能源合作迅速推进，但在伊核协议签署后，中石油（CNPC）和中石化（Sinopec Group）再没有在伊朗拿到一口井。按照一些中资企业人士的回忆，当时伊方中止了与中国的大部分合作，有意把一些项目转给欧洲人做，不要说礼遇中国公司，这种做法简直可以说是歧视。
实事求是地说，特朗普退出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是以美国国家信誉为代价的背信弃义，不少中国公司私底下，虽然不至于天真地认为自己在伊朗的好日子又来了，但对伊朗人的境遇并不同情。在单方面撕毁合同无视商业契约精神方面，伊朗的纪录确实不干净。
不过在正式的外交场合，中伊双方的领导人都会在口头上对两国传统友好关系表示一番赞美。每当美伊关系紧张，一些关于中伊关系紧密的消息就会在中国坊间流传开来，消息多来自伊朗和俄罗斯。每到这些时候，伊朗都在幻想中国能当自己的“备胎”。
意识形态冲突
2016年习近平在访伊期间曾会见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Ali Khamenei），会谈中哈梅内伊曾表示“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给予的支持”。作为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对外国领导人说“谢谢”十分罕见。
基于反西方和其他一些因素影响，在伊朗国内政坛处于强势地位的保守势力，对与中国发展关系持相对积极的态度，但本质上，伊朗在意识形态领域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乃至全球发展潮流都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首先，伊朗高层对独立自主异常坚持，在外交方面不仅从未向任何大国强国纡尊降贵，还保持着高度的怀疑与警惕。事实上，伊朗自身并不倾向与任何主要国家发展过于亲密的关系。
再者，伊朗的独立自主近乎“魔怔”，多年来一直在倡导所谓“抵抗经济”。这种经济发展理念一方面鼓吹“多出口”、“少进口”，为发展对外贸易设置了高关税壁垒和愈发复杂繁琐的政策壁垒，另一方面在招商引资方面对“合作共赢”缺乏认知，把“工程项目包给外国人就是卖国”、“资源宁可闲着也不能让外国人占伊朗便宜”的想法十分普遍，近乎偏执的追求自主生产和组装，哪怕自产自造的产品成本更高也在所不惜。这种封闭、孤立的观念与全球化时代的开放与包容的发展理念越来越格格不入。从中国的立场看，这与倡导互联互通的“一带一路”倡议相抵触。
因为孤立封闭，伊朗对世界的认知也越来越脱离实际，有着不切实际的自我评估。
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前后，伊朗学者和高层曾通过不同渠道表达了希望与中国发展更加深入和紧密关系的愿景，但了解相关情况的中方人士认为伊方的想法十分夸张。一方面，伊朗对自身实力十分自信，认为自己足以参与到中美俄三方博弈中，并扮演重要角色。然而事实上，伊朗只有一个相当于中国新疆的面积，全国经济总量仅相当于广东省的1/3。
另一方面，伊朗对中伊关系有着不切实际的设想，希望能形成紧密关系与美国对抗。而集中力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当前中国最重要、最关键的核心利益，服务于现代化建设大局，为此争取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是外交最重要的任务。因此，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序列中占有优先地位，事实上，伊朗既非大国也非周边国家。中国绝无可能为了伊朗盲目地与美国对抗。
当然，能源供应渠道多元化牵涉中国核心利益，伊朗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但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就是当前中国对于发展中伊关系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本文首发于《多维CN》第44期，作者系中国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